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二人同朝為官時私交甚篤，在才情和上也都是相互欣賞的，但二人在政見上有著極大的分歧，甚至發展到後期連同朝為官都難以做到。

兩人同樣都是少年得志，弱冠之年便進朝為官，史書對於他們的描寫是相似的，不追逐名利、不近於色、生活簡樸、專心經營理念世界，是科舉制度中為數不多的觀念型知識分子。

為何對於王安石主張的變法，司馬光如此牴觸？本文將對其分歧加以分析探討，以期做較為公允的評價。

一、王安石變法的始與末

1、變法初衷

北宋後期，吏治敗壞，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急劇升級，宋神宗繼位之時，宋朝已走過了近百年的光陰。宋朝初期制定的很多政策弊端也逐漸顯露，農民起義紛紛興起，北宋統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面對波詭雲譎的複雜形勢，很多政治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變法勢在必行。

其中司馬光和王安石是變法的代表人物，但二人在變法問題上有很強烈的分歧。

神宗即位之前，對王安石的才能早有所耳聞，對其治國思想也非常的讚賞，於是王安石推行的變法全面推實行，新法的實行確實。

變法之後，朝廷國庫迅速充盈，社會生產力也有了巨大的發展，商品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可為什麼變法會遭到司馬光的反對？

一言蔽之，王安石的變法可以理解為將百姓的錢挪到了官家的口袋裡，政府的國庫充盈了，但老百姓卻食不果腹。

2、細說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實施後，並沒有給中小地主和下層民主帶來特殊的利益，反而有很多的嚴重苛民現象。

司馬光以「與民不利」為由來反對新法，確實是有一定根據的。

青苗法的本意是「抑兼併，振貧弱，置官理財」，青苗錢是按戶等高低決定發放的，規定上，三等戶有餘錢可以多貸，貸款的農戶年年都要交利息，因此，還不起的農戶還得求著兼併之家來借錢還款。

司馬光全盤否定新法，就連蘇軾也曾說：「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事實上，司馬光對於新法「苛民之甚」的想法得到了驗證，青苗法施行自然也遭到了民眾的反對。

再說保甲法，保甲法規定墓地最高的為保長，如《宋史》提到，「凡幾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才幹、心力者為保長，五大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因而「仕官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

根據上面所說的，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實現「抑兼併，振貧弱，均平賦役」的初衷，它的好處就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卻是通過苛民的方式來達到的。

司馬光反對新法恰恰由於他施仁於民的政治主張，從某些意義上來說也是順應民心的主張。

再看史書上對於司馬光的評價，「官僚地主階級的代表」，「極力維護大地主特權」，這些都是不盡中肯的評價。

3、司馬光為何反對變法

有人認為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個人恩怨，甚至攻擊司馬光的個人品德問題，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一來將一代政治家司馬光的思想簡單化，二來也不符合史實。

司馬光、王安石在為政初期是「比肩共進」的，在神宗時期，兩人都是翰林院學士，並常一起聚會，兩人對於宋王朝因循守舊，冗官、冗費等問題都非常擔憂，希望以一己之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狀況加以改善。

即使二人在政見上有所不同，司馬光仍認為「介甫文章結義，過人處甚多」，而在王安石死後，司馬光還囑託「優加厚禮」，以此看來，二人的在才情上是互相欣賞的，只是對於國家變法政見各有不同。

司馬光和王安石對時局的認同，是求同存異的，體現在幾方面：

一是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主張變革的，二人對官場冗官冗費的局面都深感擔憂，並尖銳地指出了官場的種種惡習，對宋王朝財政的困難也都看得很清楚。

二是兩人都很注重人才的培養，王安石認為「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司馬光也主張「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但二者解決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王安石側重於具體制度的改革，而司馬光側重於社會治理條件，這就導致二人對社會弊病的根源認識上存在分歧，進而引起變革態度的迥然不同。

總而言之，司馬光堅持「慎改穩改」，而王安石則主張「大刀闊斧」。

這兩種變革方式的差異性，必然導致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成反對意見，他不能夠忍受用「免役法」代替「差役法」，用 「青苗法」代替「常平倉法」，推行新的保甲法等。

