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夏王朝是被商族人推翻的。毋庸置疑，以商湯為首的商人在滅夏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非商族人在滅夏戰爭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對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的分析、研究可知，在夏代末年，商族與東夷諸部已形成一個反對夏王朝的政治、軍事聯盟。商夷聯盟同心協力，一舉滅掉了夏王朝及其屬國。令許多學者費解的河南杞縣鹿台崗遺址、鄭州南關外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皆存在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與岳石文化（東夷文化）遺存共處的現象，以及山東等東方地區不見二里崗下層文化遺存的現象，這正是當時存在商夷聯盟的具體反映。在商代早期100多年間，商王朝與東夷各部和平相處，直至仲丁時期，商夷聯盟始才破裂。本文擬就此觀點做一論證。
一、商人與夷人結盟的緣由
夏代晚期，夏王朝之東境分布著夷、商諸部族。從古文獻來看，夷是對東方居民的統稱。《說文解字》云：「夷，從弓從大，東方之人也。」《禮記·王制》云：「東方曰夷，披髮文身。」《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東方曰夷。」夷人分布在今黃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包括今山東全部和江蘇北部、安徽北部以及河南東部等地。商族在經歷多次遷徙之後，夏代晚期主要在夏之東部活動，且與東夷諸部毗鄰。文獻記載夏都在商湯亳邑之西。《禮記·緇衣》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鄭玄註：「夏之邑在亳西。」《博物志》卷十記載：「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這裡說的是「天象」，實喻地理，即夏在西方而殷在東方。
有夏一代，夏王朝與東夷諸部交往頻繁，關係時好時壞。早在夏王朝初年，夷、夏之間就已產生矛盾。古本《竹書紀年》載：「益干啟位，啟殺之。」《戰國策·燕策一》云：「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史記·燕召公世家》、《楚辭·天問》等也有類似記載，皆言啟與伯益爭奪領袖之位，伯益被啟殺掉。伯益是何許人也？《國語·鄭語》曰：「贏，柏翳之後也。」韋昭註：「柏翳，舜虞官，少嗥之後伯益也。」一般認為，伯益為夷人，善於畜牧與狩獵，舜任其為「虞」，負責管理山澤，後佐禹冶水。「益干啟位」即是夷人妨礙夏人建立政權。這場爭鬥雖然夏啟取得了勝利，但傳至啟子太康之時，夏、夷矛盾又起，這就是歷史上的「太康失國」和「后羿代夏」事件，夷人在一個時期幾乎完全掌握了夏政權。直至少康之時，夏王朝又重新建立起來，此即「少康中興」。經歷後相、少康等的征伐，少康之後至夏桀之前，夏、夷關係處於較為穩定的時期，夷人多賓服於夏，甚至受其爵命。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後漢書·東夷列傳》曰：「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到了夏桀時，夏王朝與東方諸部族之關係始逐漸惡化。一方面，夏王朝與東夷諸部發生磨擦與衝突。《後漢書·東夷列傳》云：「桀為暴虜，諸侯內侵。」《史記·夏本紀》雲夏桀時「諸侯多畔夏」。《國語·晉語一》記載「夏桀伐有施」。古本《竹書紀年》又雲「後桀伐岷山」。岷山即緡山，亦即有緡氏。《韓非子·難四》云：「桀索緡山之女……而天下離。」《左傳》昭公四年云：「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十過》又載：」昔者桀為有仍之會，而有緡叛之。」《左傳》昭公十一年又云：「桀克有緡，以喪其國。」今本《竹書紀年》云：「桀十一年，會諸侯於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案：有緡氏在今山東金鄉縣東北。從這些記載可知，位於東方的有施、有緡氏發動了對夏王朝的叛亂，夏桀對其進行了征伐。另一方面，夏王朝與商族也積怨頗深。夏桀之時，商人勢力逐漸壯大，對夏王朝的統治構成一定的威脅。據《史記·夏本紀》記載，為了遏制商族勢力，夏桀「乃召湯而囚之夏台」。雖然後來夏桀又釋放了商湯，但夏王朝與商族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正如《尚書·湯誓》商湯所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不敢不正。」
由於夏代末年東方諸部族與夏王朝關係惡化，為了共同對付夏王朝，保衛本部族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害，迫使商族及東方其他部族不得不進行聯合，從而形成商夷政治、軍事聯盟。
