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日本歷史，土地占有制度，始終與政治權力不可分割、合為一體，其土地制度的變遷即為因也是果。
至日本封建土地制最後一個時代江戶時期，是幕藩領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大部分集中於藩國手裡，幕府所掌握的土地只占全國土地的四分之一。關於土地引發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幕府統治的基礎動搖，封建自然經濟受到了衝擊。
基於如此的社會現狀，當時的統治者及學者中針對土地制度出現了不同的觀點和理念。
一、「均田」論的出現
德川幕府於永康二十一年，頒布的律法，禁止農民將所耕種的土地進行買賣。雖然禁令極為嚴厲，但並沒有阻止土地的兼併。
一些農民以「質押」土地的方式，換取金錢，而金錢無法償還時，就使得土地所有權變更了，土地發生了「流質」，一部分農民因此失去土地。
在江戶時代，貧民因租佃土地，承擔較重的賦稅，往往生存也成為了問題，一部分只能前往城市謀求生計，而這類農民並不在少數。
隨著封建社會末期，商品經濟的滲透與發展，農民階層開始發生了分化，貧富差距懸殊也顯現出來，失地農民的占比則越來越大。
在這些社會現象下，各種矛盾不斷的積累，最為突出的是富人與貧困人群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日本天明期間，暴動頻繁發生，雖然沒有大的暴亂，但仍然導致社會的動盪不安。
突現出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無不引起了統治者及社會學者們的關注，他們對此也開始進行反思。
首先，學者們認為引發社會動盪的原因是因土地的變更和不均。回顧歷史，曾對中國唐朝的「鈞田制」的引進，其目的就是讓耕種者皆有土地耕種，防止貧富差距懸殊。而現今的社會矛盾和危機，正是由於「均田」制的崩壞而導致的，實施「均田」制是緩解當前社會矛盾的良方。
這種看法及觀點，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社會主流觀念，因而「鈞田」之議在當時極為流行。
二、「均田」與反「均田」之爭
「均田」之議的終極目的，是消除租佃關系所造成的貧富懸殊，消除「豪強貧弱」現象，便於統治管理。
以江戶後期，中井履軒為代表的「均田」派，主張參考均田制，將現有土地國有化後，進行再分配。具體方法是統治者將土地收購為國有，分配給無地的農民。禁止土地「質押」，禁止土地買賣。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有效的改善無地、少地農民的處境，減少貧富差距，避免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危機。
而以賴山陽為代表的「均田」主張，是在「土地所有」的前提下，著重遏制土地的兼併，避免土地的過度占有。更多將重心放在調節農民負擔的「不均」方面。
他們雖然承認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古代「均田」制的崩壞，但又認為仿古的井田制、均田制，與現在社會經濟不匹配。
其給出的方法是通過對每家每戶土地數量的限定，限制土地買賣，實現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平均占有。顯然，這一觀點雖然限制土地買賣，但也有所讓步。
這兩種「均田」論，目的均是為維護幕府統治和封建倫理秩序，但在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經濟大趨勢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此，「均田」制，在部分藩國實施以後，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在「均田」主張論興起之時，另有一部分人也看到社會經濟條件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因而對「均田」的制度及理念產生了質疑，反對之聲日漸高漲。
這一部分學者首先反對土地一刀切的買賣禁令。認為農民手中的永業田是屬於私產，應允許買賣，如強力壓制買賣行為，實施難度太大，從而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禁止土地買賣，會造成「不精之民，荒蕪其地；出精之民，無法購買田地」。
也就是說，土地的不均，是有勤惰強弱的原因，因勤而富，因惰而貧，是自然現象，一味強制統一，會造成勤勞的得不到鼓勵，懶惰的會使土地荒蕪，也會造成社會混亂，有悖天理，打擊農民的積極性，不利於農村經濟的發展。
他們認為農民土地會出現多寡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必然結果。
反「均田」論，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了商人、富農、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他們雖然明確的駁斥禁止土地買賣和「均田」論，但並沒有對市場經濟機制下土地分配，給出更加清晰的概念和具體的方法。
從社會經濟發展認知來講，反對土地買賣禁令及均田論，有突破傳統統治思想的積極一面，但並沒有觸及到「均田」論真正的結症。也就註定無法阻止藩國開展的「均田」、檢地等政策的實施。
「均田」論派和反「均田」論派，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維護封建幕府統治，所以不可避免的都有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而土地所有制本質上的大變革，必然是從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大變革開始。
三、明治維新的田制變革思想
19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發布了《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了幕府制度。1871年廢藩置縣，建立了中央集權政府。
明治初期，政府內部的復古之議仍然有著很大的市場，這部分人仍持有均田的理念。其代表人物是議員近藤門造，他曾提出《禁止田地買賣之議》，明確反對土地的私有化，反對土地允許自由交易。然而，這類觀念無疑阻礙了維新的改革，註定被改革思想淹沒。
明治初期，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迅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形成。而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顯然已經阻礙了日本資本的原始積累，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
另一方面，新的明治政權，需要穩定的財政收入鞏固政權，解除原有土地限制，制定新的地稅制度，已經迫在眼前，土地制度的改革成為了極其重要的一環。
在幕府末期，一部分知識分子就已經深受西方思想影響。這部分人，通過對西方著作的翻譯，對日本前期土地所有制弊端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他們對土地制度的新見解，其思想是日本田制變革史上的一次本質上的飛躍。
首先，他們提出了私有財產的概念，對私有財產的定義進行了詮釋。
在西方近代經濟政治學的影響下，他們提出了私有財產的觀念，並認為要重視私有財產權利的保護。其中，神田孝平翻譯了西方經濟學著作《經濟小學》，就強調指出個人財產所有權必須要得到保護。而福澤渝吉在所譯的書中，明確了土地是不動產的觀念。
總而言之，就是要求社會及政府承認私有財產的存在，並賦予其應有的權利。反對統治者侵犯個人私有財產，呼籲出台政策保護私有土地的產權，廢除前期對私有土地的買賣禁令。
為此，神田孝平在明治三年，提交了一份田租改革建議書，書中對私有財產的觀念，在當時頗具影響力。
可見，當時私有財產的問題已經上升到了政治、法治的層面。原土地買賣的禁令此時也正式解除。
另一方面，改革派，對貧富出現也做了新的解釋，並且代入了市場經濟的理念。
他們認為社會出現貧富是不可避免的。人因為能力不同、勤惰不同難以達到平均，而政府強制「均田」、以消除貧富差異，其實是很難達到目地的。只有放任他們追求利益，在利益的驅使下通過自身的不斷努力，才能真正擺脫貧困。
回顧之前「地檢」制度的不可取，同樣提出地稅要依靠市場的調節。只有經濟達到自由，才是達到財富資源最佳的調配方式，相反，束縛個人買賣自由與權利，對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通過對土地稅收制度的分析，給出了具體的方法，建議不但要允許土地買賣，同時給予土地所有者一種地券，憑地券面額繳納地租。同時，還建立了一整套土地稅收制度。
而這一切新的思想、主張及觀念的輸出，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是極大的，社會輿論也開始向著新的土地法令與新的稅收制度傾斜。
直至1872年，太改官發布了「允許四民自由買賣所有土地」，它標誌著田地永代買賣禁令正式取消，而根據「一地一人」原則，也確認了農民的土地的所有權，土地已經成為了商品。
日本明治維新，成為了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大轉折，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確立致使田制變革新思想的確立。
參考來源：
《日本歷史轉型期的土地研究》左學德，
《史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