兩人雖然都很重視人才，但在用人的主張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司馬光強調「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他認為人才是有的，關鍵在於能不能知人善用。他指出「 用人之道，采之欲博…收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他對於王安石的不加分析、一味排斥異己者的做法非常不滿。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理財的問題上也有非常尖銳的對立立場，雖然二人都看到了宋王朝的財政危機。但王安石認為，財政危機原因在於「理財未得其道」，因此應當進行變法，而司馬光則認為應節流。

司馬光主張「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他強調節流，主張裁減冗官，而王安石則認為「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他主張開源，王安石變法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大環境下，商品經濟並不健全的封建社會並不能迸發出強烈的經濟活力，財富積累的方法只有壓榨百姓。

誠然，開源和節流是國家財政的兩個方面，而司馬光對於開源避而不談，強調節儉、用費、裁減用兵，雖然有失偏頗，但大致可以認為是切中時弊的。

而王安石只講開源，並且主要手段是以點名的方式，甚至認為節流節用是有傷國體的，這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偏激性。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想振興朝政，但二人由於政見的不同，在改革方式、用人、理財等方面都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這就決定了司馬光對於新法持否定態度。

4、王安石變法遇挫

王安石作為變法的實際領導者，本應做到群策群力，但由於用人不當，王安石內心只能依靠自己的兒子為謀主，外信也被許多居心叵測的人利用。

在新法頒布之後，各地都出現了異常的現象，如華山崩裂等，一時人心惶惶，不少人藉機抨擊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使得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並且加重人民的負擔容易引起社會動盪，同時，王安石也沒有辦法根本改變北宋積弱的局面。

而所謂的保甲法，在當時就是為了嚴格控制被壓迫的階級，鎮壓農民起義。

公平而論，王安石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是以增加國家收入為目的，以加重被剝削者的負擔為手段的，他沒有對農民做出讓步，也沒有打擊大地主的利益，也沒有支持中小地主的利益，這就導致了他的變法必然遭到失敗。

二、司馬光重新掌權和草草收場

1、司馬光重新拜相

王安石是一個富於幻想的改革家，他的行動遠不如言論那麼中聽。

王安石變法的實施也證明了他因用人不當，從變法過程遭到許多卓有見識的大臣們反對，變法阻力隨之增加，更嚴重的是變法脫離實際、壓榨民脂民膏引起民怨，所以最終失敗也是在所難免。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幼的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聽政，王安石被第二次罷相，變法危在旦夕。

此時，司馬光被重新召入京，上台執政，司馬光執政前，朝野上下對其寄予厚望，司馬光上京為相，標誌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2、司馬光暮年之過

作為反變法者的司馬光重新掌權，雖然廢除青苗法、免役法等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但對於司馬光而言，仍然是考驗。

而晚年的司馬光也越來越固執，司馬光在反對變法時尚且知道應該「存其善而革其弊」，但遺憾的是，此時司馬光也犯了與王安石相似的急躁病。

他既不問刑法是否有可取，可改之處，也不問廢除刑法需要時間，是否操之過急，而對於司馬光的矯枉過正，就連和司馬光同一陣營的人都有些不贊成。

范純仁對司馬光說：「治道去其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究而緩行之，不然，滋為民病」。然而曾經反對王安石變法、希望能廣開言路的司馬光卻油鹽不進。

司馬光在其晚年忠誠雖可嘉，但卻偏執的令人難以接受。司馬光自信狂妄地堅持「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矣！」其固執導致的最終結局是新法被完全扼殺，而他的政途也最終悲劇收場。

總結

歷史遠非人們所看到的那麼簡單，司馬光和王安石年少時同朝為官，情誼深長，只是在政見立場上有所不同，在變法問題上針鋒相對。

這不是階級鬥爭，不是路線鬥爭，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對於朝政的理念不同而已。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王安石變法有操之過急之處，司馬光反對變法也有對有錯，既不能證明他守舊頑固，也不能斷定他就是逆歷史逆潮流的保守派官員。

司馬光的一生，包括反對王安石變法，應基本得到肯定，他著眼於民眾疾苦，反對新法對於民眾的苛責和剝奪，但晚年的司馬光執拗如牛，也犯了和王安石變法同樣的急性子錯誤。

當一個人手握大權時，可能難以做到廣開言路，畢竟高處不勝寒，而對於二人在政見上的分歧，後人也無合適立場任意地拔高、貶低，只得交由歷史評判。

參考文獻

1、《宋史》

2、《宋人軼事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