二、商夷聯盟的形成與反夏舉動
從文獻材料推知。夏代末年商夷聯盟確曾形成。《北堂書鈔》卷十引《尚書大傳》云：「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者六國。」《墨子·非攻下》云：「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亳），天下諸侯莫不賓服。」《史記·夏本紀》記載：「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史記·殷本紀》記載：「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遂伐桀。」「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告諸侯群後。」《逸周書·殷祝解》則云：「湯放桀而復薄（亳），三千諸侯大會。」從這些記載可知，商湯伐桀之役有許多「諸侯」參加征伐，諸侯曾會聚於湯之亳。這些諸侯原本賓服夏桀，夏代末年已歸順商湯，夏桀已不能驅使這些諸侯，此即《說苑·權謀》所云：夏桀欲「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儘管關於湯亳之地望學術界有爭議，但言其在夏都之東方當無疑義。准商湯在夏之東方活動說，在夏代末年的交通、通訊條件下，與商湯結盟的「諸侯」必然是與商人相毗鄰的，即這些「諸侯」也應屬於東方之人。從文獻記載又知，商湯與「諸侯」曾舉行兩次會盟，其會盟地皆在夏之東方，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商湯的確是與東方諸部結盟。這兩次會盟，一是伐桀之前的「景亳之會」。《左傳》昭公四年載：「夏啟有鈞台之享，商湯有景亳之會，周武有孟津之誓。」《尚書大傳》也提到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本《竹書紀年》明言「商會諸侯於景亳」。關於景亳之地望，《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為名。」《帝王世紀》亦云：「蒙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據此可知，景亳大約在今山東省曹縣境內。張學海先生認為，景亳是商湯滅夏前與東方勢力集團會盟的地點，而不是亳都，亳都應為今鄭州商城[1]，這個論證是有道理的。商湯時期的第二次會盟是滅夏之後的「泰卷之會」。《尚書序》記載：「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也有類似記載：「湯歸至於泰卷陶，中作誥。」《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坰』……則『卷』當為『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據此可知，《殷本紀》所謂的「泰卷陶」當為「泰卷」，即《尚書》所說的「大坰」，在今山東省定陶縣境內。筆者曾撰文認為，「湯歸至於泰卷陶」與商湯和東方諸侯會盟有關，湯在這裡發布誥詞，意在安撫、宣威諸部族[2]。現在看來，「泰卷之會」也應有慶賀滅夏之捷、加強商夷聯盟之目的。定陶一帶位於魯西南地區，這裡為考古學上的岳石文化分布區，夏末商初為東夷控制區。在定陶周圍，分布著與夏王朝有矛盾的有緡氏以及有仍等東夷部族。商湯選擇非商族固有控制區的東夷諸部分布區舉行「泰卷之會」，只能說明商族與這些東夷諸部族原本有著良好的關係。
為了促成和加強商族與東夷聯盟，商湯採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與東夷聯姻。施與恩惠等。史載商湯曾與有莘氏聯姻。《史記·殷本紀》雲伊尹為「有莘氏媵臣」，《集解》引《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楚辭·天問》云：「成湯東巡，有莘愛極……媵有莘之婦。」這就是說，商湯曾娶有莘氏之女為妃。關於有莘氏之地望，一種說法是有莘氏在今豫東。《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誌》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另一種說法是有莘氏在魯西南曹縣境內。《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侯登有莘之墟。」杜預註：「有莘，古國名。」《左傳》桓公十六年杜預註：「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六魏州莘縣條云：「莘亭在縣北十三里。」今曹縣境內尚有「莘冢集」之地名[3]。儘管存在以上兩種爭議，但開封、曹縣皆位在夏之東方，言有莘氏故地在東方當無疑義。那麼，有莘氏居地當與同樣在東方活動的商人毗鄰或相距不遠，有莘氏當屬東夷分支之一。此外，為爭取各方國的擁護和支持，拉攏更多的「諸侯」歸附自己，商湯「布德施惠」於諸侯，效果明顯。《史記·夏本紀》云：「湯修德，諸侯皆歸商。」《史記·殷本紀》記載：「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墨子·非命篇》說湯時「諸侯與之，賢士歸之」。但是，也有一些東方諸侯，如葛伯，對湯的恩惠無動於衷，且對湯非禮。《孟子·滕文公下》記載：「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對此，商湯只好對其征伐。
