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個媽媽合唱團，團員們的孩子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媽媽們通過歌唱，短暫地與孩子解綁，釋放壓力，修復身心。她們希望被社會、被更多人看見、接納與理解。
■周榮旺
「大家回去之後要勤加練習，未來五月份我們可能有活動，頻繁缺勤的、不來排練的，到時候就在後台看著。少幾個人我們照樣能唱。」
這天是3月5日，一個普通的周日，臨近下課，益田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二樓會議室里開始躁動起來，學生們收拾著樂譜、水杯、背包，嘈雜聲漸起，和過去每次合唱課下課時一樣，丁老師用清晰嘹亮的聲音叮囑著眼前的學生們。
丁老師是合唱團的帶教老師，他的學生是一群與他年齡相仿的中年媽媽。與一般合唱團不同的是，這些媽媽的孩子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孩子們患有自閉症、腦癱、發育遲緩等病症。
自2011年成立至今，媽媽合唱團已經堅持了12年。每個周日下午，媽媽們會在一個小空間裡相聚，在沉重的生活里獲得喘息。伴隨著鋼琴聲，她們快樂地歌唱。歌聲匯聚在一起，釋放壓力，緩解疲倦，修復身心。
合唱團排練的間隙也是媽媽們相互交流的時光，大家相互鼓勵，傾訴困惑，分享信息，成為彼此的支撐。
陷入困境的媽媽
史宇鴻記得，第一次聽說合唱團是在學校的操場上。那時兒子健凱就讀的元平特殊學校開學沒多久，操場上，她碰到一個家長，聊天中得知，對方參加了一個合唱團，每周都會聚在一起排練。
那是2011年，史宇鴻當時已經過了十年全職帶娃的生活。每日與孩子為伴，生活里寸步不離，「從睜開眼睛開始，他走到哪我跟著到哪。」
那也是這個家庭來深圳的第十年。過去她和丈夫在四川的國企工作，孩子在當地的職工醫院診斷出發育遲緩後，穩定的生活被打破，因為生活的地方康復機構不足，2001年，她和丈夫辦理了停薪留職，帶著孩子來深圳做康復干預。在兒童醫院，孩子確診了自閉症。
從那以後，史宇鴻成了一個全職媽媽，帶著兒子去上康復訓練課程。丈夫則在五金廠工作賺錢，負責家庭的經濟來源。
全職媽媽的生活並不比上班輕鬆，尤其當要照顧的對象是特殊孩子時。每天從睜眼到入睡，史宇鴻的生活和兒子深度捆綁。健凱上學時，史宇鴻要陪讀；健凱回到家，史宇鴻照顧他，做一些康復訓練。想要從日復一日的疲倦中抽身休息、去公園散步喘口氣時，她也要帶著孩子。
給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做康復訓練並不容易，史宇鴻教孩子繫鞋帶、穿衣、吃飯拿筷子等生活技能，一遍又一遍，但總是收效甚微。「教幾百遍他也記不住，這時候就特別崩潰。」
在這種和孩子長期捆綁式生活的面前，多數時候她只能靠自己化解壓力，消解倦意，努力維持心態和情緒，但生活的壓力還是以潛在的方式對身體器官造成了負荷。
2008年，史宇鴻發現自己耳朵出了問題，有一次丈夫給她打電話，她接聽以後，電話那頭沒有說話聲傳來，她掛掉了電話。丈夫又打過來，她還是什麼都沒聽到。
晚上丈夫回到家，跟她說，你拿個電話有什麼用，跟你說話也沒反應。她感到很委屈，自己明明沒聽到丈夫說了什麼。
隨後出現更多問題，耳朵不時有聲音，很響，但找不到來源。有時睡到半夜，耳鳴的聲音甚至能把自己吵醒。去看醫生，醫生告訴她，耳鳴的原因很複雜，氣血不好、咽炎、低血壓、長期的壓力都是成因。
從那以後，她嘗試了很多治療方法，但不見效果，只好承受著隨之而來的種種不便。
她聽不清1米之外別人的話，跟人也交流不到一起，除非湊到她耳邊說，因此有時會得到其他家長「清高、不理人」的評價；去參加自閉症講座時，如果老師不用麥克風，她得坐在第一排；家裡的電視音量必須開到最大，丈夫每次從外面回來，從上樓梯開始就能聽見家裡傳來的聲音。
跟人交流時史宇鴻總帶著很大壓力，她覺得就是這種壓力讓她的聽力障礙越來越嚴重，只能靠著連蒙帶猜去理解別人的話。但與人交流時總隔著一道障礙，把她困在封閉的世界裡，還會因此承受誤解，後來她索性也開始自我隔絕，不怎麼出門了。
▲自2011年成立至今，媽媽合唱團已經堅持了12年，與一般合唱團不同的是，這些媽媽的孩子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找到「組織」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到她遇見了操場上那個家長。
史宇鴻從前愛好寫字、畫畫、唱歌，但有了一個特殊孩子，這些愛好都沒時間碰了。一聽到有這樣一個合唱團，她當即問對方：「在哪？我也想加入。」
