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
來源：近代文學
梁啓超與晚清文學翻譯
作者：胡全章，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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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梁啓超以卓有號召力的理論倡導和極具示範效應的文學翻譯活動，一舉確立了文學翻譯的崇高地位，引發了域外文學的翻譯熱潮。在小說翻譯界，梁啓超賦予小說翻譯輸入文明、改良群治的重大歷史使命，創設稿酬制度，大力提升小說（翻譯）家的社會文化和文學地位。在詩歌翻譯界，梁啓超推崇西洋詩豪氣魄宏大、關乎世運的長篇傑構，其以白話歌詩形式翻譯西洋詩歌的思路與實踐，為後來者指示了白話新詩路徑。在翻譯文體方面，梁啓超探索了向歐化開放的改良文言和改良白話兩種路徑，向著言文一致之路演進。
關鍵詞：梁啓超；文學翻譯；翻譯文體；改良文言；改良白話
20世紀初年，以小說翻譯為代表的文學翻譯盛極一時，衝擊和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和文學體系，成為推動中國文學近代化變革的原動力。五四以降，文學史家講述晚清翻譯文學，大都認可康有為「譯才並世數嚴林」的說法，對嚴復、林紓予以較大關注，將其描述和定格為晚清文學翻譯界最具影響力的兩大代表人物。然而，回到歷史現場，我們便會發現：晚清時期，真正登高一呼賦予文學翻譯以崇高地位，以卓有號召力的理論倡導和極具示範效應的文學翻譯活動引發和引領文學翻譯潮流的「造時勢之英雄」，並非「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嚴復和「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林紓，而是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率先打通西學東來通道，藉助《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報刊陣地，於思想界鼓動新學思潮，於文學界發起「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任公」「中國之新民」「飲冰子」「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名號蜚聲中外，「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從而成為思想啟蒙運動主將和文學界革命領軍人物的梁啓超。
1922年，胡適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在「古文求應用」的歷史脈絡里，講述嚴復翻譯西洋近世思想之書和林紓翻譯西洋近世文學之書；儘管嚴譯原著並非西洋文學文本，林譯文體亦不屬於「古文」範疇，胡適卻斷言《天演論》等書「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占一個很高的地位」，宣稱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這一觀點在學術界影響甚大，其後的文學史著作講述晚清翻譯文學時，大都以嚴、林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以來，梁啓超的翻譯理論與實踐逐漸在學界受到重視。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連燕堂《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近代卷》、陳玉剛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稿》、謝天振等主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等著作，都對梁啓超設專章或專節講述，肯定其在文學翻譯界的先驅地位與示範作用；但限於著述體例和敘述角度，對其歷史貢獻往往點到為止，描述則大體限於梁氏本人的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時至今日，學界對梁啓超在20世紀初年文學翻譯界所發揮的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影響和時代風向標作用仍認識不足，整體意義上的梁啓超與晚清文學翻譯研究尚待加強。
一 梁啓超與晚清文學翻譯的興盛
