「詩分唐宋」，是南宋以降古典詩學批評中討論頗多的話題。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總結說：「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意在強調唐詩、宋詩是兩種各有所長的審美範式，雖與朝代有關，但可以超越朝代的時間限定，審美意義上的「唐詩」不一定出自唐人，「宋詩」也不一定出自宋人。
由「詩分唐宋」引出一個問題：唐宋兩朝的其他重要文體，比如與詩歌關係密切、被稱為「詩餘」的詞，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具有審美意義上的「唐詞範式」與「宋詞範式」呢？從唐宋詞產生的文化土壤、創作實踐以及美學接受等方面來看，「詞分唐宋」不僅可能，而且是一種客觀存在。
01
「詞分唐宋」的文化土壤：
中唐到北宋的漸進式文化轉型
文學審美形態的演變，與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關。在中國文化史上，唐宋兩朝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折期。以中唐為界，從魏晉到盛唐一直在政治體制中處於中心位置的門閥貴族日益衰落，而通過科舉躋身仕途的寒門庶族勢力則不斷增強，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門閥貴族，形成了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經濟上，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製，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商業經濟日趨繁榮。文化方面，思想領域由儒、釋、道三教並行走向以儒為主兼融釋、道的理學獨盛。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則使知識迅速擴散，社會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
今人通常將中唐之前上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稱為「唐型文化」，中唐發端、成於宋代的文化稱為「宋型文化」。「以丰神情韻擅長」的唐詩與「以筋骨思理見勝」的宋詩，分別是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所開出的精神花朵。「詞分唐宋」的現象，也與唐宋文化轉型有關，但與詩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詞作為一種文體，在盛唐以前處於萌芽狀態，到中唐之後才有較多文人投入創作。其小令體式成熟於晚唐五代，而小令、長調並盛，風格多姿多彩的繁榮局面，到北宋後期才初步形成，至南宋始「極其工」「極其變」。可見，它的發展、成熟期是在「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轉變發生之後。
不過，文化轉型並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後，「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長期存在。比如科舉考試，終唐之世不僅取士數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六朝貴族的流風遺韻、「富貴氣象」，仍為士人們悠然神往、反覆詠嘆。作為「宋型文化」思想內核的儒學，雖從中唐的韓愈開始就呼籲復興，但到仁宗朝慶曆前後才真正實現，理學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後期。
據此可知，唐宋文化轉型的發生，並不意味著「唐型文化」馬上就被「宋型文化」取代，只不過「宋型文化」諸要素在與「唐型文化」諸要素的相持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占據了主流地位。這種漸進式的變革，為中唐以後「唐型」詞的產生及其向「宋型」詞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土壤。
02
「詞分唐宋」的創作實踐：
「唐詞範式」與「宋詞範式」的生成與演變
從詞的創作史來看，唐五代、北宋總體上屬於「唐詞」的時代。晚唐五代的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詞範式」的奠基者。他們的基本創作方法是「以唐詩為詞」，即採用與唐人絕句、律詩相近的小令體式，將唐詩的藝術手法、創作經驗運用到詞中，營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韻味。其中，溫、韋所代表的花間詞風與馮、李所代表的南唐詞風又各為「唐詞範式」之一體。「花間體」純為應歌而作，產生與傳播於貴族宴飲娛樂的場合，多寫類型化的艷情閨思。「南唐體」雖也有應歌的目的和作用，卻常常融入憂生憂世之思。李煜亡國之後的詞作更是像詩歌一樣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懷，抒寫國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詞壇在神宗朝以前，基本處於「唐詞範式」的影響下。柳永雖以慢詞創作打破了小令一統天下的局面，其「以賦為詞」的手法也開啟了宋詞新風，但因「俗」名而未獲主流認同。在北宋後期，隨著宋型文化的發展、成熟，「宋詞範式」也初步生成。
