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東征是中世紀歐洲發生的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它高舉「聖戰」旗幟去往東方，驅逐異教徒收復「聖地」耶路撒冷，以擴大基督教世界的影響。

公元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在歷次東征中最明顯的特徵是：東征的目標發生「轉向」，攻陷了同宗的拜占廷帝國，使拜占廷帝國陷人分裂與衰落。這一結果使東地中海地區的主要國際力量發生了變化，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東地中海地區的交流與互動，對整個東地中海地區未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長期以來，學者們在第四次十字軍轉向的問題上有頗多關注和研究，但對此次十字軍東征的影響分析得不夠全面和深入。筆者擬對此次十字軍東征的影響做一較為全面的探討。

一、對拜占廷帝國的影響

第四次東征，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後，除瓜分贓物外，還對拜占廷帝國的領土和政治權力進行分贓。威尼斯總督丹德羅志在發展威尼斯本邦，無意爭奪新建立的拉丁帝國皇位，但他在推選拉丁帝國皇帝的人選問題上起了主導作用。

由於他的干預，最初的候選人卜尼法斯侯爵沒能當選，這是因為卜尼法斯的領地很接近威尼斯，有可能成為威尼斯未來的競爭對手；其次卜尼法斯身為第四次十字軍的領袖，影響太大，將來有可能把新帝國建設成為威尼斯在東地中海的商業競爭對手。

最終心懷不滿的卜尼法斯，只能被迫接受拜占廷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作為領地。十字軍對被征服的拜占廷帝國的瓜分，基本上是按照1203年「三月公約」的規定進行，但在落實的過程卻充滿了勾心鬥角的爭鬥和交易。鮑德溫(丹德羅支持的首任拉丁帝國皇帝)和丹德羅占有首都君士坦丁堡，鮑德溫分得占領區的5/8，而丹德羅獲得3/8。

鮑德溫還獲得了色雷斯地區南部，以及連接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愛琴海上的一些大島，如萊斯博斯島(Les—bos)、薩摩斯島(Samos)和休斯島(Chios)，也歸皇帝鮑德溫一世占有。

威尼斯獲利最為豐厚，除了得到富庶的君士坦丁堡商業區和聖索非亞大教堂外，還分得了許多貿易口岸，包括巴爾幹半島西岸的都拉索，亞得里亞海上的科孚島，以及愛奧尼亞海、愛琴海到小亞細亞、敘利亞西海岸的幾乎所有原屬拜占廷帝國的天然良港和島嶼，為自己在東方的商業貿易開闢了一系列海岸據點。

從此，興起於亞得里亞海濱瀉湖地區的義大利城邦國家威尼斯，經過幾個世紀的經營，在1204年以後到達其歷史發展的頂點：它有效地控制了自亞得里亞海到敘利亞及阿拉伯、紅海及波斯灣、北非海岸的重要海上通道，實際上繼承了其原來宗主國拜占廷在東地中海貿易中的地位，成為東地中海貿易區的「新霸」和東地中海貿易文化區的新一代「女皇」。

當然，威尼斯以前所擁有的一切貿易特權也完全保留下來。從威尼斯所獲的這些富庶商業區和貿易口岸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威尼斯參與第四次十字軍的最終目的，是攝取原拜占廷帝國的商業利益，這也是第四次十字軍改變行軍路線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沉重打擊了拜占廷帝國。帝國被拉丁人一紙協議瓜分，在古老帝國的疆域內出現了大大小小若干個封建領地。拜占廷帝國剩餘勢力分裂成三部分，即位於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帝國、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帝國和希臘的伊庇魯斯專制君主國。

這三個希臘人主導的國家皆以拜占廷帝國的正統自居，不但不能團結一致，反而在內訌中消耗自己的實力，大大推遲了收復君士坦丁堡的時間。

不過，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新建立的拉丁帝國，也始終未能完全征服原拜占廷帝國的領土。拉丁帝國立國伊始就幾乎是一盤散沙，且長期面臨瓦拉幾亞一保加利亞王國和尼西亞帝國的夾攻，人口嚴重短缺，政治上長期動盪不安。

拉丁帝國不僅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也沒有實現宗教上的統一，尼西亞帝國的大教長始終不承認君士坦丁堡拉丁大教長的合法性。

