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學界，勒高夫可以說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勒高夫的研究就藉由翻譯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1993年6月，勒高夫參加了由歐洲跨文化研究院和廣州中山大學組織的絲綢之路考察團，在廣州、西安、蘭州、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多地遊歷。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勒高夫最核心的作品，例如《聖路易》《錢袋與永生》《歷史與記憶》《中世紀文明》《煉獄的誕生》等，都陸續被翻譯為中文，甚至勒高夫主持編寫的一些通俗作品，如《中世紀的面孔》《給我的孩子講中世紀》《給我的孩子講歐洲》等也都翻譯出版，在學術界和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中世紀面孔》作者：（法）雅克·勒高夫 主編 譯者：申華明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2年8月
2014年4月1日，九十歲高齡的勒高夫在巴黎去世，《史學理論研究》罕見地在刊物中發布了相關新聞，將勒高夫與呂西安·費弗爾以及費爾南·布羅代爾並列，更將他擔任院長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稱為「年鑑派的大本營」，盛讚勒高夫對「國際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在中文世界的中世紀史研究領域，似乎沒有哪位學者有如此眾多的作品被翻譯為中文，雅克·勒高夫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中世紀研究的「代言人」。為什麼勒高夫產生了如此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中國而言，勒高夫獨特的魅力又究竟何在呢？
歷史學家的典範
少年時代的勒高夫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人生規劃。勒高夫曾在一次訪談中描繪了他看到圖爾大教堂時的震撼，以及少年時閱讀沃爾特·斯科特的《艾凡赫》時的激動心情，再加上他想成為教師的願望，都推動著他走上了成為中世紀歷史研究者的道路。然而，勒高夫的求學歷程並不順利，經過多次復讀之後才在1945年考入巴黎高師。進入大學之後，勒高夫的研究興趣逐漸形成。從1947年到1952年，勒高夫曾先後在捷克的查理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和羅馬的法蘭西學院做交換生。在這段重要的學術成長期，勒高夫的核心研究主題始終圍繞著中世紀時期的大學。在不同國家的學習和遊歷，也給他對這一問題的多性表現帶來了直觀的印象。他強調，自己所希望從事的並非傳統意義的思想史，不是聚焦於某一種學說的流變，而是要聚焦於知識分子，特別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其發展歷程究竟是怎麼樣的。回到法國後，他先後在國家科研中心（CNRS）和里爾大學工作，並擔任米歇爾·莫拉教授的助手。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問題上，勒高夫再次遭遇了一些麻煩。勒高夫原先也想取得博士學位，選擇了馬克·布洛赫的學生夏爾-艾德蒙·佩蘭為導師，並將博士論文的主題擬定為中世紀與勞動相關的研究。但在這個過程中，勒高夫逐漸決定要放棄寫作一篇需花費七八年時間才能夠完成的國家博士論文。他認為，那些博士論文充滿了毫無用處的博學，裝模作樣地偽裝成某個領域的傑作，對於學問的提升並無真實的用處。這種想法，似乎與陳寅恪當年不拿學位的心態有異曲同工之妙。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法國歷史學家，專長中世紀史，尤其是12至13世紀。他是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72-1977年擔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他是「新史學」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認為中世紀本身是一個獨立的文明，與希臘－羅馬時代及現代有明顯分別。勒高夫的著作有多種在中國翻譯出版，《煉獄的誕生》（2021）、《聖路易》（2002，許明龍 譯）、《試談另一個中世紀》（2014），《中世記的知識分子》、《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等。
