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和雇和買的攤派多採用「隨產均當」的辦法，這裡的產指土地，隨產均當即根據各戶田土數，先攤富戶其次貧民，雖元官府所設和雇和買的政策公平。但在實際操作中，江南地區普遍存在「遍科」及富民賄賂官吏以逃避承擔和雇和買的現象。
隨產均當的政策
至大四年（1311），與元成宗詔書中令：「民間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除邊遠出征軍人並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各驗丁產，先盡富實，次及下戶」，據此條詔令可知，和雇和買當先由地方富豪承擔，再至貧民。此後，先富強後貧民的政策被反覆重申，延祐五年（1318）仁宗下旨：「但是和雇和買，不以是何戶計，都交隨產一例均當」。
兩年後，元英宗又在《至治改元詔書》中重申：「今後但凡科者和雇和買，州縣正官用心綜理，驗其物力，從公推排，明置文簿，務使高下得宜，民無偏負」。據詔令可知，和雇和買當採用隨產均當的辦法。據陳高華先生考證，隨產均當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按戶等攤派，另一種是按地畝數或賦稅數攤派。
雖然江南地區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進行了戶口登記，同時還登記了各戶的資產，但此次登記並未完善，此後也再無登記，以致「官府對居民的丁力資產實際上是很不清楚的，戶等劃分是相當混亂的，在很多地方形同虛設」，故江南地區和雇和買的攤派，多按土地數目多寡攤派。
「遍科」
「遍科」即無論當地物產如何，人戶是否有車船，均不論物產、人力是否允許，均進行和雇和買之事，致使江南人民不堪其苦。和雇和買本應根據實際情況攤派，和買之舉應在產物之地進行，和雇則應用於擁有車船之戶，但實際情況大相逕庭。忽必烈時期，江南地區「遍科」的現象已經嚴重，據程鉅夫上奏：「行省每遇和買，不問出產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屬，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
江南地區遍科嚴重，自行省往下層層盤剝人民，「處處受害」四字，可謂是江南地區人民的寫照。元朝官府多次明令禁止「遍科」，忽必烈就曾為此下詔令：「物非其土所出，勿和市」，然終究無法更改「今日和買，不隨其所有，而強取其所無，和買諸物不分皂白，一例施行。分文價鈔，並不支給，生民受苦，典賣家產，鬻子雇妻，多方尋買，以供官司。
縱富科貧
和雇和買本應隨產攤派，但江南地區豪強常賄賂官府，將本應富戶承擔的和雇和買強加於下戶。
元滅南宋後，江南地區的豪強地主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加之元在宋故地的統治，多用老胥舊吏，故「吏人既久，人情亦熟，在縣分管鄉、都科差詞訟，公行賄賂。和雇和買，放福差貧，要一科十」。故江南地區豪強多賄賂官員以逃避承擔和雇和買，和雇和買的重任被加之於貧民身上。
江南地區役法制度下激烈的社會矛盾
李治安先生在討論元代江南政策時言：「四等人制和諸色戶計制向江南移植，儘管帶有強制性，但無法根本觸動或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若論其直接後果，前者是造成江南種族等級與社會經濟階級二系統的錯綜複合，後者亦帶來諸色戶計與原南宋租佃制等『嫁接』複合」。
如李治安先生所言，元代江南地區內種族等級與社會經濟等級複合，造成了更為激化的社會矛盾。這一各等級間的矛盾，在元代役法體系本就有部分戶籍優待的情況下愈演愈烈，形成了江南地區役法制度下更為激烈的社會矛盾。
官民之間的矛盾
元代的差役除具有「役錢」性質的科差外，還有雜泛差役和硬性攤派於人民身上的和雇和買，名目繁多，致使人民不堪其苦，元官府卻依舊無視民怨加重差役，主要表現在：負擔差役的範圍不斷擴大。
元代根據職業劃分戶計，稱諸色戶計制度，自元滅南宋後，元統治者將北方戶計制度移至南方。元代前期，因為匠戶、站戶、軍戶、打捕戶類戶計需要承擔其特有職業下的差役，故免除這類戶計下的其它雜泛差役，但好景不長，元中期以後，因為免役人數過多，為擴大負擔差役的範圍，官府取消了這類戶計免雜泛差役的權利。
此後，匠戶、打捕戶、站戶、軍戶除承擔自己本身所需承擔的差役外，還需同民戶承擔相同的雜泛差役。除上述戶計外，原本享有官府政策優待的儒戶、醫戶、僧戶和道戶免除雜泛差役的權利也受到了制約。儒戶和醫戶雖可免除和雇和買，但需承擔與民戶相類的雜泛差役，至於僧道戶則需承擔除國賜土地以外新增土地上應負的雜泛差役、和雇和買。
差役過重以致無法承擔。如六種差役中的隅正一職。隅正需承擔差役包括官府手工業相關事物、官府雜務、看管罪人、承擔官方物資的運輸，徵收酒課、地錢，幾乎涵蓋了地方官府下所有的雜務。此外，隅正徵收酒課、地錢時，不得數額便需隅正填補，導致充任隅正之戶紛紛破產。
強制要求人民承擔和雇和買。如上文所討論的江南地區「遍科」現象嚴重的情況，本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決定所和買的物品，但卻自行省向下和市徵購，導致人民賣兒鬻女也難以滿足官府和買的要求。至於和僱車船更是不顧是否有車船就強制徵用，以致民眾不堪其擾。
此外，官府進行的和雇和買還常常不按價給錢，不給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時王惲上奏言：「近年和買造作等事，其弊有三」，一是時間緊促，不支價錢，二是縱降到價錢，止依各處虛報時估，比之百姓實費，不及半價，虧損人戶，三是其官降不敷價錢內，官吏又行克減。由王惲奏書可見官府強制和雇和買，還剋扣物錢和佣錢，就算支給價錢也經不住大小官吏的層層盤剝。
蒙古貴族與漢族百姓的矛盾
隨著蒙古鐵騎踏平江南之後，元統治者將大量土地封給蒙古宗室，並給予負責鎮守江南的蒙古諸王各種特權。在政策的絕對傾斜下，蒙古權貴利用權勢，將賦役當作強取豪奪的手段，利用和雇和買的方式壓榨百姓。
兩浙都轉運使蘇天爵記載，蒙古宗王強制和市於民，不能供者便要立下契約：「子本相侔，則沒入其男女為奴婢」，可見和買（市）竟然成為蒙古權貴抑良為奴的手段。除了利用和買壓榨人民以外，因為和雇和買的負擔過重，「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軍、站、人匠、打捕鷹房、權要等戶，倚氣力不肯依體例應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的上頭」，蒙古權貴還放縱投下逃避雜泛差役及和雇和買，而被逃避的部分必然再次強加到人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