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特赦1959》裡，在北京功德林要犯管理所里關押的戰犯，大致有三種人，一種是在戰場上的國軍將軍，比如山東省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王耀武；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國軍戰區最高長官杜聿明；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平津守備副司令長官、天津守備司令陳長捷；曾任蔣介石「五大王牌軍」之一的新編第六軍軍長廖耀湘；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國軍第14兵團司令宋希濂；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主席、三十集團軍總司令、上將王陵基；國軍九十三軍中將軍長盧浚泉；國軍十二兵團司令長官中將黃維等。
另一種戰犯，就是原國民黨政工系統幹部，如國民黨十三太保之一、國民黨中常委康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曾擴情，游離於軍隊、政工、情報系統的中將參謀劉安國，天津市市長杜建時等。
還有一種戰犯，就是純粹的情報系統人員，就是我們俗稱的「特務」，比如軍統核心要員沈醉，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軍統局息烽監獄少將主任、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周養浩等。沈醉、徐遠舉、周養浩因小說《紅岩》而被世人皆知。
但是，這些有特工背景的人員，總是不承認自己的特工身份，總想把自己往軍事將領方面靠。
康澤就曾經專門找到功德林管理所領導，辯解自己是國民黨政工人員，說自己被俘時，是戰區副司令長官，不是什麼大特務。
另外，宋希濂和沈醉被關押在白公館時的一段對話，也反映出這些有情報背景人員的糾結心理。
宋希濂：我見到了陳賡將軍。
沈醉：解放軍第四兵團司令？
宋希濂：是啊，陳賡請我吃了一頓飯，並告訴我，中共明確了戰犯管理政策，只要好好學習，好好改造，將來還是有可能重見光明的。
沈醉：他這麼說？
宋希濂：這裡的管教幹部，不也都這麼說嗎？
沈醉：老兄，你可以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們這些人，不行啊。用共產黨人的話說，我們這些人的手上，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別的不說，就說這兒，重慶撤退前夕，白公館進行了大屠殺。把關押在這裡的共產黨人全部殺掉，一口氣殺了幾百人。共產黨對我們軍統，恨之入骨。不過，那時候我在昆明，這事和我沒關係。可是毛人鳳、鄭介民他們跑了，這筆帳難免不會算在我們頭上。
韓戰爆發，周養浩挑釁鄭庭笈，鄭庭笈實在忍無可忍，罵周養浩「狗特務」。周養浩操起磚頭砸在鄭庭笈頭上，管理所領導顯然對周養浩這種特務也沒有什麼好感，鄭庭笈衣服破了，副所長胡大樹在鄭庭笈和周養浩兩人之間，選擇偏向鄭庭笈，主動要求再給鄭庭笈發一件新衣服。所長王英光決定對周養浩「另行關押」，並報請公安部「清算他（在白公館屠殺我地下黨）的罪行。」因公安部領導認為周養浩戰犯身份不能隨意改變而沒有同意。否則，周養浩很可能被處理。
康澤和廖耀湘在開水鍋爐旁邊，一邊洗衣服，一邊聊天。
康澤：「我聽說王耀武、杜聿明他們正在寫分析美軍的材料。你是遠征軍的，對美軍的情況，應該更為熟悉更為了解。你怎麼沒參加呀？」
廖耀湘：「他們找我了，是我沒想參加。」
康澤：「為什麼？」
廖耀湘：「在抗日前後，你跟美軍也沒少打交道，他們沒找你嗎？」
康澤遺憾地說：「他們沒找我。」
廖耀湘：「我明白了，你是出了名的大特務，人家躲你還來不及呢，哪有人敢找你呀。」
康澤立刻就急眼了：「你胡說什麼呢，誰是大特務？」
廖耀湘：「哎呀，我就那麼一說，你別往心裡去呀。」
康澤愣怔了半天，一句話都沒說出來。他顯然非常在乎廖耀湘把他當成大特務這件事。
這天，康澤和黃維在燒開水鍋爐時，抽空躲在鍋爐後面下棋。幾個戰犯過來打水，因為看不到康澤和黃維，一個戰犯說：「那個大特務康澤哪去了？」
康澤聽了，馬上就按捺不住，立刻抄起身邊的磚頭去找那個罵他「大特務」的戰犯拼命，結果是「幸虧沒砸著，否則就出大事了。」康澤先是被管理所所長王英光找去談話，康澤反覆向所長王英光、副所長胡大樹辯解自己不是什麼大特務，並說自己「被俘時，是軍事幹部，我有軍銜，是陸軍中將。我是黃埔三期，和王耀武是同期。畢業後，我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後，我創建了別動總隊。別動總隊那是軍隊，不是特務和情報機構。後來我又經營復興社和三青團。復興社和三青團那都是政治機構，不是軍統和保密局那樣的特務機關。我是在戰場上被俘的，被俘時，是戰區中將司令，因此，我的身份應該是被俘的高級軍官，而不是什麼所謂的大特務。我真的不是大特務。」
這件事本來也就到此結束了。但是後來，乘王英光去廣西看望生病的賀春年、尋找失蹤的梁冬芳不在管理所期間，副所長胡大樹覺得所長王英光對康澤的處理太輕，認為康澤此舉「儘管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但性質太惡劣。」以自己代理所長的身份再次提出對康澤進行二次處理，讓康澤先寫檢查，再在學員大會上檢討。同樣表達了胡大樹對康澤這種「大特務」的極其仇視、憤慨的心情。
同樣是在開水鍋爐邊，康澤和沈醉正在下棋，曾擴情拿著一本書一邊念，一邊走過來。沈醉看他學習這麼認真，便開玩笑說：「曾大哥，別用功了，過來看看我們下棋吧。」
曾擴情說：「不用功不行啊，就要掉隊了。你們看，先是王耀武當學習委員，接著是陳長捷、鄭庭笈、邱行湘，我要是不用功，什麼時候才能當上學習委員啊？」
