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區與畜牧區是依人類經濟生活方式而劃分的基本區域，介於兩者之間的則為農牧交錯地帶。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範圍很廣，大致走向從大興安嶺東麓經遼河中、上游，循陰山山脈、鄂爾多斯高原東緣至祁連山，直抵青藏高原東緣（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經濟地理室：《中國農業地理總論》第286頁，科學出版社，1980年。），延綿於遼寧、內蒙古、河北、山西、陝西、寧夏、甘肅數省區，東西長達數千公里。這一地帶在歷史上雖然也一度出現過以農業或畜牧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時期，但農、牧業混雜應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特徵，因此一般稱其為農牧交錯帶。
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不僅僅是農、牧兩種生產方式的交錯分布區，在自然地帶上也是半濕潤與半乾旱、暖溫帶與溫帶的鄰界帶，在地理學中這一環境地帶屬於生態敏感帶。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之所以在環境上具有敏感特徵，與這裡自然地帶的過渡性直接相關。每當全球或一定地區出現環境波動時，氣溫、降水等要素的改變首先發生在自然帶的邊緣，這些要素又會引起植被、土壤等發生相應變化，進而推動整個地區從一種自然帶屬性向另一種自然帶屬性轉變。
農牧交錯帶的環境敏感特徵，不但導致自身自然屬性的變化，而且也會影響到人類的經濟生活方式。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這樣的影響幾乎對人類經濟生活方式起決定性的控制作用，促使人們從一種生產類型轉向另一種生產類型。由於農、牧業生產依託的環境不同，因此隨著農牧交錯帶自然屬性的變化，人類首先打破原始農業「一統天下」的局面，在原始農業基礎上萌生了畜牧業，然後漸次形成獨立於農耕業的畜牧業空間區域，並在其南部邊緣與農耕區交錯分布，形成農牧交錯帶。
由此可見，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以及畜牧區的出現是農牧交錯帶形成的標誌。目前的考古學研究成果證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國北方是以原始農業占主導地位並輔有採集、漁獵等經濟文化類型的區域。大約在距今3500～3000年左右，畜牧業逐漸從原始農業中分離出來，並伴隨馬具的應用及騎馬民族誕生而不斷擴大空間分布範圍，在歷史上首次形成以畜牧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文化區。由於畜牧業是從原始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因此畜牧區的形成與擴展過程，也就是農耕區的退縮過程；從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業向東、向南甚至向西開始其擴展過程，農耕區在相應方向的退縮始終與之相伴，這樣的退縮過程一直持續到漢代。《史記》中記載「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不但明確了農牧交錯帶的基本走向，而且肯定了長達1000餘年農、牧兩種生產方式的空間轉換過程已經完成。
一、畜牧業分離前農牧交錯帶原始農業的類型及分布
農牧交錯帶是在原始農業基礎上，因氣候變化而形成於畜牧區與農耕區之間的經濟文化類型過渡帶。因此，探討農牧交錯帶的形成，必須首先明確在畜牧業從原始農業中分離出來之前，原始農業的分布狀況及其文化類型。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綿延數千公里，依其文化區域和地理方位，大體可分為三部分，即內蒙古中部、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甘青地區。
(一)內蒙古中部
這一區域包括東自張家口、錫林郭勒，西至包頭、東勝，北迄陰山，南達晉陝的空間範圍，公元前5000年這裡屬於在仰韶文化影響下的原始農業區。考古研究表明，這一地區大概經歷了三個文化融合階段。大約公元前5000～4300年溯黃河北上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與自東部而來的後崗一期文化首先在內蒙古中部地區相遇，形成紅台坡下類型；約公元前4000年左右，屬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沿汾河北上，在內蒙古中部形成王墓山類型；公元前3000年，源於太行山東側的大司空文化與紅山文化又匯聚到這一地區，形成海生不浪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紅山文化居民的後裔再次與先於此時進入內蒙古中部地區的仰韶文化人群相匯，形成了老虎山文化（註：a.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b.田廣金：《論內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學報》1997年第2期。）。