從商湯所用大臣的族屬我們也可推知夏末商初商族與東夷有著良好的關係。伊尹名阿衡，又名伊摯，是商初著名大臣，曾輔佐商湯滅夏，商湯死後他又輔佐外丙、仲壬、太甲等商王。史載伊尹來自於東夷有莘氏。《墨子·尚賢中》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孟子·萬章上》則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三使往聘之。」而《史記·殷本紀》明言伊尹為有莘氏「媵臣」，後來湯「舉任以國政」。重用來自有莘氏的伊尹，說明商人與有莘氏關係密切。商湯時期另一著名大臣仲虺也來自東夷。《尚書序》記載：「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這裡是說仲虺在商湯滅夏之後舉行「泰卷之會」時參與制定誥詞。關於仲虺，《左傳》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孟子·盡心下》云：「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趙岐註：「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史記·殷本紀》引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條云：「湯相仲虺居之。」以此可知，仲虺與伊尹並為商湯左、右相，同為後人所稱頌。仲虺為「薛之皇祖奚仲之後」，且「居薛」，而薛之故地在今山東省滕州市張旺鎮古薛河之西岸[4]，正處東夷腹地。之所以商湯選擇仲虺在泰卷「作誥」，是由於仲虺是東夷人，此舉有利於商夷聯盟的團結。
參加夏代末年商夷聯盟的東夷諸侯當較多，《逸周書·殷祝解》稱有「三千諸侯」，但目前所知的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緡、有莘、薛、卞等。《國語·晉語一》記載：「昔有夏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註：「有施，喜姓之國，妹喜之女也。」這裡指出夏桀曾討伐有施，有施人被迫送美女表示臣服，但暗地妹喜與伊尹串通從事滅夏活動。據此可知，有施參加了商夷聯盟。有施當為東夷部族。《楚辭·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末（妹）喜何肆，湯何殛焉？」王逸註：「桀伐蒙山得妹喜。」這裡把「蒙山」與有施之女妹喜相聯繫。案：蒙山當即《詩經·魯頌》「奄有龜、蒙」之蒙山，在今山東省蒙陰縣南。關於有緡，其故地當在今山東省金鄉縣境。古本《竹書紀年》等記載夏桀曾對其征伐，但夏王朝為此也付出了較高代價，《左傳》昭公十一年雲「桀克有緡，以亡其國」。關於有仍，文獻記載夏代末年夏桀曾在有仍居地舉行「有仍之會」，且與「有緡叛之」相連，說明有仍當與有緡氏居地相距不遠，也應在魯西南地區。由於夏代末年的「景亳之會」及商代初年的「泰卷之會」皆在魯西南一帶舉行，故有理由認為有仍參加了商夷聯盟。至於有莘、薛，前文已指出，商初大臣伊尹、仲虺分別來自此二方國，二者參加商夷聯盟當無疑問。此外，卞也可能為商之盟邦。《呂氏春秋·離俗覽》云：「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類似記載見於《荀子》、《莊子》等。卞之地望，《左傳》僖公十七年載：「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杜預註：「今魯國卞縣。」《路史·國名紀》卷一云：「卞，卞明國，湯伐桀有卞隨。」案：卞為漢縣，在今山東泗水縣城東。
建立商夷聯盟的目的是共同對付夏王朝。從文獻材料可知，商夷聯盟的活動主要有三項：一是離間夏王朝。史載伊尹曾到夏都與妹喜一起搞離間活動。古本《竹書紀年》云：「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國語·晉語一》記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呂氏春秋·慎大》云：「（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史記·殷本紀》記載：「伊尹去湯適夏，既丑有夏，復歸於亳。」二是消滅與商夷聯盟為敵的夏王朝方國。史載商湯曾舉行多次征伐，其征伐的第一個夏方國是葛。《孟子·滕文公下》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史記·殷本紀》載：「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見於史載被征伐的夏方國還有韋、顧、昆吾等。《詩·商頌·長發》云：「九有九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史記·殷本紀》記載：「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商夷聯盟可能還征伐了有虞。