勒高夫放棄了博士論文，卻並未放棄學術生涯，更未放棄寫作，特別是更為面向社會大眾的寫作。1956年，他出版了《中世紀的商人和銀行家》，藉由告解手冊來探討社會變化；次年他又出版了《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算是對過去十餘年中世紀大學研究的一個總結。1959年，勒高夫來到巴黎，加入布羅代爾主持的高等試驗研究院第六部，這份來自巴黎「大佬」的青睞據說是布羅代爾對勒高夫的《中世紀的知識分子》極為讚賞。創建於1947年的高等實驗研究院第六部與傳統大學頗為不同，在招聘教師時並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博士學位，而只參考應聘者所提供的作品來考察其學術能力。
電影《艾凡赫》（1952）。
勒高夫常常被稱為年鑑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但是這種「領軍人才」和「代際關係」的表示確實過於「中國化」了。從勒高夫的學術生涯來看，他確實深受年鑑學派諸位「大佬」的提攜，特別是布羅代爾。追溯勒高夫的早年成長經歷可以發現，他在巴黎高師期間曾讀過馬克·布洛赫的作品，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封建社會》。在他最早的《中世紀的商人與銀行家》中，也引用了不少《年鑑》雜誌上的文章，其中許多在那個時候並不廣為人知。但整體而言，勒高夫並沒有對年鑑學派或《年鑑》雜誌產生非常強烈的認同感和追隨感。1969年，四十五歲的勒高夫加入《年鑑》雜誌編委會，並於三年後接任了布羅代爾第六部主任的職位。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年鑑學派的關注重點也在開始發生變化，所謂「從地窖重新回到閣樓」。在這個時候，勒高夫更進一步展現出作為學術活動組織者的能力，特別是同多家知名出版社合作，主持多種史學文庫的出版。到1975年，原先的第六部升格成為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勒高夫隨即擔任院長，並建立了中世紀西方歷史人類學研究團隊（GAHOM），直到1992年退休。
漫長的中世紀
勒高夫的巨大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對法國史學研究趨勢的規劃及其強大的號召力。在20世紀60年代末，他就發起了一些團隊合作的研究項目，特別聚焦於中世紀法國的托缽修會與城市發展，從一個新穎的角度來考察宗教發展和中世紀歐洲城市演變的歷史。1978年，勒高夫聯合雅克·雷維爾以及夏蒂埃等共同主編了一本《新史學》，以長詞條的形式對當時學術界的重要潮流和人物進行概括性介紹。與此同時，他們也曾邀請大量學者共同參與編寫《研究歷史》。這些活動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深刻影響了當時的學者以及他們的學生，在很大程度上搭建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法國中古史研究的風格和研究路徑。與此同時，他也特別善於藉助媒體傳播。1968年對於法國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那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打著革新的旗號，整個社會秩序陷入一種混亂中，在一系列敏感問題上的辯論和立法活動，更直接造成了社會價值觀的公開撕裂。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勒高夫在電視廣播節目《法國文化》中擔任嘉賓，成為「周一歷史」的主持人。
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
在研究方法上，勒高夫特別善於總結觀點和提煉概念，且在學術表達的手法上非常生動。比如，勒高夫最為大眾所知的學術觀念就是「長中世紀」。他認為，歐洲中世紀並沒有隨著地理大發現而結束，而是一直延續到18世紀，甚至延續到19世紀初葉，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才最終終結了。勒高夫坦言，「我相信存在過從2世紀延續到19世紀的綿長的中世紀，之後我們才進入近代」。在他的描繪中，「玫瑰紅」和「暗黑」的中世紀都並非歷史的本來面目，對於歷史的研究既要深入到細節當中，同時也要特別關注在聚光燈光圈之外的世界。