上述文化類型所包含的文化成份的地域來源雖然不同，但在遺物種類上卻顯示出共同的農業文明特徵。紅台坡下遺址中發現的遺物主要是各類陶器，以及斧、鑿、錛、磨棒、磨盤等石器。王墓山類型文化的聚落遺址，不但出土了許多石刀、石磨棒、石斧等生產工具及陶罐、缽等生活器皿。在山坡中間還發現大型房址，房前有一片寬闊的廣場，廣場下部則按等高線分布有成排的小房址；許多小房址中均出土了成組的生活器皿和生產工具，顯示出每座房屋既是一個生活單位，也是一個生產單位，具有農業社會的顯著特徵（註：田廣金：《內蒙古岱海地區仰韶時代文化遺址的調查》，見《內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第31～54頁，海洋出版社，1991年。）。屬於海生不浪文化的遺址很多，多數發現有房址，因年代不同而呈方形或長方形，且成排向陽排列，每座房址中都出土一定數量的生產工具和生活器皿（註：魏堅、計紅：《試論海生不浪類型》，《內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老虎山文化以石城聚落為代表，目前在內蒙古中部共發現三處屬於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這些石城聚落均依山勢分布，呈不規則形，一般在緩坡築牆，陡峭處不築牆，個別險要地段卻要修築兩道牆。石城內部以老虎山遺址為例，房址均按等高線分布於層層台地上，每隔一段距離有2～3間為一組，可能為一夫一妻制家庭所有；石城內靠近水源的地方為窯址區（註：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這些出現在內蒙古中部地區的文化類型雖然內涵不同，但所包含農業文明的信息卻是相近的，不但石斧、刀等生產工具反映了原始農業的基本狀況，而且各類遺址中房址、石城等的變化也顯示了與農業相伴的定居生活發展進程。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現的老虎山文化中，已經發展出規模可觀的原始農業。
(二)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
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自公元前6000年前後已出現了原始農業，先後形成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以及青銅時代的夏家店下層文化。
興隆窪文化的先民處在原始農業的初期，出土遺物顯示出漁獵、採集是主要謀生手段。興隆窪聚落外有壕溝環繞，其內的房址南北成排、東西成行，每一座房屋可能代表一個家庭。趙寶溝文化是繼興隆窪文化發展而來，遺址內房址雖然大小不一，卻排列有序，同時還發現大型石斧、耜。富河文化主要分布在烏爾吉木倫河流域，是興隆窪文化與北方草原狩獵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類型，其原始農業中含有很大的狩獵、採集成份。紅山文化時期，原始農業又有了長足的發展，不但遺址中發現大量大型石耜、穿孔石刀，而且出現壇、廟、冢等建築，反映了高度發達的原始農業進程。小河沿文化也是以原始農業為主，石棚山墓地發掘的77座墓葬中，男性墓多隨葬生產工具，女性墓則隨葬紡輪、骨針，僅從這一原始農業發展到較高階段才會出現的男女分工現象，就可以推知此文化類型所代表的經濟生活方式應是高度發達的原始農業。夏家店下層文化是這一地區發達原始農業的又一個代表，不但遺址中出土的石斧、鏟、刀等農業生產工具顯示出與黃河流域相近的技術特徵，而且石城聚落所表現出的建築風格和空間布局特徵，也反映了原始農業社會的基本風貌。屬於這一文化類型的石城聚落，規模和數量均很可觀，僅陰河、英金河流域就發現30餘處，規模最大的面積達10萬平方米（註：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從大約公元前6000年左右，先後出現在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雖然存在彼此互為淵源的「血親」關係，並因此被蘇秉琦先生稱為「紅山諸文化」，但各文化類型之間仍存在分布上的空間差異。興隆窪文化的分布範圍西起洵河，東至醫巫閭山，北抵烏爾吉木倫河以北，南迄渤海北岸。趙寶溝文化的發源地在努魯兒虎山以南的灤河下游一帶，在其發展的鼎盛期不斷向北挺進，並越過西拉木倫河與北面主要分布在烏爾吉木倫河流域的富河文化相遇。紅山文化所代表的發達的原始農業文化遺存分布範圍很廣，在西拉木倫河南北都有這一文化的遺址發現。至紅山文化後期，小河沿文化勃然興起，其分布區域在一定範圍內有與紅山文化重合的趨勢。此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集中分布在西拉木倫河以南，以及老哈河和大、小凌河流域（註：a.朱延平：《遼西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縱橫》，見《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第9～14頁，海洋出版社，1991年。b.田廣金：《內蒙古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考古發現和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紅山諸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布範圍顯示，從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1500年期間，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北起烏爾吉木倫河流域，南到大、小凌河流域，都存在發達的原始農業。依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們不但營建了石城等聚落建築群，而且已經形成嚴密的社會組織和血緣氏族集團，並在此基礎上萌生了原始宗教，從而將原始農業推向新的發展高度。
(三)甘青地區
目前在甘青地區先後發現了馬家窯文化以及秦安大地灣遺址等代表新石器時代西部農業文明的重要文化遺存，這些考古發現顯示了這一時期甘、青地區以原始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文化特徵。