虞為夏代方國，與夏王朝關係密切，少康中興全賴虞之力。夏代末年，虞國滅亡。《逸周書·史記解》載：「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虞在今河南省虞城縣。《左傳》哀公元年杜預註：「梁國有虞縣。」《水經·水注》云：「水又東，徑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既然虞位居東方，其理應被商夷聯盟所滅。三是伐桀滅夏。《史記·夏本紀》云：「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史記·殷本紀》云：「湯乃興師率諸侯……遂伐桀。」傅斯年先生曾高度評價商夷聯盟的作用，認為「商人雖非夷，然曾撫有夷方之人，並用其文化，憑其人民以伐夏而滅亡，實際上亦可說是夷人勝夏」[5]。
三、商人與夷人結盟之考古學佐證
歷年來的考古發掘材料為夏末商初存在商夷聯盟的立論提供了佐證。豫東、魯西南考古表明，這裡是夷、夏、商三種文化交匯地帶[6]屬於東夷文化的岳石文化，其分布範圍西漸至魯西南地區和豫東杞縣以東一帶，菏澤安邱堌堆[7]和杞縣鹿台崗[8]為這一地區岳石文化的典型遺址。屬於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其分布範圍除豫北、冀南地區以外，也曾南下至杞縣一帶。而屬於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主要局限於杞縣—鹿邑一線以西地區。從對魯西南、豫東的岳石文化以及對豫東、豫北的下七垣文化進行文化因素分析可知，二者之間相互影響，文化交流頻繁：豫東、魯西南地區的岳石文化存在一定數量的屬先商文化特徵的細繩紋作風以及卷沿鬲、卷沿鼓腹細泥盆、花邊罐、束頸鼓腹瓮等遺物或文化因素[9]：而豫東杞縣的下七垣文化也有夾粗砂紅褐陶作風以及素麵甗、淺盤豆、尊形器、夾砂罐等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10]。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甚至可以將這兩種遺存視為岳石—先商或先商—岳石「混合型文化」[8]。值得注意的是，杞縣鹿台崗遺址先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在二里頭文化第四期階段是共存的。具體來說，先商文化可分二期：第一期以H39和H9為代表，年代約當二里頭文化三期偏晚階段：第二期以H35和F1為代表，年代約當二里頭文化四期中、晚段。岳石文化也可分二期：第一期以T27第5層為代表，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三期的中段：第二期以T24第4、5層為代表，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文化四期中、晚段[8]。兩種性質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共存一個遺址，這在考古發現中是少見的。說明這兩種考古學文化，既有密切的關係，又能保持各自的文化特性。這樣的關係，只能是不同族屬之間的聯盟關係，而絕非敵對關係。此外，下七垣—岳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大約以今惠濟河為界，以東屬岳石文化分布區，以西屬二里頭文化分布區。這種商夷文化與夏文化的東、西對峙現象，為商夷組成聯盟共同對付夏王朝的立論提供了實物依據。
鄭州南關外期遺存及二里崗下層遺存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商夷聯盟提供了又一實證。南關外遺址位於鄭州商城東南，1955年，考古工作者對此遺址進行了發掘。根據地層關係和各層包含物特徵的不同，可把該遺址分為上、中、下三層。其中上層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中層屬二里崗下層，下層被稱作「南關外期」[11]。發掘者認為南關外期與二里崗下層及洛達廟二里頭文化有著顯著差異，這無疑是正確的。關於這一類遺存的來源、性質等，學者們相繼發表了一些看法。鄒衡先生認為其與漳河型關係密切，時代與二里崗下層早段相當，屬先商文化的一個類型[12]。而李經漢先生認為其具有較濃的豫北和豫東某些特徵[13]，孫飛先生推測其來自豫東的商族[14]，安金槐先生認為它來源於淮河中游一帶[15]，李伯謙先生認為它可能是夏之某一與國的文化[16]，欒豐實、杜金鵬等先生認為其與豫東、魯西南地區的岳石文化有密切關係[17]。總之，大家較一致認為南關外期是外來文化，南關外期略早於二里崗下層一期或與下層一期年代接近。通過分析可知，此遺存文化因素頗為複雜，有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四期階段的遺物或文化因素，如素麵敞口斗、有流無尾爵等；但與杞縣鹿台崗遺址一樣，也有下七垣文化的遺物或文化因素，如卷沿細繩鬲、細繩紋甗等；還有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包括出土較多的夾砂紅褐陶，器表有刮抹痕，器胎較厚，器形有罐、鼎形鬲、卷沿鼓腹盆、腰飾附加堆紋甗等。