文學史家一般將1873年蠡勺居士所譯英國長篇小說《昕夕閒談》在首家文藝雜誌《瀛寰瑣記》刊載，視為近代中國作家翻譯西洋小說的肇端；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詩歌、寓言、小說等的中譯活動，還要更早一些。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洋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宗教與公法書籍居於翻譯系統的中心位置，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域外文學翻譯則處於零星狀態，尚未形成時代潮流和社會熱點。甲午戰後，精英士夫認識到泰西富強之術尤在其制度與學術，譯介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漸成風氣。當此之際，在「致用」翻譯思想和時代思潮影響下，並非「有用之書」的西洋文學尚未引起朝野士夫的關注。1897年夏，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闡揚「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的道理，其開列的十大類西書，尚無文學門類。同年秋，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成書，卷十一為「文學門」，卷十四為「小說門」，強調「日人之強，固在文學哉」，讚嘆「泰西尤隆小說學哉」。這大概是晚清士夫首次將「文學」和「小說學」作為東學西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認知。與此同時，梁啓超為大同譯書局制定了「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的翻譯出版宗旨；儘管由於一年後書局被查封，譯書規劃未及開展，但其指明的通過日文本轉譯西書的便捷通道，卻「預告了20世紀初十年大規模譯印日書以傳送西學高潮的到來」。同年冬，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聲言「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至此，西洋東洋小說的政治意識形態功用，受到維新派知識精英和報館主筆關注。然而，國聞報館刊出這篇宣言後，接下來並無譯印小說之舉。真正將這一設想付諸實施且引發蝴蝶效應者，是流亡日本後的梁啓超。
梁啓超（1873-1929）
流亡日本後，梁啓超從明治年間日本文壇尊崇「政治小說」為「最上乘的文學」，掀起政治小說翻譯和自著熱潮，促進了日本社會的文明之化，導致小說「從各類文學體裁的底層扶搖直上，占據了文學殿堂中的第一把交椅」的文學演進現象中受到啟迪。1898年底，他在《清議報》創刊號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言之鑿鑿地聲稱：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
精心編織「小說救國」神話，躬身翻譯日本政治小說名作《佳人奇遇》。1901年，「吾華通人素輕此學，而外國非通人不敢著小說」的說法，已流行於社會；「歐米之小說，多系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為書，用以醒齊民之耳目，勵眾庶之心志」，在輿論界幾成常識。至此，經過梁啓超的倡導與實踐，「域外文學聲譽並不是特別高的政治小說，經過翻譯後，因為其政治意識形態功能而被經典化」。1902年冬，梁啓超創辦《新小說》，高張「小說界革命」之幟，推尊「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他為該刊擘畫的「歷史小說」「政治小說」「哲理科學小說」「軍事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等門類，所擬出的《羅馬史演義》《共和國》《華嚴界》《新社會》《世界末日記》《魯敏遜漂流記》等新小說名目，都是以翻譯歐美、日本小說打頭陣。隨著小說界革命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的政治小說，被樹為「新小說」的楷模與典範。