秦安大地灣遺址包括數期文化堆積，其中一期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5800～5300年之間，被考古學界視為前仰韶文化遺存，此後的數期文化分別具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特點。不但出土了各類陶器及糧食遺骸，而且還發掘出頗具規模的建築遺蹟，其中大地灣F901這一原始殿堂式建築充分顯示了遺址所在地農業文明的發達程度（註：a.甘肅省博物館、秦安縣文化館 大地灣發掘小組：《甘肅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文物》1981年第4期。b.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901號房址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2期。）。
馬家窯文化是由甘肅東部延伸到青海東部及四川西北部的重要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根據文化特徵的變化從早到晚可將其分為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根據碳十四測年數據推定其年代，石嶺下類型約為公元前3813±175年，馬家窯類型約為公元前3100±190年，半山類型在公元前2600～2300年之間，馬廠類型在公元前2200～2000年之間。馬家窯文化均以經營農業為主，出土器物中不但有石斧、鑿、錛、刀、磨谷器等農業生產工具，而且在屬於馬廠類型的柳灣墓地還發現許多裝滿粟的陶瓮。依託於原始農業，馬家窯文化諸遺址都出現頗具規模的聚落和房址，其中屬於馬廠類型的永登蔣家坪遺址出土的房址不但有單間，而且出現雙套間、多套間結構。這一切均顯示了馬家窯文化所代表的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
馬家窯文化依其類型不同，分布範圍略有伸縮。其中，馬家窯類型的分布範圍較廣泛，東起涇、渭河上游，西至黃河上游的龍羊峽附近，北入寧夏清水河流域，南達四川岷江流域；半山類型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莊浪河流域，還見於渭河上游的天水、武山一帶以及寧南、河西走廊等地。馬廠類型的分布區域基本上與半山類型相同，只是在西北部延伸至玉門一帶（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105～117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馬家窯文化在甘肅大部、青海東北部、寧夏南部以及四川北部營造了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文化區。
如上所述，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展示了大約從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間，中國北方西起甘青地區，東至內蒙古東部及遼西一帶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文化形態(表一)。各文化類型所反映的農業文明，雖然文化淵源和傳承體系不同，分布地域與影響範圍不同，但經濟生活中卻都同樣存在原始農業以及狩獵、採集成份。這一包含農業文明的文化帶，不僅覆蓋了上述地區，還一直向南延伸並與中原地區的農業文明相匯合，共同構成中國北方文化與經濟類型的主體。
二、半農半牧區的出現與氣候變化
原始農業涵蓋甘青地區至內蒙東部及遼西一帶的局面大約結束於公元前1500年前後。這一時期正處於氣候由濕暖向乾冷的轉折階段，受氣候變化影響，原始農業內逐漸出現半農半牧的兼業現象，並由農、牧兼業行為，向獨立的畜牧經濟方式過渡。當畜牧業完全擺脫農業而占有獨立空間時，不但有了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分別，而且穿越兩者之間的農牧交錯帶也已形成，它的位置就位於從甘青地區經內蒙古中、東部至遼西一線。
(一)內蒙古中、東部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位於內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在形成後即向東、向南擴展，並在向南擴展的過程中，經過幾個不同階段而發展成朱開溝文化。換句話說，朱開溝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後裔。朱開溝文化階段，中國北方的氣候由濕暖轉向乾冷；與之相伴隨，遺址所代表文化類型的經濟形態也從以原始農業為主向半農半牧業過渡。
朱開溝遺址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其文化遺存共分五段。表二歸納了這五段文化遺存的所屬年代，以及環境、文化和經濟特徵，從中可以看出朱開溝文化時期，伴隨著氣候變化的是人類經濟生活由農耕、狩獵、採集轉向半農半牧乃至於畜牧業占重要地位的漸進過程。
植被類型是環境特徵的標誌性指示物。朱開溝遺址的不同文化階段，木本植物與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變化，顯示出遺址所在地區環境的基本面貌和變化特徵。蒿科、藜科均屬於半乾旱、乾旱氣候條件下的草本植物，對旱生環境有較明顯的指示作用。在朱開溝文化的五個階段中，木本植物中針、闊葉樹種花粉的比例，以及草本植物蒿科、藜科花粉的比例變化，反映出氣候存在冷暖、乾濕波動的特徵。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中，蒿科、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僅占50％；以後隨著時間推移，這類植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達到93％，占據了絕對優勢。由於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屬性，這類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環境逐漸向乾旱方向發展的變化特徵。
