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明顯的問題仍待解決，既然塞奧法尼斯確實有用詞時代誤置的問題，那為什麼他並沒有將「塞姆」一詞應用至希拉克略以前的年代，而是直至書中的611年才第一次進行使用呢？結合《編年史》一書的撰寫過程，存在以下可能性：一是兩部分的作者分別是牧首秘書喬治與塞奧法尼斯本人所寫；二是「塞姆」一詞在塞奧法尼斯開始著筆希拉克略年代的事跡時才開始出現。
塞奧法尼斯的寫作意圖分析
而塞奧法尼斯本人有其特殊的寫作意圖。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有必要對作者塞奧法尼斯的寫作目的與特點作一簡要的分析。作為一名虔誠而狂熱的聖像崇拜者，他的寫作目的顯然不是單純只是客觀地記錄歷史，而是要在歷史記錄當中體現出上帝的意志，因此在《編年史》中多次體現出了他本人信仰的強烈傾向。
而對於扭轉了伊蘇里亞王朝破壞聖像傾向的女皇伊琳娜（797—802年），儘管她刺瞎了其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並罷黜了他，其後挑戰了拜占庭帝國的傳統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登上皇帝的寶座，但由於她恢復了拜占庭官方聖像崇拜的正統信仰，並且給予了修道院與其他宗教機構大量的免稅特權，因此塞奧法尼斯在談及她時依然多次使用「最虔誠的」這一定語，並讚揚她是「聰明的、熱愛上帝的、勇敢的」的人。
可見，塞奧法尼斯的信仰是其評價皇帝最重要的標準。但對於希拉克略，塞奧法尼斯的用詞則是格外地謹慎。毫無疑問，希拉克略無論是對帝國還是對基督教，都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取代了篡位者福卡斯（602—610年），接連取得對波斯異教徒的大勝，救大廈將傾的帝國於水火之中，從而保護了大量的基督徒，並迎回了真十字架。
但是，與此同時，他也犯下了不少基督教正統教派眼中的過錯，與外甥女馬爾緹娜的婚姻引起了帝國內部激烈的爭論，為了包容異端一性論而一手炮製出另一個異端一志論。也許正是因為這兩面性，從字面上來看，塞奧法尼斯並沒有像歌頌君士坦丁四世與伊琳娜一般，給予其諸多讚美之詞，只是強調他的功績是在「在上帝的幫助」下取得的，但也沒有像抨擊君士坦丁五世那樣冠以惡毒的言辭與詛咒。
但是，塞奧法尼斯真的是對希拉克略毫無主觀看法嗎？關於這一點需要對塞奧法尼斯他的寫作手法作進一步的探究實際上，由於塞奧法尼斯的寫作主要是為了他的宗教意圖服務的，因此，他在一些內容的編寫上，並沒有完全按照客觀的史學原則進行，而是會為了其主觀意圖有意識地違背客觀記載進行時間、順序等的加工。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對聖像破壞運動發端的記載。
在牧首尼基弗魯斯的《簡史》當中，他先是描述了位於克里特海的塞拉島與塞拉西亞島由火山噴發引起的自然異象曼戈在譯註中解釋了這三個可疑之處：首先在塞奧法尼斯的用詞上，「宣稱」到底是作為正式的法令頒布還是只是單純地「說」難以界定；其次是教宗格雷戈里二世扣留稅收實際上是在利奧三世頒布聖像破壞法令之前發生的，其目的是為了帶頭抗議帝國的經濟盤剝；最後是這封所謂的教義信本身很可能是在8世紀末9世紀初所偽造的產物。