晚清文學界革命時期，各類報刊紛紛刊登翻譯文學作品，各大書局競相搶占翻譯小說市場。《新小說》宣布「本報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繡像小說》聲稱「歐美化民，多由小說」，並以「遠摭泰西之良規，近挹海東之餘韻」相號召；《新新小說》宣稱「本報每期所刊，譯著參半」；《小說林》主編徐念慈統計1907年新小說印行狀況，得出「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譯者十常居八九」的印象。以翻譯小說為代表的文學翻譯，在文藝期刊和出版界大受歡迎。與此同時，《申報》《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時報》《新聞報》《神州日報》《順天時報》《中外日報》《民呼日報》等日報，《新民叢報》《民報》《復報》《越報》等政論報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河南》《夏聲》等各省留日學生刊物，《東方雜誌》《廣益叢報》等大型綜合性刊物，《勵學譯編》等翻譯刊物，《教育世界》等教育刊物，《中國白話報》等白話報刊，《女子世界》等婦女報刊，《啟蒙通俗報》等蒙學刊物，《科學世界》等科普刊物，《農學報》等農學刊物，《南洋軍事雜誌》等軍事刊物，《華商聯合報》等商業刊物，《二十世紀大舞台》等文藝雜誌，《萬國公報》等教會刊物，以及上海各大書局，紛紛刊載和出版翻譯文學作品。1908年，黃小配指出：「翻譯者如前鋒，自著者如後勁」，「譯本小說者，其真社會之導師也」。時人對文學翻譯扮演的先鋒角色，已有較為客觀的描述。在「小說界革命」旗幟下，大量問世的著譯新小說，雖良莠不齊，卻聲勢浩大，呈現一派繁榮景象，一個以報館和書局為中心的文學翻譯興盛時代悄然來臨。
晚清時期，梁啓超從改良群治、新民救國的政治思想啟蒙視野，以及文學界革命的理論高度，將近世西洋文學和明治維新時期師法歐西的東洋文學，視為西學的重要板塊和傳播歐西文明思想的「利器」而大加推崇，並以之作為打破中國傳統文學根基和結構體系的憑藉與抓手，希冀藉助域外文學的輸入，推動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強勁的文學翻譯潮流。梁啓超的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以採補近世西洋文明、再造中國國民精神為意識形態導向，以藉助域外文學改造中國傳統文學，進而實現中國文學的創新性發展為旨歸。梁啓超的翻譯思想導向和文學翻譯實踐及其引發的文學翻譯熱潮，構成了新民救國運動和文學界革命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梁啓超與晚清小說翻譯
梁啓超之於晚清小說翻譯界的最大貢獻，不在於其翻譯實績，而在於其具有全局意義和戰略眼光的理論倡導之功、翻譯示範意義與精神引領作用。王宏志借用勒菲弗爾「贊助人」理論，對林則徐、奕訢、吳汝綸在近代翻譯活動中扮演的贊助人角色做過個案分析，揭示了近代中國翻譯活動的複雜面相。近代以來，如果說欽差大臣林則徐是第一位翻譯贊助人，恭親王奕訢是官方翻譯活動最重要的贊助人，桐城派古文宗師吳汝綸是嚴復翻譯活動的贊助人；那麼，晚清思想啟蒙運動主將和文學界革命旗手梁啓超，則在此前不被重視的文學翻譯活動中，扮演了推動以小說翻譯為代表的文學翻譯迅猛發展的最有力的贊助人角色。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憑藉維新派精神領袖的崇高威望，《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蜚聲海內外的報刊陣地，以及遍覽東學西學的國際化知識視野，梁啓超在新知識界的話語場中積累了無與倫比的思想影響力和文化資本，其作為東西洋文學翻譯的贊助人，也就具備了左右風會、攪動風潮的巨大力量。
晚清時期，作為新小說界的精神領袖和小說翻譯的有力贊助人，梁啓超在意識形態方面賦予小說翻譯輸入新知、傳播文明、改良社會、新民救國的崇高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將「啟蒙主義」文學旗幟高高舉起；在經濟方面通過《新小說》雜誌為翻譯小說和自著小說設立稿酬制度，「在稿酬制度的確立方面起了倡導和示範作用」；在地位方面推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其以「改良群治」為著譯小說最高目的的小說「救世說」影響巨大，「使得維持了一千多年的傳統文學觀念土崩瓦解，並使得小說在重新構建的新的文學秩序中占據中心地位」，小說譯著者的社會文化地位得到極大提升。
《新小說》 | 梁啓超主編
