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1627年），明末農民起義率先在陝西澄城縣爆發，為什麼是陝西？

陝西地處陝北地區，土地貧瘠，生產落後，工商業更不發達，但是所受王公、官紳、地主的盤剝卻沒有減少。

失去土地的農民，倒是有兩條路可走，要麼投為邊兵，要麼充當驛卒，但不論走哪條，結果都差不多。

當兵的拿不到餉銀，如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拖欠餉銀已達150餘萬兩，數萬飢兵，食不果腹 ，衣不覆體；而當驛卒的那點錢也不能養家餬口，更何況隨時有被裁員的風險，李自成就是充當驛卒被裁減後加入了造反隊。

更不利的是，歲月艱難，老天還跑來火上澆油。自萬曆以來，陝北的自然災害便頻繁發生，或者可以說，自萬曆以來，明朝的天災就增多了。

所以，當澄城縣農民起義後，各地饑民、拖欠餉銀的邊兵和工資不夠花的驛卒，都紛紛響應。

安塞的高迎祥、延安的張獻忠、米脂的李自成等也加入了起義大軍，很快起義的火種形成燎原之勢，直至燃遍陝西全境、甘肅東部和山西西部，起義隊伍發展至幾十支，人數也猛達幾十萬。

那麼在此過程中，難道明廷就眼睜睜看著起義軍壯大而無動於衷嗎？當然也不是，不過起初確實是無動於衷，因為小股義軍主要以劫糧為主，隊伍鬆散，戰鬥水平也不高，就是一夥小賊寇，勝則進，敗則退，不值得大動干戈。

但當各地起義漸成燎原之勢時，明廷也採取了應對之策，但為何農民起義還是燎原了呢？我們先來看下明廷對起義軍先後實施的三大政策。

楊鶴主導的「招撫」政策

崇禎二年（1629年），在原陝西巡撫平叛不利的情況下，崇禎啟用了左副都御史楊鶴，由他擔任三邊總制，率兵鎮壓起義。

楊鶴到任前，當地官府已經對起義軍進行了一波鎮壓，一些義軍頭領被官兵剿殺，比如白水王二被明陝西商洛道劉應遇所剿。

此時的起義軍尚不成氣候，在作戰中常常被官軍打敗，但起義的烈火始終沒有熄滅，因為饑民成為起義軍源源不斷的後來者。

楊鶴到任後，他看到陝西的災情嚴重，單靠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而且當時皇太極率兵來襲，直接危及到了京師，本地邊兵多調入京師勤王，明廷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鎮壓起義軍。

鑑於現實情況，楊鶴向崇禎提出了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方針，在楊鶴招撫當時最大的義軍首領「神一魁」之後，崇禎對招撫政策滿也是懷希望。

所以，在楊鶴的招撫下，一些起義軍也的確放下武器，解散還鄉，官府還給他們發了安置費。

但錢總會花完，工作卻依舊沒有著落。只要農民們的生存問題得不到解決，他們隨時會再次造反。

而且當時有一些起義首領，在選擇投降後，依然沒有逃脫被殺的命運，這讓群眾們大有上當受騙之感。

比如，當時協助楊鶴評判的前寧夏總兵杜文煥，此人以兇狠著稱。楊鶴在忙著招撫的時候，他則在忙著大肆剿殺義軍，很顯然這樣的情形也不利於平判。

在這種起義軍與官兵互不信任的情況下，發生衝突也就在所難免了。被招降的神一魁手下茹成名因對封賞不滿，動手毆打了楊鶴手下的參將，事後楊鶴居然把茹成名給殺了。

這一舉動讓神一魁不淡定了，他再次舉起了反叛的大旗，迅速攻占了陝西北部重鎮寧塞。

神一魁的再次反叛標誌著朝廷前期主撫政策的破產，這些反叛者在崇禎眼中也就成了惡賊。於是，崇禎對起義軍的態度大變。

他把責任都推到了楊鶴頭上，楊鶴被免職入獄，之後被戍袁州，於崇禎八年死於戍所。

楊鶴的下台，標誌著明廷第一階段對農民起義軍鎮壓的失敗，也標誌著義軍的戰鬥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艱巨的考驗。

洪承疇時期的「主剿」政策

楊鶴被撤職後，洪承疇上台了，由他接替楊鶴成為三邊總制，負責平叛事務。洪承疇完全拋棄了前期的主撫方針，對義軍展開了大規模的進剿。

由於此時後金軍已飽掠而去，退到了關外，京師危機暫除，所以崇禎五年（1632年）春，洪承疇率甘肅總兵楊嘉謨、固原總兵楊鹿其、臨洮總兵曹文詔、延綏總兵王承恩、寧夏總兵賀虎臣，五路大軍全力圍剿陝西義軍。