在《我們必須為歷史分期嗎？》這部勒高夫最後的作品中，他清晰地勾勒了「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在米什萊的手中成為用於描述歷史時期的專名詞，並經由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而得到鞏固的過程。在整個20世紀的學術史中，關於「文藝復興」的諸多解讀，實際上成為中世紀究竟在何時結束的重要線索。同時，從19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文藝復興」的多重解讀，包括加洛林文藝復興、十二世紀文藝復興等，也是理解中世紀文明對於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的論辯舞台。勒高夫始終認為，人們所推崇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並非一個斷裂性的新時代，它只是「漫長中世紀的最後一次重生」。無論是從經濟還是政治乃至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來看，至少到16世紀，甚至18世紀中葉之前，我們都無法說歐洲出現了一個與中世紀截然不同的新時代。儘管16世紀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造成了傳統的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基督教對歐洲思想世界的主導地位直到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後才被打破，也正是這場暴力革命及其後續發展，才使歐洲中古時代的君主制度和王朝秩序出現了根本性的裂變。資本主義貨幣經濟對中世紀封建經濟的最終勝利，也發生在18世紀後期。中世紀時期所形成的一整套宇宙論、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只有在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暴烈衝擊下，才使中世紀體系的社會運作框架徹底走向瓦解。中世紀的許多獨特要素藉由一次次各有側重、規模各異的重生一直存在著，並滲透於今天西方世界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國王，亨利四世。
平心而論，勒高夫的研究從資料上來說並沒有多少原創性，他更為有力的武器是他審視歷史的視野。在他重新審視空間和時間，並藉由這個維度為理解「真實的」和「想像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框架。中世紀的空間包括森林、田野、花園、領地和城市等等，人們在這些地方勞作，並遵循各種社會準則，而這些空間的形象及其衍生的形象也成為帶有威力的象徵符號，代表著恐懼和欲望、傳奇和夢想。與此同時，他也關注在不同的空間範圍內多種多樣的時間，有時鐘本身的「客觀時間」，有教會的禮儀年曆和禮拜時間，農村和城市有不同的勞作時間，大學中則結合了教會曆法和城市時間形成了「學年」。他進一步指出，在中世紀時期的空間和時間結構看似永恆卻又帶著脆弱性，常常會在原有的狀態之上進行變更和疊加。寥寥數筆就能把一個複雜的問題清晰地表達出來，這確實是勒高夫的高明之處。
法國中世紀史詩作品《羅蘭之歌》。
同時，勒高夫還特別願意借鑑人類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使作為傳統人文學科的歷史學更為社會科學化。他曾運用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方法分析12世紀的亞瑟王系列騎士傳奇，並剖析傳奇文學與當時社會現實之間的關聯。他認為，那個時代的騎士階層對城市抱有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將城市視為一個獵物，對城市中的財富和堡壘都垂涎欲滴。第二種則是將城市理想化，並希望城市能夠接納騎士階層，體現了騎士階層的衰敗感。第三種則對城市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認為城市是唯利是圖者聚集的地獄，與高貴的騎士階層格格不入。在許多方面，勒高夫的分析並不深入，甚至還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仍然非常樂於嘗試以新的理論方法對常見的文獻進行新解讀，使他的研究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觀念的歷史與時間的歷史