晚清時期，梁啓超號召「譯印政治小說」，發動「小說界革命」，根本目標指向「改良群治」和「新民」，在更高的文化層面上隸屬於意識形態啟蒙工程。他和《新小說》同人對「新小說」類型的設計，圍繞「新民」的意識形態啟蒙原則來布局，各種類型的新小說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功能。新小說報社規劃的「歷史小說」專欄，擬著譯之目有《羅馬史演義》《十九世紀演義》《自由鐘》《洪水禍》《東歐女豪傑》《亞歷山大外傳》《華盛頓外傳》《拿破崙外傳》《俾斯麥外傳》《西鄉隆盛外傳》等；古代世界文明中心點羅馬之歷史演義、19世紀五大洲各國歷史演義、美國獨立史演義、法國大革命史演義、俄羅斯民黨歷史演義以及泰西泰東重要歷史人物演義，都在其擘畫之中，充分體現了「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的辦刊宗旨，故而列在首位。「著者欲藉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小說」欄，列第二；「專借小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其取材皆出於譯本」的「哲理科學小說」，列第三；「專以養成國民尚武精神，其取材皆出於譯本」的「軍事小說」，列第四；「以激厲國民遠遊冒險精神為主」的「冒險小說」，列第五；「其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的「偵探小說」，列第六。梁啓超以小說「新民」，通過小說翻譯輸入歐西文明思想的理念及其倡導的新小說類型，在晚清知識界被廣為接受，以至於小說類型被譯著者和出版機構當做「標籤」，成為引導讀者關注的側重點，甚至成為一種「賣點」。
1905年，梁啓超主持的《新小說》「小說叢話」專欄探討改良中國小說的「補救之方」，以為「必自輸入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始。蓋中國小說中，全無此三者性質，而此三者，尤為小說全體之關鍵也」。時人對這三種源自泰西的新小說品種亦充滿期待，其原因，喜讀「新小說」的上流士夫孫寶瑄一語道破：「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而這三種新小說，偵探小說最早於1896年出現在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政治小說由任公率先譯介和自著，至於「以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組織而成的科學小說，飲冰主人不僅大力倡導，而且躬身翻譯。
在梁啓超的影響下，晚清大量問世的著譯新小說，不同程度地受政治小說影響，表現出鮮明的泛政治化時代特徵；新小說批評家和讀者，亦習慣以政治化眼光品讀新小說。林紓「宿昔持論，謂欲開中國之民智，道在多譯有關政治思想之小說始」，本欲以《拿破崙》作首選譯本，終因難度大，「草創未定，而《茶花女遺事》反於無意中得先成書，非先生志也」。1901年，他在第二部譯作《黑奴籲天錄》序跋中，表白此作「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引導讀者將其作為一部政治小說來讀。時人評《黑奴籲天錄》「以哭黑人之淚，哭我黃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黃人之現在」，正是當作政治小說來品讀的。1908年，陳熙績《<歇洛克奇案開場>敘》以「改良社會、激勸人心」概括林紓譯述泰西小說之雅志，從《茶花女》中讀出「男女用情之宜正」，從《黑奴籲天錄》中讀出「貴賤等級之宜平」，從《戰血餘腥》中讀出「軍國之主義」，從《愛國二童子》中讀出「實業之當興」，典型地反映了晚清讀者對林譯小說的政治化閱讀心理與眼光。
在域外小說翻譯實踐中，當原著者與譯作者的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時，梁啓超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立場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感。以其譯作《佳人奇遇》結尾為例，第一人稱主人公東海散士評述日本與清廷之間那場令日本人揚眉吐氣、令中國喪權辱國、中國史家名之為「甲午戰爭」的起因與狀況時，不僅出現「朝鮮者，原為中國之屬土」這樣站在中國立場的論斷，而且言日本用「以與清廷構釁」「在東洋狂橫跳梁多事」「凶性蠻力」等明顯帶有貶義的字眼形容其擴張行徑，對「腐敗廢朽而且不通世故之老大病夫國」中國，則用「大邦之義，於屬地禍亂，原有靖難之責」等帶有正義性的表述。有論者曾指出：
「這一切都不可能出於一位強調國權的日本作家的筆下，而是一位具備明確政治立場的中國政治家對原著的刪改。」
個中原委，不是原著者的民族國家立場出了問題，而是譯者悄然作了符合中國立場和中國讀者閱讀期待的刪改與添加。
梁啓超發動的「小說界革命」，促進了文藝期刊和報刊文藝副欄的崛起，從而為翻譯小說提供了發表陣地和生存空間；而報刊翻譯小說的繁榮興旺，也反過來推進了小說界革命的深入開展。晚清時期，報刊、翻譯小說與小說界革命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多贏態勢。五四文學革命時期聲名顯赫的周氏兄弟，此時在「小說界革命」時代思潮影響下，經由小說翻譯而走上文學救國道路。中國小說和中國文學也在域外小說的刺激和啟迪下，走上了一條不可逆轉的師法歐西的現代化演進之路。
