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唐初期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政策變化，學術界早已有多篇文章或專著進行探討，如拜根興師的《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汪高鑫《東亞三國古代關係史》、吳葆棠《唐與新羅關係研宄》、劉海霞《藩國與羈縻地方政權》、李德山《唐朝對高句麗政策的形成、嬗變及其原因》等。
這些文章大都以東北亞國際秩序為視角，論述了唐對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變化過程，並普遍認為這個過程是逐漸從「採取緩和矛盾、恢復關係、承認現狀、迴避衝突、儘量不介入朝鮮三國爭鬥的方針」演變到與新羅結盟、共同對抗高句麗與百濟的。
但是否唐從建立之初就擁有東亞世界的大局觀，其對三國的政策最初便是承認現狀、迴避衝突呢？唐高祖武德年間對朝鮮半島三國採取同等對待、不插手其內部事務的看法是否是完全正確的呢？隨著中韓兩國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近年來出土的一些新的金石及實物史料，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分析這個問題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而在韓國公州市公山城出土的「口口行貞觀十九年」皮漆甲銘文則對我們重新探討此時的唐朝政策及與百濟、新羅的關係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唐高祖時期對半島政策的摸索
對於唐高祖時期的半島政策，有學者認為「在武德年間，由於唐朝受國內戰亂和社會經濟凋敝等因素的制約，注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尚無餘力構建以唐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秩序。對於同朝鮮三國的關係，則採取緩和矛盾、恢復關係、承認現狀、迴避衝突、儘量不介入朝鮮三國爭鬥的方針。」
誠然，在唐建立初期，外有強大的突厥虎視眈眈，內則因隋末動亂後，經濟凋零，急需穩定政局、安撫人心，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唐高祖選擇極力迴避朝鮮半島的問題呢？穩定政局自是唐高祖的主要任務，但隋征高句麗而亡國的教訓就在眼前，有鑑於此，雖沒有建立長遠的外交政策，唐高祖也不應會對朝鮮半島置之不理，採取迴避衝突的政策。
穩步之下的利益爭奪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巧合的是高句麗榮留王的即位恰是與唐朝的建立同年，也就是說，原先統治隋與高句麗的君主都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兩國處在重新建立關係的重要時刻。
面對這樣一個機會，高句麗王出於穩定政局和對新王朝進行刺探的打算，於公元619年「遣使入唐朝貢」，但如上所述，唐朝君臣對隋朝末年征伐高句麗的戰爭是極其清楚的，面對這樣一個燙手的山芋，唐王朝無疑會對此有所防備，且從《武德中鎮撫夷狄詔》以及後面的武德二年、三年高句麗均無派使臣來看，唐高祖對此次覲見應是採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
但到了武德四年，事情出現了變化：這一年，唐冊封鞠鞴首領突地稽、朝鮮半島的三國均派遣了使者到唐朝貢，史載：「三月，庚申，以秣鞲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高句麗「四年，又遣使朝貢」百濟「扶餘璋遣使來獻果下馬」新羅「武德四年，遣使朝貢」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和高句麗遣使入唐時間是在七月，而百濟則是在十月，也就是說唐高祖冊封突地稽的時間是在三國遣使入朝之前。
而突地稽者，粟末鞋鞮首領，本歸附高句麗，但「開皇中，粟末榦輯與高麗戰，不勝」，後於隋煬帝初年「率其部來歸，隋於營州之境……置遼西郡，以處鞋鞴降人」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高句麗與突地稽兩者關係本極為密切，但隨後卻因而多種原因而反目成仇，最終選擇投奔隋朝並參與了隋朝征伐高句麗的戰役。
朝鮮三國選擇在這個時間段入唐朝貢，不由令人深思。有鑑於此，筆者以為正是因為唐朝冊封突地稽的行為深深觸動了三國的敏感神經，擔心唐朝是否意圖對朝鮮半島採取某些行動，於是便採取遣使朝貢的方式試圖進行測探。也就是說，我們是否可以猜想唐朝並非是對東北亞完全採取迴避政策的呢？而在此後，武德四年和武德五年的使者派遣情況則給我們探索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當然，也有可能有派遣其他使者出使高句麗和百濟，只是因為史料流失而沒有流傳下來，對此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武德四年時發生的唐冊封榦鞲首領突地稽一事以及單獨派遣使者出使新羅都顯示了唐朝廷並非是碌碌無為、對朝鮮半島採取迴避政策的。
再則，武德五年：「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悉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及文軌混同，天地交泰，言歸初服，獲庇舊廬於八□。八狄來王，九譯書黌。愛俾舊德，慰答款誠。武德五年，招假通直散騎侍郎，授以旌節，為聘新羅國使。溯□碧海，逾越青丘，斑（班）我正朔，易其冠帶。復命天府，帝有真長」
關於第一則材料，在《舊唐書》卷199《東夷傳·高麗》則有更加詳細的敘述？，韓昇認為這是唐朝意圖「對上一代戰爭的善後處理來緩和緊張關係，結束戰爭狀態，修築新的關係基礎」，並進一步提出由於唐朝尚未確立自己的世界戰略，所以高祖是在申明雙方是在藩屬基礎上「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場」，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政策。