從費弗爾以降的20世紀法國史學界特別強調將人作為歷史書寫的中心，在這裡，人的生活應該是有血有肉的，而不能只被當作某種統計手段的數字。特別是在心態史和想像史學領域，勒高夫獨特的視角為其研究賦予了極強的穿透力。在布洛赫或者費弗爾那裡，這裡所謂的「人」並非個體，而是人類社會這個有組織的群體。但勒高夫對於人的理解明顯更近似於19世紀的法國史學家儒勒·米什萊。米什萊倡導「活著的歷史」，曾以詩性的語言宣告「我們不僅要去討論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更要談論那些曾經活過的人」。勒高夫特別強調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結合，認為歷史學若不與社會科學對話便無法寫成，甚至一度認為歷史學最終可能被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所融合，形成一種新的學科。但在歷史書寫中，他還是不可遏制地要擺脫那種技術化、數位化、框架化的牢籠。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勒高夫作品中，傳記和類傳記作品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他的材料範圍較之於傳統的制度史和人物傳記研究得到了大大的擴充，特別是納入了奇蹟、聖徒傳和文學想像等要素。這些材料使歷史書寫變得更加生動，也使歷史闡釋變得更加複雜。
聖方濟各。
這種「拉扯感」在《阿西西的聖方濟各》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事實上，這部作品是四篇論文的整合，分別討論了方濟各所處的時代背景、方濟各本人的生平、方濟各及其門徒所使用的社會階層話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文化模式。在以一個著名聖徒為中心的研究中，勒高夫試圖通過一個具體人物來折射12世紀到13世紀義大利地區乃至整個西歐的社會狀況。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將「方濟各作為一個總體史的研究對象，因為無論在歷史還是人性方面，無論對過去還是當下而言，方濟各都是一個榜樣性人物」。勒高夫強調方濟各由內而外的「撕裂感」。作為那個時代教會生活的革新者，方濟各並未完全脫離自身時代的傳統，他的巨大成功也表明他所倡導的規範事實上回應了許多同時代人的期待。13世紀方濟各傳記的作者在描繪社會各個階層中所使用的詞彙，事實上成為了這個團體用來改變社會的手段，並藉由迅速發展的組織對西歐13世紀的文化模式產生了極大影響。
為人們帶來源於歷史的救贖與希望
勒高夫對傳記寫作的思考和實踐在其鴻篇巨著《聖路易》中有著更為全面的展現。由於「年鑑學派」對傳記寫作的看輕，法國20世紀中期最好的傳記往往出自作家或小說家之手，直到1984年，喬治·杜比的《元帥紀堯姆》開始復興中世紀歷史人物的傳記寫作。尤其是對於大眾而言，他們更願意看到那些在歷史聚光燈下的明星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對大眾需求極為關注的勒高夫自然也明確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在《聖路易》中，勒高夫先是以核心史料為基礎，按照傳統的傳記結構書寫了聖路易的一生。而在第二部分，勒高夫則利用不同來源的文獻，特別是同時代人的記錄、回憶乃至神化式的想像，對第一部分中的聖路易形象進行解構。在第三部分中，勒高夫則從時間、言行舉止、國王的職能以及言行舉止等方面重新考察聖路易的不同側面，來描繪這個「獨一無二的理想國王」。然而，我們也得承認，在很多方面，勒高夫的作品並未完全能夠契合他所宣揚的那種目標。尤其是結構的層疊使人們期待中的生動性與趣味性大打折扣，勒高夫試圖以聖路易為中心來勾勒13世紀的歐洲歷史，卻也常常在許多背景問題、枝節問題上長篇大論。值得注意的是，勒高夫曾說為了這部作品，他自己準備了十五年的時間，而最終這些極具實驗性和挑戰性的嘗試是由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所完成的。
「聖路易」。
