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和和種族身份的社會建構
作者：詹姆斯·費倫（James D.Fearon），史丹福大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的研究主要關注武裝衝突和政治暴力；戴維·萊廷（David D. Laitin），史丹福大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種族民族、內戰、恐怖主義。
來源：Fearon, J., & Laitin, D. (2000).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2000, pp.845-877.
導讀
在本文中，作者解釋種族身份的含義，提出了兩種方法來解釋「認同建構過程有助於解釋族群暴力」這一說法，包括個人與話語（文化系統）作為構建民族身份的動因。作者還在嘗試解決個人層面的一個主要謎題，及為什麼公眾會追隨政治精英或只服務於精英的領導人。在此問題的基礎上，作者提供了普羅大眾也有可能戰略性地建構種族邊界的證據。同時，作者主要通過對盧安達、蘇丹、斯里蘭卡、南斯拉夫等國家的暴力衝突案例來為以上分析提供證明。最後，作者得出結論認為其在本文中所運用的建構主義的方法成功地推翻了前人研究中有關原始主義（primordialist）的解釋。
什麼是種族身份？它是如何建構的？
「種族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論斷在社會科學家中很常見，但是少有文獻證明種族的社會建構與暴力之間的理論或實證聯繫。作者在本節中試圖用建構主義的表述和概念來說明種族身份與暴力的具體問題。
被稱作社會類別（social category）的身份是社會建構而來的。社會類別、成員規則是行為和言論的產物，且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原始主義者認為社會類別是由人性決定，而非社會習俗和慣例決定。建構主義者則通過研究身份內容和成員規則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來反駁身份的原始主義假設，建構主義者認為不同身份的雙方可能會暫時敵對，但不一定是永恆狀態。另一種反對原始主義的主張認為，族群成員不需要明確自己的固定身份，如由於歷史原因，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也可能被稱為南斯拉夫人。社會類別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類別之間的界限也在發生變化。
如果上述觀察是正確的，回溯歷史，為什麼不同的種族群體之間需要通過暴力的方式來相互分裂？「族群意識」可能是這一問題的答案。但是，身份建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在行動和言語中產生和再現的過程，對於這一過程，相關的建構主義寫作中很難找到與之相關的陳述。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三種方法來描述建構身份所需要的特徵，包括社會經濟過程、話語的社會建構以及個體的建構過程。在社會經濟方面，經濟現代化作為一個廣泛的歷史進程，在特定族群之間的暴力行為的解釋力並不明顯，但是此方面可作為族群認同形成的「必要條件」的一部分來進行討論。作者回顧了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有關民族主義的文獻，其認為民族觀念是在現代時期作為經濟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革的結果，如蓋爾納認為識字和受教育使人的向上流動成為可能，交流產生了民族認同。安德森補充說，國家身份的邊界幾乎是「印刷資本主義」的偶然副產品。在話語的社會建構上，現代族群話語可能被視為族群政治化進而引發族群戰爭的必要條件。群體身份的社會建構必然涉及將一個人的自我或他者所在的群體區分開來，因此身份建構必然包含與他者發生暴力、對立關係的可能性。第三，族群認同也可能由追求各種目的的個體行為所建構。其中，作者將個人分為政治精英與普通個人（「on the ground」）展開論述。種族暴力是政治精英努力掌握或獲得權力的手段和副產品。精英們煽動種族暴力以獲得政治支持，這一過程的效果是構建更多對立的身份，進而滋生更多的暴力，這一理論的難點在於，何以解釋精英如何說服他們的追隨者接受錯誤的信念？或公眾為何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滿足精英的權力利益？社會認同理論認為，人們可能有一種天生的自尊欲望，這會使人非理性地不願意相信自己群體的成員，尤其是領導者，要為受譴責的行為負責。另一種解釋認為信息不對稱使得領導能夠操縱其追隨者的信念。第三種可能是，精英們可以聲稱群體面臨安全威脅以增加族群內部對其安全依賴的程度，即對合理恐懼的操縱。另外，民眾可能沒有真正追隨，其參與「種族暴力」和支持極端主義領導人也可能直接來自潛在的種族仇恨和恐懼，從作者引用的內戰研究中可以看出內戰中的許多暴力都是由當地人製造的，他們尋求政府或叛軍的支持，以解決當地的恩怨和爭鬥。同時，普通個人在日常行為中也可以建構社會身份。首先，族群的邊界相比於主權國家更具滲透性。其次，邊界的滲透性就可能導致暴力。作者指出，當A組的邊緣成員內化了A組優於B組的信念。然後，他們可能會攻擊B的成員，以向自己或向A中的其他人證明他們確實是A的成員，這是一種獲得為了獲得群體內部更多承認的策略。