康澤說：「這學習委員很了不起嗎？」
曾擴情說；「反正我是下定決心了，一定要好好學習，好好改造，爭取能早一點出去，也能為國家做點事情。康澤，你難道真的就想一輩子待在功德林？」
康澤說：「我跟你們不一樣，雖然我跟所長政委解釋過多次，我是黨政人員，但是我看得出來，我在他們眼裡，依然還是大特務。功德林的人就算全走了，我恐怕也出不去。我這一輩子，只能是老死在功德林了。」
沈醉說；「你這話說的，那我也是大特務哇，曾大哥那也是大特務哇。」
曾擴情急忙辯解道：「哎，別瞎說！我可不是什麼大特務。」
可見，特務這個名稱和定義在戰犯們心裡造成的影響有多大。的確，不管是功德林管理人員，還是關押的戰犯，對被定義為特務的人都是十分反感的。
那麼，這些戰犯為什麼會這麼不喜歡自己的特務身份，明明之前從事了很多特務勾當，卻非得說自己不是特務，而是軍事人員呢？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情報系統在整個戰爭期間並沒有發揮真正的有效作用而被軍事系統人員廣為詬病
由於在戰爭中沒有起到真正有效的情報收集、整理、分析、判斷作用，情報人員在軍事幹部人員面前，一直是抬不起頭的。
宋希濂就曾經對周養浩說：「難怪整個解放戰爭時期，你們的軍事情報系統沒有發揮過一丁點作用。情報的收集、分析、判斷，比狗屎還臭。我就沒見過你們給過一份可靠的情報。所有的情報，都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一說到共軍，永遠都是傷亡慘重，潰不成軍，一路竄逃。一提到國軍，永遠都是高奏凱歌，奮勇向前。每次情報都是這樣，報喜不報憂。謊話說多了，怕是連你們自己都信了吧？毫無客觀眼光，毫無判斷能力。」
黃維也曾經訓斥過徐遠舉、周養浩：「你們還好意思說呢？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你們提供過一份有價值的情報嗎？賈汪起義，你有情報嗎？共諜潛伏到我們國防部了，你們發現了嗎？東北共軍一夜入關，你們預告過嗎？華東華北的共軍合流了，你們事先發現了嗎？你們給我提供的情報，永遠都是共軍傷亡慘重，共軍潰不成軍，共軍狼狽逃竄，共軍一蹶不振。」
這裡普及一個近代史知識，就是賈汪起義。
1948年11月8日，淮海戰役打響的第3天，駐紮在徐州賈汪地區的國民黨第3綏靖區所屬部隊，在我黨爭取下，由第3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灃率國軍59軍全部、77軍所轄38師、180師、132師及37師1個團共23000名官兵，在運河前線戰場起義，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通過防線直插隴海東線宿羊山、八義集一線，包圍碾莊之敵。經過17個晝夜奮戰，先後用14個縱隊圍點打援，殲滅國民黨第7兵團的4個軍10萬餘人，取得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
二，在功德林戰犯里，特務這個群體因整體落後被歧視
同樣是打架，周養浩和鄭庭笈打架，周養浩被禁閉好幾天。葉立三和蔡守元打架，葉立三隻被罰繞操場跑步。而這麼做的結果卻是，副所長胡大樹受到處分，給葉立三公開賠禮道歉。
同樣是高官，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人，被管理所當作先進典型頻繁鼓勵；康澤政治職務最高，但從沒有得到管理所領導的賞識，這使康澤非常沮喪。
三，人民群眾對特務的厭惡和深惡痛絕
假如說第一、第二兩個因素讓那些情報系統的戰犯們有點尷尬的話，那麼，這第三個原因，可能才是讓那些有過情報系統經歷的戰犯們最害怕的原因。副所長胡大樹和所長王英光的一段對話，充分揭示了這個問題。
胡大樹：所長，我就奇怪了，戰犯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特務不特務的，他（指康澤）怎麼那麼在意呢？
王英光：這就是他的精明之處。他有自己的盤算。特務是我們人民最痛恨的人，如果把他的身份定義為特務，那麼也許有一天他就會受到懲罰。難以被寬恕，難以走出功德林。
結論
說實話，嚴謹地說，在管理所里關押的戰犯里，除了軍事系統的戰犯身份純粹以外，其餘的戰犯儘管被俘前有各種各樣的職務，其實都有過情報官員的背景和經歷。
1，康澤，儘管他反覆辯解自己不是特務，但是，凡是了解近代史的朋友都清楚，復興社是軍統、中統的前身，特務處則是復興社最核心的機構，不管康澤怎麼辯解，也脫不掉他曾經是情報系統高級官員的背景。,
2，劉安國，和康澤同樣，也極力解釋自己是軍隊的參謀人員，不是特務，但在功德林里，只要一說話，就暴露出他和軍統情報系統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言行舉止也處處表明，他原先曾經有過長期的情報收集經歷。
3，曾擴情，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曾經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國軍政訓系統負責人，著名大特務，黃埔系骨幹將領。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儘管他也和康澤一樣，始終不承認自己的特務身份，但在那些戰犯眼裡，他仍然是大特務。不過，好在他在功德林表現不錯，1959年年底第一批被特赦。
4，徐遠舉、周養浩，這兩人從不否認自己的特務身份，不過，也從來聽不慣別人稱呼他們為特務。
5，只有一個沈醉，不僅從不否認自己的特務身份，而且還公開承認自己就是大特務，也不忌諱別人把他當特務看。這一點倒是讓人感覺他做人不虛偽，是一個非常磊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