但對於拜占廷人來說，最糟糕的是拉丁人將西歐的封建制度引入到希臘，既摧毀了原拜占廷帝國統一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又瓦解了國家統一的社會基本結構，導致1261年復國後的後期拜占廷帝國，仍舊長期陷人類似西歐中世紀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再也沒有能力重新發展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後期拜占廷帝國一直沒有從1204年的打擊中恢復元氣，它屈從於數量眾多的西歐封建公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東部帝國不復存在，永遠喪失了一個國際性政治大國的地位。甚至在復國之後的帕列奧列格王朝的統治下，雖有短暫輝煌，也難以恢復帝國昔日的榮耀和影響。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拜占廷的統治精英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於拜占廷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一場「彌天大禍」。拜占廷的統治階層，由於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園而失去了方向感，君士坦丁堡的精英們，開始對這次災難進行反思和解釋。

拜占廷歷史學家尼基塔斯·侯尼亞迪斯認為流亡是對昔日罪孽的懲戒。在尼基塔斯看來，拜占廷人現在的遭遇與當年以色列人的流亡非常相似，他把尼西亞的阿斯卡尼亞湖比作巴比倫湖，「流亡的拜占廷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樣，將要獨自為自己所犯之罪進行救贖後才能重新得到上帝的護佑」。

面對拉丁人的威脅，拜占廷人還是竭力保持東正教的純潔性。如果說1204年之前拜占廷人對拉丁人表現為「克制的敵對」，那麼在1204年之後則變成一種「明顯的仇視」。這種仇視從1204年之後兩大教會屢次談判中的針鋒相對可見一斑。

羅馬教皇使節佩拉鳩斯更是進一步證明了拉丁人對於東正教會的傲慢，1214年，他關閉了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堂，逼迫希臘的僧侶承認教皇的至尊地位。針對這種倒行逆施的活動，君士坦丁·斯蒂爾貝斯完成了他的著作《反拉丁人》。

這是一部反拉丁人的重要文獻，它標誌著一種決定性的態度轉移，即從理性的爭論到帶有辯護性的偏見。斯蒂爾貝斯對教皇的至尊地位和所謂的聖戰進行了全面的抨擊，他認為這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它們使拉丁教會變得墮落和導致了1204年的悲劇。

君士坦丁堡被洗劫，證明了拉丁人的信仰已經沉淪為支持擴張的工具，拉丁人的信仰已經陷入到異端的行列。斯蒂爾貝斯所描述的拉丁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拜占廷人的頭腦中，任何與拉丁人的談判都意味著「背叛了從他們的先輩傳下來的信仰」。

流亡時期拜占廷人的精神認同，是以反拉丁人為基礎重新構建起來的。新的大教長米哈伊爾·奧托利亞諾斯甚至為那些同拉丁人戰鬥而犧牲的人給予精神上的獎賞。流亡期間的這種反拉丁人的意識，對1261年之後的東、西方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位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教皇使節向教皇報告說：「拜占廷人對於1204年的洗劫和西方教會將其等級制度以及教義強加給這座城市的記憶，使得拜占廷人完全反對與羅馬達成和解」。

1282年l2月，一位住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太區的多明教會僧侶，對拜占廷人的反拉丁情緒做了更為生動的描述，「當地人摔碎了拉丁人喝過的杯子，好像杯子是被玷污過的東西」。拜占廷帝國皇帝米哈伊爾八世由於要與西方教會達成里昂教會合併協議，遭到東正教會及其民眾的強烈反對。

當他去世時，東正教教會認為他是作為一位異端去世的，因為他背叛了帝國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所以他不能按照東正教的儀式安葬，「他是不能被寬恕的」。

自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拜占廷統治者對自身身份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在1204年之前，皇帝是整個帝國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普世保護者，但君士坦丁堡陷落後，拜占廷的統治者就有必要重新詮釋自己的身份。在流亡期間，拜占廷人的身份除了保留「東正教信徒」這一核心外，還體現出一種更為明顯的民族主義情緒。

過去，拜占廷人為了界定自己，他們眼中的「他者」是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然而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拉丁人變得強大起來，與拜占廷人的交往也日漸頻繁，但是只有在1204年之後，他們才成為拜占廷人反對的「他者」，這是一種被動的轉變。積極的轉變是拜占廷人賦予「希臘人」一語新的認知和定義，希臘人開始和古希臘的文化遺產等同起來，去掉了異教徒的含義。

儘管這種轉變發生於1204年之前，但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後，這種認知才開始逐漸一致。

這可以從尼西亞皇帝約翰三世瓦塔吉斯在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一封信中體現出來，皇帝在信中宣稱自己的皇權具有雙重合法性：一方面，它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時代，另一方面，這種權威建立在希臘人的智慧之上。