因此，很難把南關外期遺存歸入與之相關的任何一支考古學文化，其理應屬於以岳石文化、先商文化為主體的混合型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鄭州地區目前所見的南關外期遺蹟主要是壕溝而少見居址，壕溝內常見人骨架和凌亂人骨。有人據此認為南關外期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進入鄭州，帶有明顯的軍事色彩[13]。此外，鄭州地區其它夏末商初遺址也發現有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早在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鄭州二里崗文化遺址時，就已發現該遺址下層包含有紅褐陶等岳石文化因素[18]，只是當時還不知岳石文化為何物。相同的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在鄭州化工三廠[19]、鄭州電力學校[20]、黃委會青年公寓[21]等屬南關外期或二里崗下層一期階段的遺址中也有發現。與二里崗C1H9年代接近的鄭州化工三廠商文化第一段，陶器明顯可分為A、B二群，其中B群大都是二里崗商文化常見器形，而A群明顯具有岳石文化的作風。當然，這裡的岳石文化作風與山東地區的岳石文化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正如張立東先生所言：「A群陶器雖然深受岳石文化的影響，但已不是原生的岳石文化因素，而是岳石文化與二里崗文化等有機融合的產物。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二里崗文化因素而非岳石文化因素。」[22]從上可知，在二里崗商文化分布區中心地帶的鄭州一帶，存在著商族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遺物或文化因素共存的現象，這充分說明夏末商初商人與夷人在今鄭州一帶關係仍然融洽。
二里頭遺址第四期也有商夷聯盟的跡象。二里頭遺址一至三期不見或少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但至二里頭四期，岳石文化及下七垣文化因素在這裡皆有所反映。趙芝荃先生曾指出：「豫西地區二里頭文化四期曾出現一部分夾砂瘦腹罐、侈口鼓腹平底盆，形態與冀南豫北地區的同類器完全一樣。」[23]袁廣闊先生認為：二里頭遺址陶器存在著A、B、C三組，其中A組屬本地二里頭文化系統，B組來源於下七垣文化，C組來自東方的岳石文化[24]。夏桀之都在今偃師二里頭一帶，這幾乎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在夏桀之都出現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說明這時夏人與商人、東夷人之間發生了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和激烈碰撞，這種現象應為商夷聯盟間夏、滅夏等一系列舉動在文化面貌上的具體反映。
需要指明的是，以上所言下七垣文比與岳石文化遺物或文化因素在豫東鹿台崗、豫中南關外、豫西二里頭等遺址的存在，正合於文獻記載商夷聯盟滅夏由東向西的滅夏路線。
四、商代早期商夷聯盟的延續與終結
商人與東夷聯合攻滅夏王朝之後，商夷聯盟曾在今魯西南地區舉行「泰卷之會」，商湯又在「還亳」之後作《湯誥》，告誡「諸侯群後」要「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25]。隨後，東夷各部回到各自的領地，分別治理自己的轄土。整個商代早期，商王朝與東夷的關係是融洽的，商夷聯盟得以延續。東夷人在商代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商湯死後，來自東夷的伊尹輔佐外丙、仲壬、太甲等商王。直至沃丁時，「伊尹卒」[25]。伊尹死後，其後人可能繼續輔佐商王朝。《史記·殷本紀》雲「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並「贊伊陟於廟」，伊陟「作《原命》」。《集解》引孔安國雲伊陟為「伊尹之子」。查伊尹相湯，至太戊時，商王朝已經歷5世9王（不包括太丁），伊尹、伊陟如此長壽可能有點兒疑問，但既然稱「伊陟」，應不排除其為伊尹後輩的可能性。此外，來自東夷薛的仲虺是商湯的「左相」，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也居於重要地位。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仲虺的治國之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這裡講的「國之利」，即《左傳》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的「取亂、侮亡、兼弱也」。