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係十分密切，因此隨著環境發生變化，人類的活動方式及生存手段也會出現相應變化。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的生產工具中既包含農業生產工具，也有用於狩獵的工具，表明人們此時不但從事原始農業種植，同時也將狩獵作為輔佐農耕的重要謀生手段。此外，遺址中出土動物骨骼的特徵，還顯示了當時可能已存在動物放養業。由表二對照分析，我們發現從遺址文化堆積的第一段到第五段，隨著氣候乾旱及寒冷程度逐漸增加，動物骨骼中羊、牛兩類與豬之間的比率有逐漸增大的趨勢。豬、羊、牛雖然都屬於人類馴化、飼養的動物，但由於生理特徵和習性存在差異，一般認為飼養豬與農業生產相適應，而羊與牛的飼養則成為畜牧業的象徵。朱開溝遺址五個文化階段中豬、羊、牛比例的變化，顯示的正是農業與畜牧業互為消長的過程。第一階段豬所占比例超過羊、牛的總和，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占有突出地位；此後各段中，隨著氣候轉干、轉冷，農作物漸漸失去了生存條件，而牛、羊等牲畜對環境變化卻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其比例不斷超過豬。《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一書的研究指出，當該遺址的文化發展到第五段時，不但房址、墓葬數量明顯減少且分散，而且已經出現了大量青銅工具，這些工具與後來在內蒙古其他地區發現的銅器一樣帶有遊牧經濟的文化特徵。面對氣候變化，人們自然而然地將生存的依託轉向畜牧業，並在越來越多依靠畜牧業的同時，不斷積累馴養經驗，從牛、羊的畜養到馬的馴化，進而使馴養牲畜變得更加成熟、獨立。
朱開溝文化中農業向牧業的階段性轉化是在氣候變遷的宏觀因素誘發下形成的，這一誘發因素所涉及的地區雖然範圍很廣，但反映最敏感的當數農牧交錯帶。隨著氣候變遷，不僅朱開溝文化所在地(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境內)不適宜發展原始農業，其以南、以東地區的原始農業也同樣受到氣候制約。與朱開溝文化有著直接傳承關係的李家崖文化以及花邊鬲的東向傳播，證實的正是在氣候變遷的誘因下，含有半農半牧經濟成份的文化類型的空間擴展過程。
1.從朱開溝文化到李家崖文化 李家崖遺址位於陝西清澗，在這裡發現了一座商代晚期古城，建築風格與老虎山石城接近。城址中出土石刀、斧等農業生產工具以及種類繁多的陶器，從一個角度反映了這裡的農業經濟面貌；同時出土的馬、牛、羊、豬、狗、鹿等動物骨骼則從另一角度顯示了畜牧、狩獵的重要地位（註：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1期。）。此外遺址中還出土了大量銅器，更多地顯示了文化上的地域傳承關係。這些銅器分為三組：一是中原商式禮器與兵器；二是商式銅器和北方式銅器的結合物；三是典型的北方式銅器（註：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研究者根據這裡北方式銅器的器形與紋飾，斷定李家崖文化與朱開溝文化有直接繼承關係；李家崖文化的人群應是朱開溝文化人群的後裔，他們的出現是在氣候變遷背景下朱開溝文化南向擴展的結果。而且伴隨氣候變遷，朱開溝文化向南推進的證據不僅李家崖遺址一處，考古研究證實從山西河曲以南沿黃河兩岸的殷商至周初遺址，以及晉、陝黃河兩岸的石樓、柳林、綏德等地出土的銅器都有中原禮、兵器與北方式銅器並存的現象，均與朱開溝文化存在一定的淵源關係（註：杜正勝：《動物文飾與中國北方民族之考察》，《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李家崖等遺址的文化信息顯示，晉、陝黃河兩岸的先民不但保持半農半牧的經濟生活方式，而且在依託北方式兵器和工具維持生存的同時，卻使用代表中原農業文明的禮器來規定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係。換句話說，這裡的人們在生產與生活上保持著遷出地的文化傳統，在意識形態上卻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這一地區文化特徵的二重性，既是北方民族南下與中原文化交融的結果，同時也體現出與商王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存在差別。
2.從夏家店下層文化到夏家店上層文化 大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西遼河流域為核心的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地區開始了文化發展的新階段，即從夏家店下層文化轉向夏家店上層文化。
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顯現出不同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內涵。出土遺物證明它的農業與制陶技術遠不及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如用於農業生產的石制工具僅發現用於刈割的雙孔半月形刀，缺乏掘土工具；陶器為夾砂陶，陶質疏鬆、製作粗糙，表面缺少紋飾。與陶器相比，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銅器鑄造技術卻高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的器物包括生活用具、武器和裝飾品。其中，寧城南山根出土的錨狀有倒刺的馬銜顯示了馴馬初期對馬銜的刻意加工，其兩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轉動的環，只要馬頭偏離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馬也容易馴服。與銅器的功能和類型吻合，夏家店上層文化出土的動物骨骼明顯多於夏家店下層文化，其種類除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常見的牛、羊、豬、狗、鹿外，還有前所未見的馬（註：田廣金：《內蒙古長城地帶諸考古學文化與鄰境同期文化相互影響規律的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通過研究出土遺物及房址、窖穴的特徵，研究者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雖然還過著定居生活，也存在一定的農業，但畜牧業已得到充分發展，表現出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不同的半農半牧式經濟生活方式。