東正教、皇帝權威以及希臘文化傳統三者的融合，導致了拜占廷帝國身份的轉變，這種身份的轉變反過來又刺激了拜占廷學者對希臘文化的研究。

他們竭力要挽救君士坦丁堡落入拉丁人之手後，正在受到威脅的拜占廷帝國的思想遺產，而這種思想遺產一直可以追溯到偉大的希臘文化。拉斯卡利王朝諸帝(尼西亞帝國)支持發展希臘文化的措施，極大地促進了尼西亞帝國文化的繁榮。

而文化的繁榮又增強了民族復興的凝聚力，提高了拜占廷人驅逐和抵抗拉丁人統治、復興拜占廷國家的鬥爭決心。同時也極大地加強了拜占廷希臘民族的自信心，有力地推動了以尼西亞帝國為主力的推翻拉丁帝國的政治鬥爭引。

在流亡期間，拜占廷帝國在1204年之前所宣稱的「一個教會、一個帝國」的理念受到了挑戰。當尼西亞帝國的大教長日耳曼努斯二世繼續以「一個教會、一個帝國」讓伊庇魯斯(希臘西北部的山區)承認教會及尼西亞皇帝的權威時，伊庇魯斯的發言人喬治·巴爾達內斯明確闡明，「伊庇魯斯非常高興認可在尼西亞的大教長的權威，但不會認可其皇帝的權威」。

但在流亡期間，東正教會的勢力日益增強，尼西亞帝國的皇帝們越來越需要東正教會在道義上的支持，最明顯的需求就是皇帝需要大教長的加冕。當大教長約瑟夫一世拒絕給篡奪皇位的米哈伊爾八世帕列奧列格加上「神聖的」尊號時，皇帝極為惱怒。皇帝如果得不到東正教會的支持，就很難達成自己的政治願望。

米哈伊爾八世想要以教會合併來化解安茹的查理對拜占廷帝國的威脅，但是遭到了東正教會的強烈反對作罷。

二、對東、西方教會關係的影響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失算者是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從一開始英諾森三世就失去了對這次東征的掌控。英諾森三世發動此次十字軍東征的本意是要從異教徒手中拯救聖地，但十字軍卻把進攻的矛頭轉向了君士坦丁堡，攻占並洗劫了「東地中海上的明珠」。

最初，拉丁皇帝鮑爾溫一世向教皇報告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時，教皇非常高興地認為，這是上帝將這一偉大的榮耀和福祉賜予羅馬教廷，認為這一消息對所有基督教世界的民眾來說都是一件值得歡欣鼓舞的事。

教皇號召所有的教士、領主和民眾去支持鮑爾溫，也表達了君士坦丁堡被占領後，要從異教徒手中收復聖地耶路撒冷會更加容易的願望。

在教皇致鮑爾溫的另一封信中，教皇寫道：「當然，雖然我們已得知君士坦丁堡已歸順它的母親，神聖的天主教會，不過，如果耶路撒冷能回到基督教人民的手裡，那麼我們會更加高興的」。

但是，當教皇聽說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所做的駭人聽聞的惡劣行徑後，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教皇在致蒙特菲拉特侯爵博尼法斯的信中譴責道：「你們無權這樣對待希臘人，這好像背離了你們誓言的純潔性，你們的遠征不去反對薩拉森人，而是去反對基督教徒，意味著你們不是去收復耶路撒冷，而是去奪取君士坦丁堡，喜愛塵世的財富甚於天堂的財富。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十字軍騎士既不寬恕其他宗教的人，也不寬容老年人和婦女……。

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十字軍並未到達聖地耶路撒冷，由於之後的拉丁帝國因為沒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不僅未能給予聖地耶路撒冷以幫助，而且還將當地大量的人力資源吸引到了君士坦丁堡。

因為對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以及兩大教會和談時，拉丁教士對東正教會的傲慢態度，更加深了兩大教會之間的隔閡。教皇英諾森三世曾經吹噓十字軍將結束兩大教會的分裂，「使基督教世界重新統一在上帝的旗幟下」，可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的野蠻行徑卻無法得到東正教會的原諒。

即使後來，短暫復興的拜占廷統治者提倡與羅馬教會聯合，共同組成抵抗土耳其人的統一戰線，但拜占廷的人民不會追隨統治者，民眾難以忘記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給他們帶來的傷害，特別是心靈上的創傷。

從長遠來看，羅馬教會和東方教會的疏遠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在東方基督徒的心中，這種分裂已是根深蒂固而無法彌補和改變。對於後期拜占廷帝國的希臘人來說，他們寧願向土耳其人投降，也不屈服拉丁人。

三、對東地中海政治格局的影響

拜占廷帝國的衰落，同時對東地中海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顯著的就是航海共和國威尼斯的崛起。