三 梁啓超與近代詩歌翻譯
梁啓超是西洋詩歌翻譯的倡導者和開風氣之先者，其詩歌翻譯理論與實踐均從屬於他所倡導的「詩界革命」，其「詩界革命」設想與實踐亦兼及詩歌翻譯。1900年，他在《汗漫錄》中提出「新意境」「新語句」「古人之風格」三大「詩界革命」創作綱領，前兩項均指向「歐洲」，表現出對「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推崇，對輸入「繁富而瑋異」的「歐洲之意境語句」的期許，為20世紀中國新詩界指示了師法歐西的大方向。1902年，他在《新民叢報》設置過「棒喝集」專欄，「譯錄中外哲人愛國之歌，進德之篇」，刊載過《日耳曼祖國歌》《德國男兒歌》等漢譯西洋歌詩；在「飲冰室詩話」專欄表彰過荷馬、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西洋詩豪，推崇氣魄宏大、關乎世運、洋洋萬言的長篇傑構和民族史詩，裒錄過《法國國歌》等漢譯西詩；其「兵事」欄所刊蔡鍔《軍國民篇》，全文徵引了王韜翻譯的德國《祖國歌》。同年，他在刊於《新小說》的《新中國未來記》中翻譯過拜倫詩歌，並通過按語闡揚其詩歌翻譯原則，表達對「詩界革命」綱領的修正意見。這些舉措，表現出希冀通過熔鑄歐洲精神思想，借鑑西洋詩歌樣式風格，打破中國詩壇千餘年來的尊古泥古風氣，實現中國傳統詩歌創新性發展的顯著用意。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第二號「文苑·棒喝集」專欄刊登了漢譯德國詩人格拿活《日耳曼祖國歌》；詩前小序云：
「德意志未建國以前，諸都散漫無所統一，為強鄰所凌蹴，於是愛國之士特提倡日耳曼祖國以激勵其民。當時文豪以此意被之詩歌者最多，此亦其一篇也。」
從意識形態考量，該詩傳達的強烈愛國情懷、合群意識、尚武精神、民族自尊自強信念等，確能起到喚醒民眾、振起國魂的「新民」功效。從「詩界革命」視野透視，該作內容符合「新意境」要求，七古體式符合「古風格」要求，「日耳曼」等新名詞符合「新語句」要求，可謂「三長」兼備；其所引進的泰西流行歌體詩形式，可視為「詩界革命」在「革其形式」方面的舉措之一。同期刊出的《德國男兒歌》，主旋律契合飲冰主人倡導的「從軍樂」精神，擬樂府體既合乎「古風格」，又體現出詩體解放精神，語言通俗易曉，適於傳唱。同年7月和11月，《新民叢報》分別在《軍國民篇》和《飲冰室詩話》中裒錄王韜所譯德國國歌和法國國歌。蔡鍔盛讚前者表現出的「德意志之國魂」，言其「音節高古，讀之足使人有立馬千仞之概」；梁啓超肯定兩篇國歌「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稱「王氏譯筆，亦尚能傳其神韻」。王韜兩篇譯作，傳遞的是西洋近代民族國家的軍魂國魂民族魂，契合飲冰主人提出的「譯意不譯詞」的意譯原則，符合「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詩界革命」基本指針。《新民叢報》所刊西洋譯詩有著重要的示範意義，發揮了時代風向標的作用。
1902年舊曆年底，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在《新小說》連載至第四回，其中有英國大詩人「擺倫」(Byron今譯拜倫)《渣阿亞》(Giaour)和《端志安》(Don Juan)詩章中譯片段，後者就是著名的《哀希臘》第一、三節，是為拜倫詩歌中譯之肇端。《新民叢報》先期刊登的第四回內容預告有云：
「又黃、李兩人初到旅順，遇著一人在隔壁唱英國文豪擺倫的愛國詩，此處將英文原本，用中國曲本體裁按譜譯出，實詩界革命第一壯觀也。著者文學之價值久有定論，此數詩尤其經營慘澹之作也。」
可見，這幾段譯詩乃用心經營之作；「詩界革命第一壯觀」的讚譽，未嘗不是飲冰主人的自我標榜。韓文舉在「總批」中，將梁氏對詩壇流行的「詩界革命」與「革命詩」的觀感和盤托出：
今日之中國，凡百有形無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時流所日日昌言者也。而今之號稱為革命詩者，或徒摭拾新學界之一二名詞，苟以駭俗子耳目而已，是無異言維新者，以購兵船、練洋操、開鐵路等事為文明之極軌也，所謂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著者不以詩名，顧常好言詩界革命，謂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鎔鑄之以入我詩，然後可為此道開一新天地；謂取索士比亞、彌兒頓、擺倫諸傑構，以曲本體裁譯之，非難也……宜勿徒求諸字句之間，惟以不失其精神為第一義。
梁啓超對有其形質無其精神的所謂「革命詩」提出了針砭，強調真正意義上的「詩界革命」，應以鎔鑄泰西文豪意境風格為正途。他提出的以白話曲本體裁翻譯西洋長篇詩歌傑作的構想，對於「詩界革命」和中國新詩創作具有重要的建設意義。