商夷聯盟在商代早期繼續存在，這從考古發現上也能得到驗證。商代早期，商族勢力大增。《詩·商頌·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詩·商頌·玄鳥》又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從考古材料來看，商王朝是以今鄭州、偃師一帶為其統治中心，其控制範圍存在著北、西、南三方擴展而惟獨東方收縮或滯展的現象。在西方，商代早期文化已分布至今關中地區及商州地區。《後漢書·西羌傳》云：「後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此項記載得到考古上的印證。老牛坡遺址商文化可分前後兩段六期，其中「一、二期在地層上基本與鄭州二里崗下、上層相對應」，即「老牛坡商文化早期與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基本相同」[26]。此外，位於秦嶺山脈以南的陝西商州市東龍山遺址，也發現有商代早期的文化遺物[27]。在北方，商代早期文化已深入到晉南地區。在今山西省垣曲縣古城鎮，考古工作者發現一處商城遺址。其始建於二里崗下層時期，毀於二里崗上層時期[28]。在山西省夏縣東下馮，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一處商代早期城址，並出土大量屬於二里崗下層的文化遺物[29]。在南方，成湯時期商人就已征服了江漢平原地區。《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四十國歸之。」在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盤龍城，發現一處始建於二里崗下層時期的商代城址[30]，其文化面貌與二里崗十分相似，說明商文化勢力已深入這一地區。但是，原本起於東方地區的商族，商代早期的文化分布東向僅局限在今河南省境內，而山東西部、蘇皖北部不見此階段文化遺存，甚至河南東部的一些地區也不見二里崗下層時期的文化遺存。如杞縣鹿台崗遺址發現的商代前期文化，其年代只相當於鄭州白家莊期。菏澤安邱堌堆遺址商代前期文化的年代相當於鄭州二里崗上層的偏晚階段。山東省泗水縣尹家城[31]、濟南市大辛莊[32]等遺址的商代前期文化，其年代也都應在二里崗上層之後。這就產生一個疑問：為何四處擴展的商代早期文化並未波及東方呢？從情理上講，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商代早期軍事力量較弱而夷人力量較強，二是商人與夷人有良好的同盟關係。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第一種可能性不符合實際情況。商代早期的軍事力量十分強大，諸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儘管有大河、山脈阻隔，商族勢力仍然順利進入山西南部、陝西關中甚至秦嶺以南地區，可謂勢不可擋。豫東、魯西、蘇北、皖北等地皆屬平原地貌，沒有可憑藉的自然軍事屏障。依靠商人強大的軍事力量，完全有能力占領這些地區。因此，商文化勢力未能進入東夷地區的原因。只能是由於商族與夷人關係密切，二者之間是政治、軍事同盟關係。正是由於商、夷之間是同盟而非臣屬關係，故東夷各部有較強的自治性，商文化沒有取代東夷文化。
商代早期的商夷軍事聯盟終結於仲丁時期。從文獻材料可知，商王朝與東夷之間在仲丁時期發生了軍事衝突。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仲丁即位，征於藍夷。」《後漢書·東夷列傳》云：「至於仲丁，藍夷作寇，或畔或服。」「藍夷」是東夷之一支，丁山先生考證其居地在今山東省滕州市東南[33]（P29）。這場商、夷戰爭至少延續至河檀甲時期，且商王朝與另一支夷人也發生了衝突，此即古本《竹書紀年》所云：「河亶甲整即位……征藍夷，再征班方。」「班方」之居地，丁山先生考證在山東省東南部[33]（P30）。從考古材料來看，仲丁時期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二期（即白家莊期），這個時期商王朝確實對東夷進行了征伐。證據是岳石文化（屬東夷文化）的方孔石器（或曰圭，屬禮器）在鄭州小雙橋這個與商王室生活有關的遺址中也有較多出現，而這些石器應為戰利品性質[34]。從商文化的分布範圍來看，仲丁時期是商文化東向大擴展時期，白家莊期遺存東向分布於山東濟南市至滕州市一線，整個泰沂山脈以西的山東西部地區皆已納入商文化的分布範圍，商文化在這些地區取代了東夷文化。顯然，這種文化上的取代應與商夷關係惡化、商夷聯盟終結有著直接關係。
參考文獻：
[1]張學海.從考古發現談魯西南地區的幾個問題[J].中原文物.1998.（1）.
[2]張國碩.商湯「還亳」考辨[J].殷都學刊.1997.（3）.
[3]菏澤地區文物工作隊.山東曹縣莘冢集遺址試掘簡報[J].考古.1980.（5）.
[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試掘獲重大成果[N].中國文物報，1994-06-26.
[5]傅斯年.夷夏東西說[A].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C].1935.