威尼斯是此次十字軍東征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通過占領君士坦丁堡獲得大量的戰利品，按照1204年的瓜分協議，威尼斯還獲得了占領區3/8的領土。由於攫取了拜占廷帝國巨大的財富，威尼斯成為當時歐洲最富庶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1240年，一位作家邦克帕諾·達西納遊歷威尼斯後宣稱，「你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可以與之匹敵的城市了」。

另一方面，這次征服的另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威尼斯在東地中海的區域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獲取這種地位是威尼斯人長期以來的目標，也成為其未來繁榮興旺的基礎。

奪取君士坦丁堡之後，威尼斯得到了1204年之前夢寐以求的一切商業特權，雖然起初拜占廷帝國的中央集權體制的瓦解並沒有立即為威尼斯帶來好處，但是威尼斯卻憑藉1204年之後的強大政治實力，在克里特島、尤俾亞半島、伯羅奔尼撒半島建立起新的商業中心，並使這些商業中心繁華起來，逐漸確立一種新的以交換為主的貿易體系。

這種新的貿易體系要求原屬拜占廷帝國的若干部分保持分裂狀態，因為分裂可以使威尼斯在貿易中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因此，維持這一分裂局面成為威尼斯外交政策的目標，這也是威尼斯人日後頑強反對奧斯曼人的原因。

威尼斯能夠取得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自己的商業競爭對手熱那亞共和國毫不掩飾的嫉妒，並對熱那亞人的海上劫掠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導致熱那亞人不能從克里特島趕走威尼斯人，或者建立他們自己的任何有效的海外商業基地，最終迫不得已只能向威尼斯人妥協。

熱那亞人在1204年之後，也吃了不少拉丁帝國的苦頭，他們雖然在1249年占領了羅德島這個海上航運中心，但不久就被來自大陸的希臘軍隊驅逐出去。

1261年米哈伊爾八世帕列奧列格收復了君士坦丁堡之後，熱那亞人才在拜占廷皇帝的支持下，扭轉了自己之前的劣勢地位。他們抓住了蒙古人入侵俄羅斯南部和安納托利亞所帶來的新機遇，大力開拓黑海地區的市場，米哈伊爾八世去世後，威尼斯和熱那亞人牢牢控制了這一新的貿易市場。

事實上，「拜占廷帝國成為這兩個共和國的玩物，他們已經剝奪了拜占廷帝國曾經享有的海上霸權和商業壟斷權，並在他們之間分享」。

從拜占廷帝國的衰落中獲益的不僅僅是威尼斯人，還有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拜占廷人雖然於1261年收復了君士坦丁堡，但帝國已經失去了昔日的輝煌。此時的拜占廷無法組織起有效的力量來遏制土耳其人的擴張。

自1291年之後，拜占廷帝國進入到持續衰落期。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在位時，帝國無法反擊古老的塞爾柱突厥蘇丹國的埃米爾，以捍衛其東部疆界。到安德羅尼庫斯1328年被廢黜後，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就已經永久地丟失了。

之後取代塞爾柱突厥人興起的，是更為生機勃勃的奧斯曼土耳其人。1354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成功地在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端的加利波利，建立了一個橋頭堡。從這裡，他們發起了對巴爾幹半島的征服。拜占廷帝國又延續了一個世紀，直到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領而正式滅亡。

從此以後，東正教世界的領導權從「歐洲文化的地中海誕生地，傳遞到了遙遠的東北、到了遼闊的俄羅斯草原。第二羅馬讓位於莫斯科的第三羅馬」。

拜占廷帝國的滅亡，使歐洲喪失了一道抵抗奧斯曼土耳其迅速擴張的堅固屏障，隨後的歐洲不得不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強大攻勢下顫慄了好幾個世紀，直到1571年的勒班托海戰，西班牙艦隊沉重打擊了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歐洲才遏制住奧斯曼土耳其人向西擴張的勢頭。

四、對巴爾幹半島的深遠影響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造成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中斷了巴爾幹半島的民族整合進程，造成了今天巴爾幹半島民族、宗教錯綜複雜的局面。

長期以來拜占廷人通過文化、宗教來深化巴爾幹地區的內部聯合，自9世紀中期直到13世紀初，拜占廷人的這種努力是成功的。

一種被整個東歐世界承認的拜占廷一斯拉夫傳統基本形成，巴爾幹半島朝著內部聯合的方向發展，出現了巴爾幹半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和諧局面，這個因民族遷徙長期陷入動亂的地區，看上去在拜占廷宗教文化擴張中即將結合成一個新的整體，在半島狹小的空間聚集的不同民族似乎將融合成為一個新的實體。