明廷這樣的大陣仗，起義軍自然是承受不起的，雙方在慶陽西壕展開大戰，農民軍大敗。此戰過後，陝西境內的義軍基本被鎮壓了下去，但義軍的火種卻沒有熄滅。

陝西起義軍面對官兵的殘酷鎮壓，他們不得不向周邊地區擴散，以求得生存的空間，與陝西相鄰的山西以及豫北、畿南也開始有了起義軍的活動，由此而呈現出「日剿日益」的怪異局面。

這種局面對於明朝統治者來說，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起義烈火由邊境地區燃向內地，直接威脅到了帝國的心臟京師。

於是，崇禎對起義軍的鎮壓又加大了力度。除了山西、豫北和畿南的駐防軍隊外，左良玉部的兩千多昌平兵奉命馳援河北，延綏總兵曹文詔被調入山西，四川副總兵鄧玘率川軍和土司兵入河南進剿。

起義軍在官軍新一輪的打擊下，不得不再次東奔西走。這一次，起義軍決定從豫北渡黃河南下。這次渡河因在澠池縣境內登陸，所以史稱「澠池渡」。

「澠池渡」的實現，使得起義軍的活動範圍進一步擴散，此後，他們廣泛活動在河南、湖廣、四川、陝西等多省區內，這也意味著明廷對起義軍主剿政策同樣沒有奏效。

面對起義軍的擴散，雖然明廷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比如專門設立了總督府來統一事權，陳奇瑜、洪承疇先後擔任五省總督，一些名將也取得了不錯的戰績，如盧象升、曹文詔、艾萬年等悍將，但在總體上的效果卻不佳。

在明廷的主剿政策下，起義軍還時不時來個詐降，使用各種辦法跳出了明軍的層層包圍，充分發揮他們運動戰的優勢，以至於明軍為此不得不四處圍剿。

在高迎祥死後，李自成、張獻忠兩人分散成兩股勢力，李自成主要活動在陝西等地，而張獻忠等人則主要活動在河南、湖廣、江北一帶。面對這一新情況的出現，明廷不得不再次調整應對政策。

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網」計劃

高迎祥死後，起義軍的氣焰不降反增，這是因為崇禎九年（1636年）六月，清兵也來湊熱鬧了。

為了保衛京師，一些剿匪官兵又被抽調去勤王了，比如盧象升的調離造成的影響就比較大。

清兵劫掠了兩個月後悻悻離去，陝西的義軍趁勢再起。崇禎十年三月，崇禎起用了楊鶴之子楊嗣昌。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正式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網」圍剿計劃。即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由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由六巡撫分防協剿。

「四正」加「六隅」構成「十面之網」，而設立的總督、總理二臣，則隨賊所向，專征討。

這一計劃最關鍵的地方在於，官軍不再一窩蜂的追著起義軍跑，而是分管其下，起義軍進入誰管轄的領地，誰就主戰，這樣疲於奔命的一方就成了起義軍。

此外，楊嗣昌還提出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並推薦了熊文燦出任了軍務總理。

在這一計劃的實施下，起義軍又遭遇了一輪猛烈打擊。由總督洪承疇帶隊主剿的李自成就遭遇了滅頂之災，在渭南潼關被伏擊，僅帶劉宗敏等十七人逃出生天。而張獻忠則比較幸運，面對明軍的猛攻，他選擇了放下屠刀，被熊文燦招降。

就在這一計劃初見成效時，崇禎十一年清軍又來了，剿匪明軍不得不再次被調去阻清。

這樣一來，李自成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此後的張獻忠也再次反叛。張獻忠的降而復叛，崇禎又怒了，熊文燦被斬，楊嗣昌上書請死。

就在明軍忙著圍剿張獻忠時，李自成進入河南，收留饑民，開倉賑饑民，提出「均田免賦」口號，一舉收穫了百萬「粉絲」。

在此之前，明朝還有機會翻盤，但當李自成收穫民心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明朝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贏得民心的李自成一發不可收拾，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襄陽城，殺了襄陽王朱翊銘；同年攻克洛陽，殺了福王朱常洵；在一年半之內三圍開封，並在項城、南陽、襄城、汝寧諸戰役中，先後擊敗了傅宗龍、汪喬年、丁啟睿、左良玉諸將，殲敵數十萬。

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破潼關，五個月後，明朝亡。

明廷剿匪三大政策為何均以失敗告終？

從上述明廷對農民起義軍的三項政策，不難看出其中一些問題：

其一，雙線作戰的羈絆。明軍對內要應對農民軍，對外還狙擊後金軍，雙線作戰影響大。

其二，雖剿撫並用，但內部思想卻不統一，該剿時卻撫，該撫時卻剿，導致起義軍對官府失去信任。

其三，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對於社會矛盾處理不力，最終喪失了民心。比如，在自然災害嚴重的情況下，沒有大力開展賑災工作，以安撫民眾，反倒為了鎮壓起義軍，應對金兵，不斷向社會攤派餉銀，這無疑是雪上加霜的。

而李自成逆襲的關鍵，也正是在民心所向的問題上，「均田免賦」這一口號，可以說是起義軍制勝的法寶。

但話又說回來，明朝走到喪失民心這一步，又何止是崇禎一朝的罪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