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古城城南的太和村，有一座立於唐代宗大曆元年（公元766年），高3.02米、寬2.27米的大型石碑，這就是1961年被列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南詔德化碑。這塊碑的內容是什麼？這塊碑為什麼重要？讓我們來慢慢梳理。
德化碑正面刻碑文40行，約3800餘字，經過千百年的風風雨雨，現僅存殘破碑文256字。碑陰刻書41行，詳列南詔清平官、大軍將等職銜和姓名，也大多無法辨識。幸而明代以來的《雲南通志》等典籍多錄有此碑全文，使我們得以知曉碑文的內容。
碑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簡要記述了皮邏閣及閣羅鳳平定雲南，受封雲南王的情況；第二部分字數最多，詳細描述了因唐朝鎮守西南地區的官員「奸佞亂常」「妄奏是非」，閣羅鳳不得已起兵自保，擊敗多路唐軍的經過；最後一部分歌頌了閣羅鳳的功績。
要理解德化碑的內容，我們還是得從碑文里記載的事件說起。
南詔德化碑碑亭
受封雲南王
唐朝建立後，延續了前朝對雲南地區的統治和管理。一方面設立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賓）和姚州都督府（治今雲南姚安），由中央派遣官員直接進行管轄；另一方面又普遍採用羈縻制度，設立羈縻州、縣，以少數民族上層首領擔任刺史、縣令。
此時在滇西洱海地區，有六個部落逐漸強大起來，其中發源於巍山的蒙舍詔，因其位置最南，又被稱為南詔。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蒙舍詔的建立者細奴羅派長子羅盛前往長安朝覲，唐高宗封細奴羅為巍州刺史。之後幾代南詔首領及子嗣都得到了唐朝中央的冊封。這不但進一步密切了邊疆與內地的聯繫，而且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皮邏閣時期，南詔勢力更加強大，他擊敗了其餘五詔，這樣，洱海周邊地區都歸屬於南詔。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冊封皮邏閣為雲南王。隨著南詔勢力的擴張，其管轄的範圍也擴大到了近乎今天的整個雲南。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於雲南的經濟社會發展，促進民族融合的。
「迫不得已」的戰爭
皮邏閣的兒子閣羅鳳即位後，繼承了雲南王的爵位。由於南詔勢力不斷增強，中央派遣的姚州都督試圖扼制其發展，致使中央和南詔之間的矛盾升級。
在德化碑中，閣羅鳳列舉了姚州都督張虔陀挑起民族矛盾的罪狀，包括：唆使南詔內部動亂、打壓與南詔關係好的官員、對南詔重征糧食稅收等。閣羅鳳為此曾要求中央派人徹查，但使臣收受賄賂，袒護張虔陀，張虔陀還上奏說閣羅鳳要反叛。因為中央派遣的官員沒有處理好與南詔的關係，所以南詔承受了很大的委屈，後面發生戰爭，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天寶戰爭中，鮮于仲通和李宓率大軍攻打南詔，卻都被南詔擊敗。
上至中央的權相楊國忠，下至地方主事的章仇兼瓊、鮮于仲通、張虔陀，他們「欲求恩幸立邊功」，錯誤處理民族關係，試圖激化矛盾，挑起戰爭，以期通過戰爭牟取私利，結果使得「萬里忠臣，受奸邪之害」「邊功未立生人怨」，對於中央和南詔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杜甫的《兵車行》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都記錄下了中央與南詔的戰爭給百姓帶來的苦難。
由於南詔是不得已而作戰，戰爭獲勝後，念及長期以來與中央的良好關係，南詔對戰死的唐軍將士妥善處理，「祭而葬之，以存恩舊」。閣羅鳳知道，雖然與中央一時交惡，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人心所向，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南詔遲早要與中央重歸於好。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並在碑文中表達他迫不得已作戰的心情，「若（將來）唐使者志（至），可指碑澡祓（洗清）吾罪也」。這也就為此後雙方會盟埋下了伏筆。
重歸於好
二十多年後，南詔王變成了異牟尋，唐朝皇帝也已不是唐玄宗，而禍國殃民的楊國忠早在馬嵬坡成了刀下鬼。中央和南詔的統治者也都認真總結了天寶戰爭的教訓，國家重歸一統成為了雙方共同的願望。
在南詔任清平官（宰相）的漢人鄭回一直勸說異牟尋重新歸附唐朝中央政府，異牟尋因而開始與中央展開接觸。唐朝宰相李泌也向唐德宗建議修復與南詔的關係。
貞元九年（793年），異牟尋派出使團前往長安朝見唐德宗，以表達歸附中央的決心和誠意。唐德宗親自接見使臣並賞賜厚禮，下令劍南節度使韋皋主持與南詔的會盟事宜。於是，韋皋派遣崔佐時率領唐朝使團前往羊苴咩城（今大理市）舉行會盟。次年正月初五，異牟尋與崔佐時登上點蒼山上的神祠，立下「誓為漢臣」「永無離貳」的誓詞。
為鞏固點蒼會盟成果，唐德宗又派出以禮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為首的高級別使團出使南詔，冊封異牟尋為「雲南王」。冊封儀式後舉行的宴會上，異牟尋對袁滋表示，皇帝重新賜給我爵位，我們子子孫孫將永為唐臣，為大唐守衛西南邊疆。
此後，南詔每年都會派遣使團前往長安朝見天子，並定期派出大批子弟前往成都學習內地先進文化和農業、科技、醫藥等知識，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的溝通交流和情感融合，對唐朝穩固西南邊疆、開發雲南，促進雲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豐碑
南詔與中央為何能夠重歸於好，或許很多人會從政治、軍事等角度來分析，但最為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就是認同感——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從德化碑記敘南詔歷史和政績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南詔的統治者在制定政策時，接納採取了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
「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僭，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德化碑里這樣的描述，如果不加說明，恐怕不會有人懷疑這就是唐朝中央政府的治國方略。可見，儒家的忠孝觀念和德治思想，已經成為了南詔的基本政治倫理原則，成為了凝聚古代雲南各族的精神紐帶。
德化碑中說閣羅鳳「不讀非聖之書」，可見南詔最高層的統治者非常重視學習中華文化，雲南各民族也在與內地各民族長期交往中深受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內地文化的影響，德化碑本身儒雅流暢的文字和富麗的辭藻就是最好的例證。從東漢的孟孝琚碑，到東晉的爨寶子碑、南朝的爨龍顏碑，再到唐朝的德化碑，這是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顯現著中華文化在雲南地區的傳播從未中斷，祖國大家庭中各民族的聯繫和交往日益緊密，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礎。
今日語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南詔德化碑背後的故事，正是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頁。它印證著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即：我國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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