梁啓超「常發心欲將中國曲本體翻譯外國文豪詩集」。他是將這種翻譯實踐視為「詩界革命」的實績的。他用曲牌《沉醉東風》翻譯的《哀希臘》第一節，屬於不失「古風格」而大體押韻的白話歌詩，音譯新名詞和文言語彙點綴在白話句式中，語體略帶歐化和文言色彩，顯示出白話的歐化與雅化趨向，追求的是言文一致、雅俗共賞的語體歌詩效果。他遵循「以中國調譯外國意」原則翻譯的《哀希臘》第三節，並不完全受《如夢憶桃源》曲牌的定字定句及平仄限制，語體採用的是向歐化和文言開放的改良白話，文體則接近自由體白話詩。至於其譯出的零散詩句，諸如「替希臘人汗流浹背，替希臘國淚流滿面」，「好好的同胞閨秀，他的乳汁，怎便養育出些奴隸來」，「奴隸的土地，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土地；奴隸的酒，不是我們應該飲的酒!」……走的更是以白話體翻譯西洋詩歌的路子，為後來者指示了白話新詩路徑。
20世紀初年，梁啓超通過《新小說》雜誌，將「擺倫」形象定格為「英國近世第一詩家」和為希臘民族獨立而獻身的「大豪俠」，政治化色彩鮮明，卻大受知識青年追捧。梁氏首譯的拜倫詩章「傳誦一時」，尤「為青年所愛讀」，以至於多年以後，魯迅對當年「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的情形仍記憶猶新。晚清至五四時期，馬君武、蘇曼殊、胡適、聞一多等眾多譯家，競相通過重譯該詩表現譯才。1905年，馬君武用歌行體翻譯的《哀希臘歌》，是首個全譯本，屬於典型的「詩界革命體」。1915年前後，留學美國的胡適開始醞釀「詩國革命」，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理論命題。他此期的《哀希臘歌》等譯詩，嘗試的是較為自由的騷體詩。胡適自信「今日之譯稿，可謂為我開闢一譯界新殖民地」，以為在「恣肆自如」和不失「原文神情」兩方面「較勝馬、蘇兩家譯本」。然而，他將西方的太陽神本土化為「羲和」，且憑空添加了一個「素娥」，同樣「失之於訛」；稱沙浮為「詩媛」，也不如梁氏譯本所用「女詩人」更能雅俗共賞。
在胡適的自由體白話新詩探索道路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譯作《老洛伯》《關不住了！》。留美期間，胡適從近世歐洲各民族國家的俚語文學成為各國的國語文學的演進歷史中受到啟迪，歐洲著名情詩《老洛伯》就是英語文學世界中的白話詩；當他以明白如話的白話體將其譯成漢詩，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堅定了其嘗試白話詩的信念。《關不住了！》更是體現詩體解放精神的白話新詩典範，譯詩保持了原作的排列形式和音組，情感通過主人公的對話和情景描寫真切地流瀉出來，音節「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屬於「自然音節」；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胡適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稱這首譯詩為其「『新詩』成立的紀元」。英美自由體詩歌形式以較為自然的方式成功引入中國之時，即是胡適苦心孤詣嘗試多年的白話詩實現脫胎換骨、由蛹化蝶的新生之日。
從晚清到五四，從梁啓超到胡適之，從「詩界革命」到「詩國革命」，從「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到「作詩如作文」，從《端志安》到《老洛伯》《關不住了！》，從曲本體白話歌詩到自由體白話新詩，從理盛於情的政治化到情盛於理的藝術化，兩代「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文學革命旗手的詩歌翻譯實踐，以一種先河後海的歷史接力的方式，完成了由近代到現代的演進與嬗遞。
四 翻譯文體：改良文言與改良白話
晚清至五四時期發生的中國文學變革，語言文體的近現代轉型，較之政治思想與文學潮流更迭，具有更為關鍵的本體性和標誌性意義。這其中，中國作家的文學翻譯活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此之際，翻譯文學所發揮的一大歷史作用，就是探索與創造新的現代中國的言文合一的文學語言；作為文學界革命的領袖人物，梁啓超在語言文體探索與創新方面，同樣是首屈一指的先行者和啟蒙師。1902年，梁啓超與嚴復就翻譯文體的雅俗問題，在《新民叢報》有過爭論。梁氏以為「著譯之業，當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故而強調「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批評嚴譯《原富》「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嚴氏以為所譯學理邃賾之書，本為熟讀古書之人而作，並反唇相譏：「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嚴、梁關於文筆文體應該古雅還是近俗的分歧，顯示出精英啟蒙與大眾啟蒙兩種路徑。