關於身份建構與民族暴力的證據
族群暴力是族群認同建構過程的結果嗎?上述有四種回答，作者在本節給出了案例研究的相關證據。第一，駁斥了原始主義的論點。原始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化自身不可更改的差異性是暴力衝突的根源，作者對盧安達「圖西族」和「胡圖族」，南斯拉夫的不同族群，北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南北蘇丹進行了案例分析。作者認為少有研究顯示文化差距在衝突中扮演角色，即使有學者提出文化因素，但是也沒有足夠的分析支持其觀點，因此作者得出結論，沒有足夠的研究顯示種族（或宗教）差異的文化內容本身助長了種族暴力。
第二，族群話語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政治家並不是在操縱大眾，而是與他們有共同的本體論基礎。作者對古僧伽羅人的神話，斯里蘭卡總統賈亞瓦德納（Jayewardene）對於僧加羅人與泰米爾人的話語論述以及盧安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差異的殖民話語進行詳細解讀，認為話語或文化系統最多為大規模暴力創造一種相對持久的傾向，而暴力則是偶發性的。話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背後權力和利益的聯繫，是一種策略，而非超個體的力量。
第三，政治精英使用暴力來構建敵對的種族認同，這反過來又滋生更多的暴力。首先，精英挑起暴力能夠以更具對抗性的方式構建群體。其次，極端分子通常希望「淨化」他們的文化，以明確劃定身份界限。從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同一族群內部的極端主義團體或領導人可能會使用暴力作為一種策略來迫使或誘導溫和派增加他們對極端主義的支持；溫和派領導人在自己族群內部的權力基礎受到威脅時，可能會挑起暴力，如蘇丹的尼邁里總統（President Nimeiri）在調和南北方差異以及南斯拉夫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處理在科索沃和克拉伊納的衝突時的行為。作者指出持續的「種族暴力」的必要條件是存在可以動員的暴徒，在對穆罕默德·艾哈邁德·馬哈古卜出任總理時面對的南方的暴力抵抗的研究中，作者強調蘇丹南部的抵抗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有年輕人可以通過與北方軍隊進行游擊戰來找到獲得榮譽和地位的途徑。在種族戰爭中，幫派成員和罪犯更多的是為了自身利益為非為了實現團體目標採取暴力行為。
第四，對身份建構的戰略解釋也關乎普通民眾。作者指出模稜兩可的文化邊界與領土邊界一樣具有煽動性。有一些研究案例揭示，種族暴力是因對群體邊界的政治爭論而加劇的，而這並不是精英操縱的結果。例如，恩哥克-丁卡人由於南北蘇丹之間領土劃分問題產生衝突，年輕的恩哥克人尋求融入南方，這種願望成為激化南北衝突的問題。
總結
作者通過兩種主要方法發展出一種見解，即種族認同是在解釋種族暴力的方向上被社會建構的。首先，從人的角度看，精英階層為了主導或增加他們的政治權力而建構對立的族群認同；民眾通過行動產生、再生產和挑戰族群範疇的內容和邊界來構建身份。其次，超個體的話語有其內在邏輯性，這些邏輯構建了人們行為，且有可能激發或定義人們的行為。
同時，作者論述了政治精英對大眾的「引導」，以及進行引導的機制。此外，也有一些證據表明，大眾並沒有被「引導」，而只是利用「種族暴力」作為其個人行動的掩護。個人也可能煽動暴力，以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或防止其它族群對自己邊界的「跨越」。不論精英或民眾的行動如何，在上述情況下，種族對立的建構都是個體戰略行動的結果。
在方法論方面，作者認為將個人與種族暴力聯繫起來的戰略理論以及將話語與暴力行為聯繫起來的話語理論都是建構主義的，因為它們將種族群體的內容和邊界設定為由特定社會過程產生和再生產的。這種方法彌合了文化主義和理性主義解釋在方法論辯論中的僵化分歧。
詞彙積累
原始主義
primordialist
種族身份
ethnic identities
話語結構
discursive formations
譯者：周震，國政學人編譯員，格拉斯哥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專業碩士，研究興趣為民族主義、區域主義與國際關係理論。
校對 | 信思涵 賈雨薇 趙旌宏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王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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