所謂「宋詞範式」，是指體現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詞體審美範式。這種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科舉制激發了士人參政議政、關心社會的淑世情懷；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哲學思潮造就了敏於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識普及化帶來的對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學習、整合與運用。以此來看北宋後期詞壇，則「宋詞範式」的構建主要有兩條道路。
一是以蘇軾為領袖的革新派。他將「以唐詩為詞」變為「以宋詩為詞」，把宋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作風引入詞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遠的意境。作詞是為了盡情抒寫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際遇、哲理體悟。二是以周邦彥為代表的改良派。他的詞在內容上保留了「唐詞」特點，形式上講究協律可歌，但在藝術表達上發展了柳永的「以賦為詞」，注重鋪敘、思力、典故運用，體現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識素養與以理節情的美學追求。
「宋詞範式」儘管在北宋後期已初步形成，但無論是革新派還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詞範式」的主流地位。蘇軾與周邦彥的詞作為經典的審美範式被廣泛接受，是從南宋開始的。
南宋為宋型文化成熟之後的穩固發展期。理學流行，復雅呼聲高漲，士大夫的心態日益內斂。前期由於國勢劇變，士人多懷抗金恢復之志，因此蘇詞言志述懷、不拘音律的作風受到重視。辛棄疾接過革新派的大旗，將「以宋詩為詞」的作風發揮到極致，慷慨悲壯地書寫英雄之志、失路之嘆，完成了「宋詞範式」中「蘇辛體」的建構。南宋中後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彥注重技巧、音節和雅、用典豐富的詞風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彥的基礎上改良，以江西詩法入詞，用健筆寫柔情，矯穠麗為清空，開創了格高調雅的風雅詞派，形成了「宋詞範式」中的「周姜體」。「宋詞範式」成為南宋詞壇的主流。
03
「詞分唐宋」的美學接受：
「宗唐」派與「宗宋」派的形成與融合
從唐宋詞的接受史來看，歷代不少人注意到了詞亦如詩，存在著「唐音」「宋調」的美學差異，並且形成了「宗唐」派與「宗宋」派。「詞分唐宋」的現象，也由此可證。
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涉及詞體唐宋之辨的比較。如北宋後期李之儀推崇以《花間集》為代表的唐詞之「韻」，認為學詞當以《花間集》為主，以宋人為輔。李清照則從儒家詩教說的角度批評唐五代詞，並在堅持詞應保持協律可歌的體性的同時，提出了高雅、鋪敘、典重、故實等詞體審美標準，顯示出宋型文化的影響。
南宋詞壇創作以「宋詞範式」為主，理論上也與此相應，前期多崇蘇，後期多尊周。而「唐詞範式」中的「花間體」，則處於褒貶並存的境地。人們一方面肯定唐詞的藝術，奉《花間集》為「倚聲填詞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評其不合政教，認為其靡麗的風格無補於世道人心。金元詞壇主要「宗宋」，但南北風氣不同，北方的元好問等人主尊蘇、辛，南方的張炎等人則力推周、姜。
明代詞學進入自覺期，人們對於唐宋詞的審美差異，有了明確的比較意識。李開先在《歇指調古今詞·序》中說：「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明代中後期，由於心學影響下主情說的興盛以及文壇的擬古主義思潮，尊唐復古成為詞壇主調。徐渭在《南詞敘錄》中明言：「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至明末清初，更是出現了以雲間派詞人陳子龍為首的「宗唐」派。他們學習花間、南唐詞風，專作小令，對詞之「宋調」置之不顧。
清代前期，王士禛、納蘭性德等著名詞人都有「宗唐」的傾向。不過，「宗宋」的勢力也在此時崛起，形成兩大派別：一是以陳維崧為首，發揚了蘇、辛詞風的陽羨詞派；一是以朱彝尊為宗，學習姜夔、張炎詞風的浙西詞派。浙西詞派因為符合官方「清真雅正」的審美觀念，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清朝中期以後，社會亂象漸顯，於是以復古為口號又注重反映社會現實的常州詞派應運而生。該派的開創者張惠言尊尚「唐音」，奉溫庭筠詞為最高典範，在華美的辭藻、深婉的意境中寓有政教大義。這種對「唐音」藝術典範的重新闡釋，其實是融入了詞之「宋調」的政治品格、現實價值。該派理論家周濟主張學詞應從「有寄託」的南宋詞入，從「無寄託」的北宋詞出，也是融合唐宋之意。
也有詞學家運用新的理論體系去評價唐宋詞，其中王國維是突出代表。他融貫中西文藝理論，建立了以「境界」為核心的詞體審美標準。他讚美唐五代北宋詞有「境界」，批評辛棄疾之外的南宋詞無「境界」，尊「唐音」貶「宋調」之意非常明顯。但他後期對既具「宋調」新質又保留了一定「唐音」特色的周邦彥詞評價頗高，說明其詞學觀中也有融合唐宋的一面。
總之，唐宋文化轉型是一場複雜而深刻的變革，由此產生的文學審美範式上的唐宋之分，不僅存在於詩中，也存在於詞中，還可能存在於其他文體中。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高峰，唐宋文學在這場頗有「文藝復興」意味的文化轉型中的表現，還有不少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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