晚清時期的文學翻譯，主要受政治功用與市場效益兩大方面因素制約，而兩者背後的核心問題則是讀者定位。嚴譯西書的擬想讀者，定位在對國家政治和士林風氣有影響力的士夫階層，故而刻意運用上流社會欣賞的漂亮古雅、音韻鏗鏘的桐城古文。梁啓超則將著譯之業的啟蒙對象定位在普通國民，故而強調語言淺近、流暢銳達、雅俗共賞。兩人不同的讀者定位和文體追求，最初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天演論》之後的嚴譯名著，其受眾群體和社會影響力，均遠遜於梁啓超的報章「新文體」。這中間，明治維新時期師法歐西的日本文體，對梁式「新文體」的創造產生了直接影響。
梁啓超翻譯《佳人奇遇》的文言文體，明顯有別於嚴譯名著和林譯小說。嚴復走的是西學西來通道，譯文講究漢以前字法句法；早期林譯小說亦取徑法文、英文原著，受日源新名詞影響較小。梁譯《佳人奇遇》最明顯的語體特徵，是日源新名詞和歐化句法的大量摻入。開篇第一句話，就出現了「費府」「獨立閣」「自由鐘」「歐米」「美國」「獨立」「自主」等新名詞，傳播了民族獨立自主思想。以新名詞為主體的複音詞的大量出現，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傳統文言文的新型書面語，簡言之就是一種改良的文言。梁啓超改良文言的文體試驗，不只是表現在政論文、傳記文、學術文、雜文等被史家稱為「新民體」的報章之文，亦表現在其小說翻譯文體。任公向歐化、古白話、口語開放的改良文言語體文體試驗，在他1898年開始翻譯的政治小說中，便顯露端倪。
梁啓超1902年通過日文本重譯的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則有意採用白話語體。他為其設定了「中國說部體段」，「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然而「翻譯之時，甚為困難」，於是「參用文言，勞半功倍」。這部「文俗並用」的翻譯小說，文體比淺易文言更通俗，比口語白話更雅潔，是一種改良的白話。在時人看來，「言文參半」體是走向「言文一致」體的過渡形態。1903年，狄葆賢闡發梁啓超的語文發展觀道：
飲冰室主人常語余：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近今歐美各國學校，倡議廢希臘、羅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體為能事……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為今之計，能造出最適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參半焉。
白話文學的流行是各國文學演進發展之大勢，中國社會長期言文分離，是白話文體進步的障礙；白話文體要取得進步，必須吸收文言養分。所謂「言文一致」，並非只是文言向白話靠攏的單向運動，還包含白話的文言化（雅化）與現代化（歐化），以豐富白話詞彙和句法，提升白話書面語的表現力。套用時人的說法：「則言文一致者，乃文字改為淺近，言語改為高等，以兩相湊合；非強以未經改良之語言，即用為文字也。」作為提倡以白話體翻譯小說且將其付諸實施的先行者，梁啓超翻譯實踐中的「文俗並用」之舉，實乃以文言之長補救白話之短的應急之法，客觀上促進了文言的白話化和白話的文言化，拉近了文言與白話之間的距離。另一方面，無論是改良的文言，抑或是改良的白話，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存在語彙和語法方面的歐化問題。《十五小豪傑》的翻譯文體，對晚清翻譯小說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晚清翻譯小說多向度的語言文體試驗，其根本方向通向未來的「言文一致」之路。
晚清時期，報刊主編和新小說家對翻譯小說的語言文體，採取了文白並用的兩條腿走路方針，文言譯本和白話譯本各取所需，並行不悖。《新小說》標榜「文言俗語參用，其俗語之中，官話與粵語參用」。《新新小說》亦堅持「文言、俚語兼用」。同一份雜誌既刊文言譯本又刊白話譯本，同一位譯著者兼具文言與白話兩副筆墨，成為常態。梁啓超翻譯《佳人奇遇》採用文言體，譯介《十五小豪傑》則採用白話體；周樹人翻譯《月界旅行》採用白話體，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則運用文言體，即是顯例。