但由上所述和第二則材料中的遣使到新羅則讓我們覺得尚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拜根興師在《唐都長安與新羅慶州》中曾引用這則材料，並論述「唐朝此時還未形成切實的朝鮮半島策略……，至少唐朝在對新羅與百濟關係上，明顯表現出和新羅的親近感……，高句麗百濟一些令唐朝隱約不快的舉動，新羅自身頻繁的遣使來唐，期待與唐朝建立真正的宗藩關係，促使唐廷和新羅有了一種天然並無可替代的親近，並在此後唐與朝鮮半島國家關係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麼具體情況到底如何呢？有必要聯繫當時的整個東北亞局勢來進行探討。武德五年，唐朝基本實現了中原一統，雖然內戰還在激烈地進行著，但是當時的主要鬥爭已經轉移到了唐與東突厥雙方之間，這也使得唐朝將更多的精力轉移到了東北亞地區。
再加上朝鮮半島問題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塊心病，其危險程度不比正值盛勢的東突厥低，故相對於拜根興師所說唐明顯表現出了和新羅的親近感，毋寧說，唐朝此時派遣使者出使新羅，一是為了聯絡感情，二是摸索對朝鮮半島應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且採取這種做法並不意味著唐朝就開始對新羅有極大好感，只是體現了唐朝試圖尋求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措施而已。
綜上所述，從對突地稽的冊封而促使三國的同時來朝，在次年又分別派遣了使者前往高句麗和新羅的行為來看，在高祖前期，出於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唐朝對東北亞地區並不是完全採取迴避政策，而是試圖摸索出與朝鮮半島三國進行有效交流的外交政策，並且在這個摸索過程中，唐王朝著重與新羅進行交流，而這也跟高句麗與中原王朝之間戰和不定、百濟國「首鼠兩端」有著直接的關係。
朝中強硬風格的興起
武德七年，唐遣使前往三國，同時冊封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為王，與三國建立了君臣關係，儘管這樣一種君臣關係只是形式上的。但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舊唐書》卷199《東夷傳·高麗》提到高祖「嘗謂侍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符。高麗稱臣與隋……」，關於這個問題：韓昇認為「唐高祖在棘手的高句麗問題上舉棋不定……在具體的外交行為上也就只能以臨時舉措敷衍」。
熊義民「認為高祖在此前對高句麗都顯得有點冷淡，此時突然提起領土問題，說明高句麗此前與唐朝的交往包含著趁唐朝還無力爭奪遼東時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的努力……。武德七年，國內日益統一，打破東突厥的國際霸權就成為唐朝所面對的首要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加強與高句麗的合作，既伐東突厥之交，斷其左臂，又樹立唐朝的國際地位。
為實現這一目的，高祖甚至不惜從傳統立場上後退，放棄領土要求，只是因裴矩等人的反對而作罷，不過應擱著了領土爭端，默認了既成事實，暫時滿足了高句麗的部分要求，才實現了雙方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劉海霞「高祖認為之前對高句麗的冊封是名不副實的，高句麗不肯稱臣，隋朝的封授制度實際上是對於高句麗沒有約束力的。唐高祖說得雖是事實狀況，但沒有認識到冊封傳承的重要意義。雖然在唐高祖看起來對於高句麗的冊封是不必要的，但實際上絕封、承認其敵國身份，是將高句麗的地位抬高，相應也就降低了唐朝的地位，這樣做的危害性更大。」
此事是記載於《舊唐書》卷１９９《東夷傳》中，並繫於唐高祖武德七年冊封高句麗之後，不由令人奇怪，為何在冊封之後唐高祖還要詢問大臣是否要放棄高句麗？是否如上述所說的是因為舉棋不定或是因為要征伐東突厥而選擇對高句麗讓步呢？或是高句麗做了什麼事情令唐朝感覺有必要放棄這一領土呢？查閱《舊唐書》、《新唐書》、《三國史記》等史籍，卻並無發現此種現象。
而在《太平寰宇記》、《通典》、《文獻通考》等書中，均將此事繫於唐高祖「武德八年三月」，更是令人疑惑。再結合「務共安人，何必受其臣」這一句話時，筆者以為，此事發生的時間極有可能是在唐高祖冊封朝鮮三國之前，即武德七年三月。
若是如此，便要回答唐高祖為什麼會在此時詢問大臣是否放棄高句麗這個問題？這樣子反映了唐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產生了什麼變化？而且當我們反過頭來思考高祖說允許高句麗可以不臣這句話時，這也就是證明在此之前唐高祖仍舊是將高句麗視為自己的臣子的。
時提出這個問題，有可能是為了與朝臣探討應該如何應對高句麗這一心頭大患。如上所述，唐高祖在初期便試圖運用外交手段與新羅進行交流，並盡力從高句麗手中獲取最大利益，而隨著國內局勢的穩定、唐朝勢力也發展到能與東突厥分庭抗禮之時，如何正面對待高句麗便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在經歷了隋朝因征伐高句麗而造成的國力衰退的情況後，唐高祖並不希望再次通過軍事手段解決高句麗這個隱患，這對剛剛穩定下來的唐政權明顯不是最好的選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朝臣的態度至關重要。那麼朝中重臣溫彥博和裴矩二人的態度在此時又包含了怎樣的深層涵義。
面對著唐高祖的詢問，二人答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朝鮮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比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
綜上所述，唐高祖時期對朝鮮的政策並不只是停留在「採取緩和矛盾、恢復關係、承認現狀、迴避衝突、儘量不介入朝鮮三國爭鬥的方針」，而是具體表現為在前期在與高句麗保持一定的距離情況下，試圖利用三國之間的對立關係以獲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加強與新羅、百濟的關係。
隨著國內局勢的逐步穩定，如何正面處理高句麗問題便提上了日程，而在唐朝中央主政的大臣中如溫彥博和裴矩對於高句麗這一存在的威脅是具有深刻的認識的，是主張對這以隱患採取措施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唐高祖也逐漸地改變了原先的外交方式，試圖尋找出一種更加為之有效的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