歷史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發展的話，我們今天就看不到「巴爾幹火藥桶」了。但歷史不能假設，第四次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中斷了這一正在發展的進程，也打破了這個還有待鞏固的和諧局面。

以拜占廷政治文化體系為核心的巴爾幹半島整合體系被打亂後，拜占廷帝國失去了半島整合過程的主導權，原本巴爾幹半島繼續整合所依靠的是共同的經濟基礎，在中世紀，這個基礎需要在漫長的貿易活動中加以培育。

巴爾幹半島恰恰在這個關鍵環節上沒能繼續下去，拜占廷帝國朝貢體系還沒促成巴爾幹半島共同市場或商業體系的成熟，帝國的大廈就崩塌了。

帝國衰落之後，巴爾幹半島群雄逐鹿。爭奪半島最高控制權的爭鬥帶來的惟一結果，就是削弱了半島共同利益的基礎，鬆弛了半島各民族聯繫的紐帶，這就為外界勢力的進入提供了溫床。

奧斯曼土耳其人是第一支從南向北成功侵入巴爾幹半島的異族、異教力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拜占廷帝國的衰落。巴爾幹半島各勢力在奧斯曼帝國的強大攻勢下紛紛屈服，奧斯曼帝國企圖在巴爾幹半島繼續強制推行「一體化」，但終因宗教、文化差異過於懸殊而失敗。

今天的巴爾幹半島仍然缺乏一體化的內在動力，內部聯繫仍然極為脆弱，現實的共同利益仍然不能消解歷史遺留下來的隔膜，也無法填平歷史造成的各民族之間的巨大鴻溝。

巴爾幹半島一體化的未來，看來還是只能依賴外來力量，比如可能未來在歐洲一體化中完成新的整合。但路漫漫其修遠兮，巴爾幹半島如今仍然是個隨時可能點燃的火藥桶，如果要追責製造這個火藥桶的始作俑者，那無疑就是那些野蠻的拉丁十字軍了。

結論

1204年的十字軍東征打斷了拜占廷帝國原有正常的交替發展進程。尼西亞帝國時期，拜占廷人雖然經歷了一個短暫復興的階段，但是，1261年之後的帝國僅僅是1204年之前帝國的一個陰影，帝國也只能更多在文化上尋找昔日的榮耀。1204年的十字軍東征，徹底改變了東、西方教會之間的關係，東、西方教會從此完全決裂。

同時，東征也改變了東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威尼斯是這一格局演變的最大受益者，他們通過此次十字軍東征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一方面沉重打擊了拜占廷帝國，使帝國長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無法再次實現統一；另一方面又間接打擊了自己的商業競爭對手熱那亞，將熱那亞的勢力逐出了君士坦丁堡。

米哈伊爾八世去世後，威尼斯又夥同熱那亞控制了黑海地區，徹底扼住了帝國的經濟命脈，加速了帝國的衰亡。

帝國的衰亡使其逐漸喪失了對巴爾幹半島進行文化整合的主導權，半島進入了一個群雄逐鹿的局面，使得基督教的潛在對手奧斯曼土耳其人能夠趁勢崛起，向巴爾幹滲透，最終為帝國滅亡埋下了隱患。

奧斯曼人對巴爾幹半島的介入，不但未能消除這一地區的民族矛盾，反而加深了這一地區民族矛盾的複雜性，導致了今日「巴爾幹火藥桶」的形成。

作者認為：

一個國家的衰落，不論其政體是君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都免不了要從內部和外部尋找原因。拜占庭帝國的衰落從內部來看實際上是一個早已開始的過程。

而十字軍東征則是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加速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對拜占庭的破壞是巨大的，它使得拜占庭的領土四分五裂，並且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國，導致拜占庭被迫開始了流亡帝國的生涯。在特拉比松、伊庇魯斯和尼西亞建立政權勉強支撐。這雖然不是造成拜占庭滅亡的主要原因，但它沉重的打擊了拜占庭，加速了拜占庭帝國衰落的速度，即使拜占庭在1261年曾短暫復國，也沒能恢復其往昔的風采。縱觀歷史，拜占庭再也沒能恢復到之前的威勢，只能苟延殘喘，直到最終滅亡。

當然，從後世的角度來看，十字軍東征也有「積極」的一面，間接的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的出現。歐洲人東征東方後，發現了在歐洲已經消失了卻仍在當地存在的古希臘文化的殘存，歐洲人將他們帶回後，最終導致了文藝復興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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