夏家店上層文化形成後，漸次向南擴展。根據碳十四測年數據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向南推進的過程，可認定其在西周以前，即公元前1000多年前已經分布於西拉木倫河以北；大約至春秋以前，即公元前700年左右渡河向南，分布在燕山北麓。數百年間夏家店上層文化逐步南移，最終在空間上完全取代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南移不是孤立的，這一過程首先是農業發達的人群南徙，接踵而至的則是農業水平較低的北方民族。探討這一連鎖式的文化遷移，正如劉觀民先生指出的，遷徙既不是從周代戎狄南侵開始，也不是從燕趙卻胡築塞開始，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在2000年的漫長時間內，文化移動的總趨勢是自北向南。沒有哪一種社會政治因素能在2000年內持續發揮作用，但是自然因素卻可以和這一過程相始終（註：劉觀民：《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域的變遷》，見《考古學文化論集(一)》第48～57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由於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差別，這兩種文化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轉變，因此以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代表的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空間位移也就是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夏家店下層文化向夏家店上層文化轉變的過程，正是中國氣候由暖濕向冷乾的變化期，氣候波動推動農牧交錯帶的空間位移不但表現出自北向南的變化，而且也伴隨有自西向東的變化，考古研究中以花邊鬲的分布地帶為切入點，為論證這一變化提供了證據。
花邊鬲是特定地區、特定時期內出現的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的陶器，其特徵是口沿都做成花邊狀。花邊鬲的分布，西起陝甘，東至遼東，但最早卻僅見於朱開溝文化（註：韓嘉穀：《花邊鬲尋蹤——談我國北方長城文化帶的形成》，見《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第41～52頁，海洋出版社，1991年。）。花邊鬲從其文化發源地向東傳播的路徑是非常清楚的，燕山以南的河北薊縣、唐山，燕山以北的河北承德、遼寧朝陽及內蒙古赤峰、通遼等地都發現有花邊鬲存在。在花邊鬲東向傳播過程中，魏營子文化類型對研究農牧交錯帶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魏營子遺址位於遼寧朝陽市，其文化內涵表明這裡不僅是花邊鬲的分布區，而且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之間的過渡文化。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沒有發現花邊鬲，但在魏營子類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卻可看到這一器物類型（註：郭大順：《試論魏營子類型》，見《考古學文化論集(一)》第79～98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如果說花邊鬲是以朱開溝文化為發源地的半農半牧經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麼它沿著燕山兩側傳播，由魏營子類型嬗變到夏家店上層文化，實際就是半農半牧經濟文化的東向推進過程。很顯然，在時間進程上，魏營子類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都晚於朱開溝文化，這樣的文化傳播次序首先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大約距今3500年前的氣候轉冷過程具有自西向東推進的特點，農牧交錯帶的形成也存在自西向東推進的過程；其次，從夏家店下層文化經魏營子類型過渡到夏家店上層文化，完成了由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轉變。在這一文化轉型過程中，無論魏營子類型還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究竟有多大成份是在朱開溝文化的影響下實現的呢？考古學界在提出花邊鬲傳播路徑的同時，又談到鄂爾多斯式銅器的東傳問題。韓嘉穀先生在《花邊鬲尋蹤》一文中指出：「和花邊鬲同時，同樣顯示東西部聯繫的，還有一個獨具特色的銅器群，即所謂北方系銅器，其分布範圍和花邊鬲重合。」很多考古研究都證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銅器與鄂爾多斯式銅器有著密切的文化關聯（註：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若將花邊鬲與鄂爾多斯式銅器結合起來考察夏家店上、下層文化的轉化，其中的文化傳承以及自西向東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就更清楚了。
(二)甘青地區——從馬家窯文化到齊家文化