因此，勒高夫的成功也要歸功於他漫長而穩定的學術生涯，從1948年發表首篇論文開始，勒高夫一直到2010年仍在不斷輸出，90年的生命中持續學術產出的時間超過六十年。每隔一段時期，勒高夫也都會奉獻出一部質量上乘且引發重大討論的作品，也使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興趣始終在學術界保持著熱度。無論是「長中世紀」的提出，還是想像史與新政治史的開拓，都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此後十餘年的研究風氣，甚至大眾對中世紀時期的印象也深受勒高夫的影響。這與勒高夫對於時代的精準把握息息相關，他總能在大眾的歷史熱潮流中發現當下的訴求。正如19世紀工業革命的巨大衝擊引發了中世紀歷史研究的熱潮，在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糾葛下，人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常常都將目光投射到自己社會的過去。換句話說，「復古」時尚源於工業社會中迷茫民眾的懷舊，在歷史行程加速的時候，更容易激發起大眾對歷史和考古的興趣，甚至對「祖宗家法/遺產」的尊崇。正如彭小瑜教授所說，勒高夫相信「中世紀的文化傳統所培育的良善品德，是對冷漠的現代商業社會的批評和修正」。
聖女貞德。
勒高夫在晚年曾說，自己平生最為滿意的三本書分別是《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中世紀文明》以及《煉獄的誕生》。在他看來，《中世紀的知識分子》聚焦於一個問題，從「知識分子」的概念、演變及其在中世紀的呈現展開論述，是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阿伯拉爾毋庸置疑地成為了12世紀知識分子的代表，並且是一個作為「個人」而存在的知識分子。他的一切活動，無論是在邏輯辯證法上的探索還是在倫理道德上的反省，都是在力圖澄清人的理性和神的啟示之間的關係。勒高夫對這部作品非常自信，甚至在出版27年後的再版後記中表明「本書所述關於中世紀學校和大學世界的見解，在根本要點上絲毫沒有過時，相反，在我看來，這部作品的中心觀點從1957年以來一直不斷地在得到證實和充實。」第二部作品則是《中世紀文明》。作為一部概況性的著作，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仿照布洛赫的《封建社會》所作，從一個較長的時段對微觀問題和宏觀問題進行整體考察，將綜合的手法與具體的問題從比較視野中加以闡述。這也是壯年時期勒高夫對中世紀歷史的整體性反思。第三部作品則是《煉獄的誕生》，勒高夫嘗試用這個重要宗教觀念的誕生來對應當時社會狀況變化與對彼岸世界想像的對應關係。煉獄經過了大約十個世紀的時間，逐漸從一個極為模糊的邊緣性概念，成為具有空間和時間實體的存在，甚至通過「旅行」這個行為創造出最為豐富的空間與時間存在。這裡的旅行既指代人的真實旅程，更指向想像中在另一個世界的旅行。在中世紀的朝聖者們看來，那些受到尊崇的聖人們也在經歷一場光榮勝利的旅行，從塵世走向天國。他們的靈魂在天國為眾生祈禱，而在教堂聖地中的骨骸則以不可見的力量治癒身體的病痛，療愈靈魂的創傷。這些似真似幻、夢幻泡影般的聯繫溝通著天國、人間和煉獄，塑造了天主教世界嶄新的宇宙觀。
《神曲》插圖，作者古斯塔夫·多雷。
勒高夫在英文學界同樣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在同時代的法國中世紀史學者中，勒高夫的國際影響力堪稱一時無兩，特別是在他幾乎從不使用法文之外的語言進行學術寫作的情況下。勒高夫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法文本出版後不久，便出版了質量上乘的英文譯本。在1997年，英國中世紀史學者米瑞·魯賓主編的《雅克·勒高夫的作品與中世紀歷史的挑戰》匯集了多位英語學界知名學者的論文，許多人都提到了在閱讀勒高夫時所帶來的震撼與衝擊。美國學者威廉·切斯特·喬丹曾回憶說，他曾經與希爾達·薩巴托在巴黎散步，途經當時勒高夫所居住的地方，而薩巴托看到勒高夫住所所在的大樓時，內心萌生了一種震撼之感，如同被龐大神龕的陰影所籠罩。
在諸多人文學科當中，歷史學者常常以客觀公正冷靜自詡，他們要嚴格地根據史料所呈現的樣貌，在有明確邊界的範圍內進行研究與創造。但是，情感是學者進行書寫的巨大推動力，歷史學者對歷史的理解和詮釋不僅無法脫離於他對現實生活的感受，甚至從某種角度來講，他們對歷史的建構、分析乃至褒貶，都折射著他們對現實生活和現代社會的反思乃至批判。勒高夫坦承，他心目中的中世紀來自自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長期思考。正如勒高夫在1991年獲得法蘭西全國科學研究中心金獎的答謝詞中所說，在歷史加速演進呈現出諸多形式的危機時，歷史學家的責任在於協助劇變中的社會能夠平安分娩，且在經歷了沉重與痛苦的過去之後，歷史學一定能夠幫助這個遭逢劇變的社會和被裹挾其中的個人帶來慰藉以緩解這種疼痛的烈度。對無窮遠方和無數人們的關懷，或許正是勒高夫歷史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
作者/李騰
編輯/袁春希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