[6]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J].中原文物，1992，（1）.
[7]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等.菏澤安邱堌堆遣址發掘簡報[J].文物，198，（11）.
[8]鄭州大學文博學院等.豫東杞縣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9]張國碩.岳石文化的類型劃分[J].鄭州大學學報，1992，（2）.
[10]鄭州大學考古專業等.河南杞縣鹿台崗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1994，（8）.
[11]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的發掘[J].考古學報，1973，（1）.
[12]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試論夏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3]李經漢.鄭州二里崗商文化的來源及其相關問題的討論[J].中原文物，1983，（3）.
[14]孫飛.論南亳與西亳[J].文物，1980.（8）.
[15]安金槐.對於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分期的再認識[J].華夏考古.1989，（1）.
[16]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A].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7]杜金鵬.鄭州南關外下層文化淵源及其相關問題[J].考古，1990，（2）.
栗豐實.試論岳石文化與鄭州地區早期商文化的關係[J].華夏考古，1994，（4）.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崗[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工作站.鄭州化工三廠考古發掘簡報[J].中原文物.1994，（2）.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電力學校考古發掘報告[A].
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C].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黃委會青年公寓考古發掘報告[A].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C].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2]張立東.先商文化淺議[A].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23]趙芝荃.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A].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4]袁廣闊.試論夏商文化的分界[J].考古.1998.（10）.
[25]史記·殷本紀[M].
[26]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27]王昌富.楊亞長.商州發現一處大型夏商遺址[N].中國文物報，1997—10—26.
[28]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等.垣曲商城[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2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0]湖北省博物館等.盤龍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紀要[J].文物，1976.（2）.
[31]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研室.泗水尹家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2]徐基.濟南大辛莊商代文化遺存的再認識[A].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33]丁山.商周史料考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8.
[34]張國碩.商王伐東夷之考古學佐證[N].中國文物報.1998—02—04.
來源：《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