甘青地區繼馬家窯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是齊家文化，其所屬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遺物顯示齊家文化已從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人們過著相對定居的生活，農業仍為主要生產部門，主要生產工具包括石刀、斧、鐮、鏟、錛等以及石磨盤這樣的糧食加工工具，同時出土的還有糧食作物——粟。農業之外，齊家文化諸遺址的先民同時還兼營畜牧業，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包括牛、羊、馬、驢、豬、狗以及鼬、鹿、狍等。齊家文化半農半牧的經濟生活方式顯示出與馬家窯文化不同的特徵，屬於這一文化的遺址分布很廣，東起涇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達白龍江流域，北入內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範圍跨甘肅、青海、內蒙古、寧夏諸省區（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118～125頁。）。
甘青地區繼齊家文化之後，存在互有傳承關係的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等一系列含有畜牧經濟的文化類型。對於這幾種文化之間的傳承關係，俞偉超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即通過研究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卡約文化、寺窪文化均由齊家文化發展而來，「齊家文化在西部地區發展為卡約文化，在東部地區則發展為寺窪文化」；同時，「齊家文化發展為卡約再發展為唐汪的序列，它們是同一性質文化的連續發展」，而唐汪式遺存與辛店文化遺存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對於這些互有淵源關係的文化類型的內涵，俞偉超先生進一步指出：「甘青地區的新石器至青銅時代諸文化，自大地灣至齊家，除與齊家同時的火燒溝遺址存畜牧經濟的成分可能較多外，其他的雖有許多狩獵、畜養動物、捕魚等經濟成分，但都是以鋤耕農業為其經濟主體；而卡約、寺窪、辛店等遺存，雖然仍有相當的農業經濟成分，則顯然以畜牧經濟為主。」（註：俞偉超：《關於「卡約文化」與「唐汪文化」的新認識》，見《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第180～210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考古新發現的基礎上，學術界再次肯定了這一觀點，即「自馬廠晚期和齊家文化之後，甘青地區出現的四垻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以及再晚一些時候的寺窪文化、沙井文化等，其經濟形態都以遊牧經濟為主要特點」（註：水濤：《論甘青地區青銅時代文化和經濟形態轉變與環境變遷的關係》，見《環境考古研究(第二輯)》第65～71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經濟生活方式在空間上的轉變，是我們探討農牧交錯帶形成的基礎。如上所述，齊家文化以及此後發展起來的一系列存在淵源關係的文化類型，在空間上逐漸取代了馬家窯文化，推動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文化轉向半農半牧。
通過前面的探討，可以大致窺見大約自公元前1500年前後，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甘青地區至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由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方式轉變的過程。由於半農半牧區農牧兼融的經濟文化特徵，這一地區實際就是農牧交錯帶。圖一所顯示的就是在氣候變化背景下農牧交錯帶形成與各類文化的關係。
在本文完成對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方式轉變過程即農牧交錯帶形成過程的探討後，有兩點需要強調。
其一，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方式轉向半農半牧業，即農牧交錯帶形成，是在這一地區自然屬性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通過人類經濟文化的變化實現的，從畜牧業產生，到以花邊鬲、鄂爾多斯式銅器為標誌的北方草原文化的傳播，農牧交錯帶在空間上實現了與自然地帶的同步推進。由於控制農牧交錯帶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農牧交錯帶的走向顯現了與自然地帶一致的特徵，其中在黃土高原地區受地貌影響其走向基本為東北—西南向；進入太行山以東的平原地帶，緯度地帶性顯現出突出作用，農牧交錯帶呈東西走向。