那個周末，她來到了合唱團位於蓮塘的排練地，那是一家康復機構，平時特教老師帶著自閉症孩子在教室上課，周末教室空出來，媽媽們就在裡面排練。很自然的，她加入其中，和其他媽媽一起練聲，學習發聲技巧，排練之餘交流孩子的狀況。合唱團分高低聲部，她被分在了低聲部。
有時她也會帶著健凱去，其他家長也會帶孩子來，特教老師、志願者和義工帶著孩子們玩，家長們則聚在一起排練。
儘管聽力障礙給史宇鴻帶來很多不便，但在合唱團里，她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合唱團里的媽媽們齊聲歌唱時，「每個聲部一起唱，聲音都很大，我都會聽得見，沒有影響。」史宇鴻獲得了短暫與孩子解綁的時光。
在團里，她被稱呼為「健凱媽媽」。合唱團里媽媽們的孩子都患有自閉症、腦癱、發育遲緩等障礙。一聊天，她迅速找到了共鳴。在合唱團成立時就加入的雍慧，也是一名全職媽媽。2006年辭職之後，雍慧開始全職照顧孩子宏燊，陪讀直到2012年，孩子小學畢業。
直到那時，雍慧才逐漸接受孩子得了自閉症這件事，在那之前，她總有些不甘心，甚至還會逼迫著孩子學習，導致宏燊情緒問題很大，一旦受到刺激，哭起來能持續半小時，「哭得眼淚嘩嘩的，很難搞。」直到現在20多歲仍是這樣。
回頭看過去，她覺得，如果能早點領悟到這是孩子的生命狀態，學會接納，而不是強迫孩子改變，他可能也不會情緒那麼激烈。
雍慧有好幾大本筆記，都用來記錄孩子成長的點滴，她最初想用這種方法抵禦生活中的無望，但是漸漸的，她在記錄中看到了孩子的成長進步。「如果你們覺得非常沒有希望的時候，可以嘗試記錄下孩子哪些能力發展起來了。這樣以後回頭看的時候，自己的努力、孩子的成長都能看出來。」她跟其他家長分享著心得。
記錄的價值顯現，是在一個做自閉症學術研究的醫生找到雍慧，想讓她提供一些孩子的數據時，醫生驚訝地發現，關於孩子各個階段的數據，都能在雍慧的筆記本上查到。「他說我給他的數據是最好、最全的。」
▲特殊孩子家長們把排練當成了交流會，休息的間歇互相聊孩子的問題，分享康復心得。
成立
史宇鴻加入時，媽媽合唱團剛成立了幾個月，契機則要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的廣州亞殘運會，開幕式導演想找殘障群體家長參與演出，從全國各地找來300名家長，其中就有深圳的20位媽媽。
黃學青是如今合唱團里為數不多的創始成員，她記得，那時候媽媽們對這件事格外積極，大家每周集中排練一次，早上6點天不亮就出發去廣州，有時晚上10點才結束，踏上末班的列車回到深圳。
參加開幕式排練很辛苦，需要聽導演指揮。媽媽們一遍遍練習走位、舞花、做動作，只為展現殘障群體的家長形象。
一天中真正排練時間也就一小時，餘下的時間都在等待中度過，但媽媽們還是熱情高漲、樂在其中，不僅因為能在這種國際賽事中亮相，也因為這是少有的能與外地家長交流的機會。
十多年前不比現在資訊發達，各地家長們聯動也少。廣深兩地的特殊孩子家長們把排練當成了交流會，休息的間歇互相聊孩子的問題，分享康復心得，討論家長組織如何發展。
「挺解壓的，因為我們能互相理解，彼此鼓勵，不要泄氣。」黃學青回憶，大家能從這種分享中增加信心和希望。
參加完亞殘運會的開幕式後，媽媽們都有些依依不捨，能夠從家庭中短暫抽離，讓大家體會到一絲輕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難道就解散了嗎？有人提議，這種每周聚一次的形式應當延續下去，於是隔年，媽媽合唱團成立。
成立的頭幾年，家長們都沒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宏燊媽媽、健凱媽媽、弘毅媽媽這樣的稱呼。但黃學青覺得，家長們得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總是捆綁在孩子身上，「要找回自我」。她開始告訴合唱團里的其他人，別再叫我「弘毅媽媽」了，弘毅是弘毅，我有名字的。
黃學青在合唱團里年齡最大，於是大家都改叫她「青姐」。有了青姐帶頭，大家把微信群里備註都改成了自己的名字。「特殊孩子的家長跟普通家長相比，的確需要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但如果家長自身狀態頹廢、低迷，對家庭、對孩子的康復是沒有好處的。我們首先要讓自己快樂起來，才有精力幫助孩子。」黃學青說。
成立媽媽合唱團正是基於這樣的初衷，讓媽媽們短暫與孩子解綁，在歌唱中獲得喘息的空間。從最初成立時的十幾個成員，到因為各種原因，有人淡出了活動，但同時又不斷有新成員加入，十多年來，合唱排練時，總會有一二十人參加。