清末民初，文言文體在文學翻譯界占主導地位，但基本上都屬於向歐化、白話開放的改良文言，而非陳陳相因的古舊文言。小說翻譯界成績最著的林譯小說，詩歌翻譯界名氣最大的馬君武、蘇曼殊的西洋譯詩，大體屬於改良文言體。報刊小說翻譯界知名譯家陳景韓、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鵑等的譯作，周氏兄弟的早期文學翻譯，均屬改良文言體。錢鍾書指出：「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在詞彙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摻雜文言「雋語」「佻巧語」和口語、外來新名詞等，「譯文裡包含很大的『歐化』成分」。周氏兄弟在西文句法章法方面的歐化直譯試驗，使得《域外小說集》的改良文言文體，帶有更強的先鋒性與現代意味。在此意義上，王風斷言《域外小說集》「確實可以被認為是漢語書寫語言革命的標誌性產物，儘管那是文言」。晚清小說翻譯家的改良文言文體試驗，大方向朝著近代化和言文合一趨向演進。
清末民初，走白話翻譯路線的小說譯作也一脈相承，並取得不俗成績。擔任《新小說》總譯述的周桂笙，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吳檮，就是走這條路線的譯界先鋒。周桂笙譯作《毒蛇圈》，吳檮譯作《燈台卒》《家山奇遇》《理想美人》《斥候美談》等，即是顯例。其語體既不同於舊小說中的古白話，又比口語白話簡潔明快，已接近五四之後的現代白話。堅持以白話體翻譯西洋小說最成功的譯家，要數伍光建和曾孟朴。海歸青年伍光建運用純正流利的白話翻譯法國文學，取得了巨大成功。伍氏所譯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1907年作為商務印書館「歐美名家小說」推出後多次再版，1915年與「林譯小說」一起被編入「說部叢書」，風靡一時。胡適對伍光建的白話譯筆極為推崇，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第一」，贊其「所用白話，全非抄襲舊小說的白話，乃是一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言「其價值高出林紓百倍」。更能代表清末民初白話翻譯小說實績的，是本色當行的小說家曾樸；其譯作《馬哥王后佚史》《九十三年》，語言明白曉暢，既見專業翻譯水準，亦見白話書寫功力。
20世紀末以來，學界注意到近代西方來華傳教士的歐化白話譯本的存在與影響，乃至提出傳教士的歐化白話文為中國新文學真正起源的觀點。近代西方來華傳教士依託在中國創辦的中文報刊，刊發了大量改良文言文本和改良白話文本；這些改良文言文本和改良白話文本，無論從題材內容層面，抑或從語言文體層面，都對中國本土作家的思想觀念和語言文學觀念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不宜誇大。清末民初，梁啓超、林紓、周桂笙、吳檮、馬君武、陳獨秀、蘇曼殊、伍光建、周樹人、周作人、陳景韓、包天笑、李涵秋、曾孟朴、胡適等中國本土作家的文學翻譯實踐，更值得深入研究。晚清一代文學翻譯家，在改良文言和改良白話的語體文體試驗方面做出了多向度的努力與探索；文言白話化、白話文言化、文言和白話都不同程度地歐化，是此期文學翻譯文本的顯著語言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文言和白話之間的距離。正是大批或有名或無名的文學翻譯家或有意或無意的語言文體試驗，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創新性發展做出了多向度的有益探索，最終找到了一條通向「言文合」的現代化之路。
1902年，梁啓超在其名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預言：
「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晚清時期，中國作家以兼容並包、為我所用的胸襟氣度，通過域外文學翻譯倡導與實踐，採補和移植了西洋文明思想與域外文學樣式，衝擊和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學文化的根基與秩序，在中西交合、古今嬗遞、駛離此岸而又未達彼岸的新舊世界「過渡時代」，為重建中國新文學系統指示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晚清時期中國作家多元共生、多向度探索的文學翻譯實踐，構成了梁啓超倡導的文學界革命運動的重要一翼，影響乃至左右了中國文學近代變革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