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中統建元之後，趁著解決李璮之亂之機，便開始了對中原漢人世侯施行了一系列的削權舉措，即罷默漢人世侯世守職權，並行「遷轉之制，次第及之。」其中削弱地方政府與漢人世侯的財權是重中之重。

世祖時期中央對中原五戶絲食邑封地的權力調整

可見削弱地方政府與漢人世侯的權力，已然成為了元廷臣僚的普遍認知。在李璮叛亂之前，元廷便開始實行了對地方漢人世侯的削權舉措，如中統二年（1261），元世祖設十路宣撫司，監督地方軍、政、財等各項事宜的決策與運行。

詔定中外官所乘馬數各有差。」如姚樞至東平地區之後，設置勸農、檢察使節等機構，並巡檢地方財政事務的決策與運行，「惟物以均賦役、罷鐵官，」以此來監督地方官員的各項權利，尤其是錢穀官的人事選任，以削弱地方漢人世侯在其轄區內所能行使的財政權限。

在至元初期，經過元廷所施行的分置路州的舉措，逐步調整漢人世侯與諸投下主之間的權力配置，並成功將東平路最終一分為十，東平路亦曾被降為散府，東平嚴氏由此喪失了專權的基礎，財權也被收歸於中央。益都路漢人世侯李全、李璮父子，其在轄區內的專權之勢更甚，如李全在歸順蒙古之後，「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

此時李全專擅山東地區，而其所享有的財權從「歲獻金幣」中可知，中央與山東地區之間的財賦劃分的形式，是以李全向中央上供金幣，其後自行掌控轄區內的賦稅徵收。在漢人世侯歸順蒙古政權初期，大多實行的是此類財賦劃分之策，地方漢人世侯在其轄區內的財取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

李全去世後李璮襲爵，其權勢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可見，李璮掌握了其轄區內的榷賣之權。此外，中統初，元廷為了維持中統鈔的幣值，及其在全國範圍內的順利流通，要求各路賦稅司悉收中統鈔，而各路原本流通的紙幣都要進行收回，不許再行使用。

然而「唯（李璮）擅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張宏）境貿易，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李璮於境內享有貨幣流通權，以及執掌轄區內的鹽課額徵繳，可由此見其專權之甚。如忽必烈平定李璮之亂後，就曾有臣僚言道：「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忽必烈順勢收地方漢世侯諸項權利。

中統三年（1262）十二月，在元廷所施行的各項收地方財權舉措中，通過設立諸路轉運司負責地方的財賦轉輸，來削奪地方財權，中統四年（1263）春，元廷又「改諸路監榷課稅所為轉運司。」諸路課稅所逐漸為諸路轉運司所取代。課稅所在地方財政機構上，由金代的轉運司向元代時期的路轉運司轉變過程中，起到一種過渡的作用。

雖然諸路轉運司在運行過程中因內部官員的瀆職而不久罷黜，但元廷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地方政府的財賦轉輸，但是此舉無疑對地方漢人世侯所能行使的財權，進行了大幅度的削弱。此外，元廷又陸續撤銷了諸漢人世侯的五戶絲食邑封地，以及取締了其在轄區內自行設立的官署等等。

如在元廷平定李璮之亂之後，真定史氏主動推掉了衛州的汲、獲嘉、新鄉、蘇門等五縣封邑封地等等。至元二年（1263）十月，元廷又頒布敕令，強制要求對順天張氏、東平嚴氏、河間馬氏以及濟南張氏等等，諸總管（漢人世侯）所占有的投下私屬民戶進行改制，並將其歸屬於地方有司官吏進行管理。

同時元廷為了限制投下領主的權力，中統二年（1262）六月，忽必烈下詔：禁止諸投下領主遣人向民戶徵收和勒索錢財，並頒布詔令曰：「不得似前徑直於州縣，一面騷擾。」綜上可知，在窩闊台汗丙申分封之初，蒙古汗廷雖然頒布了各項規章制度，來限制五戶絲食邑分封領地內諸投下主的特權，但諸投下主屢次破壞朝廷政令。

如其在中原五戶絲食邑內自立財政機構各征其民，行使草原兀魯思封地之權限，並且還出現了層層封授食邑民戶的現象，以及自行行使「隨地遍設官吏」的特權等等，蒙古汗廷在此時也沒有對上述現象實行較為有效的監督與管控舉措。

然而隨著忽必烈中統建元後，元廷在中原五戶絲食邑封地內施行分治路、州之策，並規定五戶絲食邑封地內的民戶，「各投下者，併入所隸州城。」於此之外，元廷還通過一系列的改制將代表諸投下主利益的達魯花赤，納入朝廷常選官的遷轉體系之內，此舉極大地加強了中央財權以及對地方財政事務決策與運行的監督與管控。

而「（中原食邑分封地區）路總管府的設立，意味著國家機構對諸王介入食邑權力的一種吸收。」元廷對中原地區各州縣管理機制的改制，使得投下官員直接隸屬於中書省或行省，加強了元廷對地方事務決策與運行的監督與管控。

此後，元廷又對中原漢人世侯施行了一系列的削權舉措，罷黜了漢人世侯世守之權，並行「遷轉之制，次第及之」的地方秩序，並通過一系列的財政改制，將地方財權收歸於中央，並根除了地方世侯專權的各項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