黃學青作為兩個老成員之一，不希望合唱團散掉，希望它能夠一直存續下去。有時看周日參加排練的人少了，她會在群里賣力吆喝，積極接龍，「把她們一個個都勾過來」。
▲歌聲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愛的力量。
走出困境
史宇鴻是從困境裡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解決聽力障礙問題是在2015年，她去殘聯的殘疾專干那裡諮詢，耳朵聽不見能不能戴助聽器。殘疾專干告訴她，滿大街都是賣助聽器的，你去買來一個戴上就知道了。
聽從推薦，她去店裡花了1萬多元買了兩個助聽器，戴上後，可以聽得一清二楚。店員特地跑到另一個房間問她聽不聽得見，史宇鴻說聽得見。困擾她7年的聽力障礙就這麼輕易地解決了。
耳鳴前的生活回歸了，電視聲音調回了正常狀態，旁人再跟她交流時，也不用大喊了。過去被打碎的一切都在有序回歸，包括自己被孩子切割得四分五裂的生活。
史宇鴻真正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是在五六年前，孩子健凱從元平學校畢業，有了一定獨立生活能力，開始在街道的機構接受職業康復訓練。
史宇鴻不用再每天圍著孩子轉了，「大塊的時間都是我自己的。」她開始真正走出家庭，拾起從前的愛好，除了一直在參與的合唱團，她還上國畫課、葫蘆絲課。最近去社區時，看到開設有圍棋班，她也想報名。
徹底走出困境是在學習心理學之後。合唱團里很多媽媽都在學心理學課程，包括史宇鴻、雍慧等。「我相信對於特殊孩子的家長，很多人都需要先自救，自救過後，會想著幫助別人，這是一個自助助人的過程。」雍慧說。
2016年，史宇鴻開始跟著合唱團的家長們上心理課，之後又一起去考婚姻家庭諮詢師的證書。這趟學習之旅讓她不再鑽牛角尖，學著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現在我兒子28歲，如果他不是特殊孩子，說不定現在還在外面打遊戲，或者喝酒不回家呢。我兒子很乖，這幾年我沒有拖地洗碗過，都是他在做。他在特校學了家政、中式廚藝，有時我跟他爸爸出去辦事，他會把飯菜做好，我們回來只管坐那裡吃就行了。」史宇鴻說，「換一個角度，我覺得現在挺幸福的，他無非就是不成家、不結婚了，但現在不成家不結婚的人多了去了。」
學習心理學之後，她承接了一項社會工作，擔任深圳守望心智障礙者家庭關愛協會的熱線電話接線員，2016年到2019年，每周的一、三、五，她傾聽來自各個地方的特殊孩子家長的困惑，運用自己學到的心理學知識，加上自身經驗，為那些迷茫中的家長提供支援。
一通電話
2017年的一個下午，史宇鴻接到一通來自樓頂的電話。對方聲音很平靜，在電話里告訴史宇鴻，自己沒有勇氣活下去了。
史宇鴻跟她說，我們坐下來聊，樓頂有風，你先回到家，我們好好聊。
那位家長是一名英語老師，兒子在高二時突然沒法上學了，在家裡打、砸。之後自然也沒法參加高考。醫生告訴她，孩子患有阿斯伯格（自閉症的一種）和精神分裂，又帶去北京、廣州，醫生都給出相同的結論。
家長無法接受孩子成了這個樣子，每一年高考臨近，夫妻倆都會崩潰，過不了這一關。長此以往，她患上了抑鬱症，直到有輕生的念頭時，打出了這通電話。
史宇鴻跟她聊了一個多小時，告訴家長，我的孩子甚至連高中都上不了，他上職高，這有什麼關係？還有孩子連學校的門都沒進，又有什麼關係？你要看到，還有很多比你更難的家長，但我們都堅持下來了。
一直聊到感覺對方好了很多，史宇鴻說，明天還會更好的。
第二天，史宇鴻把電話撥了回去，詢問家長的狀況。對方告訴史宇鴻「我好多了」。隨後史宇鴻說，你周末來唱歌吧，我們這些特殊孩子的媽媽每個星期天會一起排練，並告訴了對方地址。
那個周日，家長如約而至，跟大家打招呼時，看不出來有什麼狀況。但她從不跟其他人講孩子的事情，只是每周來排練，還跟隨合唱團參加了舞台演出。
後來，她和兒子一起去醫院拿藥，跟孩子一起服藥治療。孩子最終還是沒參加高考，不過兩人情緒都穩定下來了。
並非結尾
史宇鴻能感受到社會對她們這樣的特殊群體的了解在增加，「加入合唱團的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家長知道了我們，有的也會加入進來，一起向社會倡導接納自閉症孩子，這些孩子也有發光閃亮、積極美好的一面。」
團里的不同成員，都提及了《和你一樣》這首歌中的歌詞，她們一度希望把這首歌當作團歌，那段副歌唱道：「我和你一樣，一樣的善良，一樣為需要的人打造一個天堂。歌聲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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