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搞了一個黃冊制度，每 10 年收集一次人口，土地信息，作為檔案，後面國家的徵稅以及徭役就靠這個。縣、州、省，以及國家都存放一套，國家的存放在南京玄武湖上的島上，管理機構為黃冊庫。
朱元璋覺得，如果單獨為黃冊庫編一筆預算，會導致開支總數上升，這筆負擔最終會落到底層農民身上。他一拍腦袋，想到了個好主意。
所有的官員和監生相關支出，由國子監負責，如果不夠，則由都稅司以及江寧、上元二縣補足；
紙墨之類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負責，不夠的話，再由應天府補足；
房屋、冊架、過湖船隻、桌椅板凳之類，由工部負責添造修理；
至於其他瑣碎支出，則由戶部負責。一處花費，居然要七八個中央和地方各個衙門來養活。
朱元璋的理由是：每個衙門的經費，肯定會有結餘。把七八個衙門的結餘匯總起來，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況下養活黃冊庫。一不至於浪費各衙門的余錢，二不至於再從百姓身上征斂。完美！
但問題是：刑部，都察院，都稅司這類的結構，工作和黃冊庫關係不大，憑什麼要每年給錢？
朱元璋在世之時，這套「吃百家飯」的制度尚能有效運轉。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門便互相推諉起來。明朝遷都北京後，留在南京的黃冊庫就更是當成皮球踢來踢去。
國子監推給都稅司，都稅司推給江寧、上元二縣(南京玄武湖所在的兩個縣)；戶部推給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應天府， 應天府又推給江寧，上元二縣。
最後黃冊庫的費用都盡數落到了江寧，上元兩縣頭上。這下子可苦了兩縣的百姓。
黃冊庫隨著檔案保管的增多，費用日益增長，兩縣也承擔不起了。機構還在，工作還得做，那怎麼辦？
有一個人想了一條妙計：罰款。省裡面送黃冊過來時，如果寫得不對，就要罰款，一條一毫銀子。
一方面可以解決黃冊庫的支出問題，又能督促各省把檔案搞對，不要作弊，還讓兩縣的人民減輕了負擔。一舉三得。
但罰款的事情，一旦開始了，就會上癮，黃冊庫的人當然希望罰款越多越好，而各省的官員，也把罰款轉嫁給老百姓，並多收一點，還能從中撈一筆，看上去是對立的雙方，竟然達成了一致。
從 1516 年到 1545 年，29 年間，一共罰款16.8 萬兩白銀，但實際上全國老百姓承擔銀子遠遠不止這些。
更匪夷所思的是，最後黃冊的罰款有省份竟然要求分成，比如江西省就堂而皇之要求和黃冊庫四六分帳。
朱元璋的摳，出發點是好的：讓老百姓負擔小一點。他自己能力強，能壓得住，卻沒有考慮到當政府治理能力變差後，沒有固定預算的單位會通過罰款來創收，最終讓老百姓的負擔變得更重。
資料來源：《顯微鏡下的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