雖然現在已經難以考究塞奧法尼斯是否清楚這兩件「證據」的可疑之處，但毫無疑問，塞奧法尼斯將這段內容放在火山噴發的記錄之前，是為了譴責「上帝的敵人」利奧三世，暗示是由於他對上帝的不敬而引起的天災其信息來源是與希拉克略同時代，7世紀初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塞奧非拉克特·西莫卡塔所著的《歷史》，但在《歷史》中是在記錄602年福卡斯篡位之時，將這件實際發生在公元627年左右的事情，作為插敘所補充進去的。
而伊科諾米基斯認為，塞奧法尼斯之所以要把這件發生在627年的事安放到《編年史》中610—611年之處，也即希拉克略剛稱帝之時，不是因為他真的認為這件事是發生在610—611年，因為福卡斯的篡位發生在602年，按照當時士兵的戰死率與退役率，不可能在610—611年一支部隊就只剩下2名士兵。
塞奧法尼斯這種時間處理上的移花接木，是為了表現出那些將暴君福卡斯扶上帝位的同謀在希拉克略的統治下被殺死了，從而使希拉克略更加令人欽佩，以顯示上帝「神聖的正義」的有效性。按伊科諾米基斯的這種理解，可能是因為在塞奧法尼斯眼中希拉克略對基督教的正統信仰功過參半，因而沒有直接在用詞上體現出他對希拉克略的褒貶，而是通過這種移花接木的方式含蓄地表達對希拉克略的褒揚。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這件事情，在塞奧法尼斯關於601—602年的記錄中便已經出現過一次，但此處對軍隊所用的詞語是「重步兵」而不是塞姆。也就是說610—611年的這段記錄，假如不是塞奧法尼斯在整理史料來源之時疏忽了，那便是他在記錄希拉克略登基之時有意地重寫了一次，並把「重步兵」一詞改成了「塞姆」。
此外，「塞姆」一詞首次出現的時間點是希拉克略登基之初而不是其後的其他時間點，但顯然希拉克略不可能剛登基就實施如此大規模的「改革」。顯然塞奧法尼斯是在刻意地以希拉克略的登基為界區分塞姆與其他近義詞，藉此構建希拉克略與塞姆之間的聯繫。反之，對尼基弗魯斯一世，塞奧法尼斯則是刻意強調他與軍隊之間的衝突。
例如前文中關於十項「惡行」的文段，塞奧法尼斯便指出尼基弗魯斯打算「徹底羞辱軍隊」，並將軍隊直接用「基督徒」來指代，並將在與保加爾人間戰役中喪生的塞姆部隊的官員與其他士兵比作「消散的基督世界之花」。
從例子中所體現出來的塞奧法尼斯的寫作手法，結合他對尼基弗魯斯一世與希拉克略兩位皇帝的態度，以及其多處將軍隊或塞姆部隊與基督聯繫在一起的記述，筆者推測，出於對尼基弗魯斯個人的極端厭惡，塞奧法尼斯在其記述中極力營造尼基弗魯斯與軍隊的對立，因此沒有直接將尼基弗魯斯與塞姆聯繫起來，反而將塞姆亦即軍隊視作尼基弗魯斯暴政與無能的受害者，從而對其抱有一定的正面態度，並將其與基督世界聯繫在一起，視作基督世界的保護者。
因而他將建立塞姆這個象徵意義性的功績，隱晦地安放至他沒有直接稱頌的、在維護正統信仰方面功過各半的希拉克略之上，以表達時刻處在宗教立場上的他對希拉克略複雜的情感。如此理解之下，可以同時解釋為什麼塞奧法尼斯沒有明確提及塞姆是尼基弗魯斯的改革結果之一，而是時代誤置地將「塞姆」一詞的第一次出現放至希拉克略登基之後。
綜上所述，塞奧法尼斯在其《編年史》中對「塞姆」一詞的使用，確實是時代誤置的。但是也並非像某些學者指出那樣是一種「誤用」，而是其藉此表達對希拉克略與尼基弗魯斯一世兩位皇帝不同情感的工具。就軍區制的起源問題而言，這種「時代誤置」的春秋筆法顯然不能作為支撐「軍區制是希拉克略改革的產物」這一論斷的可靠證據。反而是塞奧法尼斯筆下尼基弗魯斯一世的十項「惡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軍區制真正確立的時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