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焦竑仿照《世說新語》，分「行誼」「文學」等五十餘門，撰寫筆記體著作《玉堂叢語》。卷五《廉介》中載有明朝中期的名臣劉大夏的一則故事，讀來滋味綿長，令人嘆為觀止。
劉大夏曾任廣東的一個地方官，當時府庫有一項「羨餘錢」（徵收錢稅時，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明朝稱「火耗錢」，按照慣例不上庫簿，地方官「公然取去，以充囊篋，相襲以為固然」。
劉大夏到任，府庫中還有前任沒有取走的部分「羨餘錢」。庫吏告訴他，這個錢不用上庫簿，可以作為長官的「私房錢」。
「公沉吟久之」，突然大聲說道：「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隨即，讓庫吏將「羨餘錢」悉數登記入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
面對相延多年的舊習，劉大夏並非順水推舟、同流合污，而是將「羨餘錢」全部記入庫簿，「毫無所取」，不跟風，不從俗，如此清廉自守，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讓我尤其欽佩的是，他對自己的「沉吟之間」，竟然做出了更加深刻的解剖和反省：「有愧古人，非大丈夫。」即使「沉吟之間」，劉大夏便覺得愧對古人，那麼，面對劉大夏這個五百多年前的「古人」，面對他在「羨餘錢」上的所作所為，捫心自問，我們的言行是否有愧？
有些貪官會寫「懺悔錄」，其中往往「痛心疾首」地談到：開始收錢，都是要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即所謂「沉吟之間」。這些人並非不知道人間大義，並非不知道天理國法，有的履歷上甚至是博士學位，他們在「鬥爭什麼」？說到底，無非是在百般思量，「我收下的錢，我乾的壞事，被發現查處的概率有多大。」
他們的「沉吟之間」，是在權衡被查處概率的大小，是在權衡個人利益的得失。一旦他們認為相對安全，就會鋌而走險，不再「沉吟」，自謂「該出手時就出手」。「僥倖」讓他們邁出罪惡的第一步，而有了第一次的「濕鞋」，以後再混濁的泥水也會不管不顧、「勇往直前」，就像陳佩斯所演的小品《警察與小偷》所言「習慣了」。古人所謂「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誠非虛言。
此「沉吟」非彼「沉吟」也。不錯，面對誘惑，人人都會思量。但是權衡的結果卻大相逕庭：是滿足自己的私慾、屈節徇物，還是立定高處、直道而行，「沉吟之間」便見分曉。正是這「沉吟之間」，有的清史留名，有的遺臭萬年——「沉吟之間」，榮辱千古，此等關節，焉可不慎？
接下來，我更關注的是，劉大夏何以在「沉吟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其實他說的話已經給出了答案：「平日讀書做好人。」好人標準很多，作為官員，手握公權，不貪不占，「俸外皆贓」就是底線；如何做好人，路徑也很多，基礎就是「平日讀書」。讀書可以明事理，可以知興替，可以見榮辱，可以分輕重。
南宋文天祥，面對風雨飄搖的南宋江山，一片磁心向故國，臨刑寫下《絕命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讀書是為了做人，是為了在關口處心明眼亮，不至於讓非分的欲望蒙蔽雙眼，「誤入藕花深處」。正像程頤所說：「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之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劉大夏斬釘截鐵的話，今天讀起來，仍然讓人血脈僨張。
「不讓古人是謂有志」，今天，時時品讀劉大夏的「沉吟之間」，會讓我們凜然一驚，然後在利益攸關處立定腳跟，心向高明，努力自愛。
摘自 | 《領導文萃》2023年3月下，原標題《沉吟之間》
稿件來源 | 《檢察風雲》
本文作者 | 王文昌
責任編輯 | 曙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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