其二，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不僅包含經濟文化的轉變，而且表現出區域之間在時間上的不同步性。顯然，齊家文化以及繼其之後發展的卡約、寺窪等文化類型，具有由半農半牧向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文化轉變的趨勢。現在需要明確的是，若將這樣的轉變納入農牧交錯帶整體形成過程中去考慮，其轉變的時間問題就顯得很有意義。齊家文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與之對應的出現在農牧交錯帶中段的朱開溝文化四期，表現出比較鮮明的半農半牧特徵，所屬年代約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現在農牧交錯帶東段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年代上限為公元前1000年。前文已對農牧交錯帶中、東段半農半牧的經濟文化具有由西向東傳播的特點作了論述，這裡將整個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作整體考慮，仍然表現出依時間次序由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存在自西向東的推進過程。此外，與朱開溝文化存在傳承關係的李家崖遺址屬於商代晚期，完成兩地之間文化傳播所需時間約400～500年，這一時間間隔與花邊鬲由朱開溝文化遺址向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傳播的時間大致吻合。將這一時間間隔與農牧交錯帶自西向東的推進過程結合起來看，清楚地顯示了此次氣候變化由暖轉冷的空間推移速度以及氣候帶的基本走向。
三、農、牧業分離與農牧交錯帶的確立
由於畜牧業是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在畜牧業脫離農業生產走向獨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經歷一段半農半牧過程。因此在農牧交錯帶形成的初期，與農耕區形成空間分離的不是畜牧區，而是半農半牧區。需要指出的是，這時的半農半牧區不是農、牧兩種經濟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過兼業行為表現出來的。這樣的兼業行為體現在此時期遺址的出土遺物中，既有糧食遺存，又有牛、羊等動物骨骼；既有石斧等農業生產工具，又有用於騎射的馬具。可以想見當時農牧交錯帶的先民，在從事農耕的同時，也經營一些與定居農業相聯繫的牲畜放養。與定居農業相伴的畜牧業屬於放養型，由於放養方式與定居農業存在極大的依賴型，不但生產者具有兼業特徵，經濟方式為半農半牧，而且畜養牲畜的規模與流動範圍都十分有限。這時的農、牧生產互補互利，不存在空間與形式上的分離。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文化發現的銅工具雖然帶有遊牧經濟的文化特徵，但若對遺址的整體特徵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於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遊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遊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行為，而遊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朱開溝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儘管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經濟成份（註：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第227～305頁，文物出版社，1986年。）。
在活動區域上，遊牧業與放養業最大的不同在於空間拓展。對於遊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於土地占有權，而更多地取決於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才能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半農半牧區兼業者擺脫定居農業邁向遊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遊牧業興起的因果關係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遊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著馬具的產生，正是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遊牧人（註：[美]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趙敏求譯：《中國的邊疆》第41頁，正中書局，1936年。）。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文化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遊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他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鑣、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的套環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註：a.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b.翟德芳：《試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青銅器》，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鑣、軸頭等馬具、車具，研究表明它們的所屬時代早於公元前6世紀（註：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第227～305頁，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頁。）。有了馬具，掌握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中原農業民族稱早期的遊牧人為「戎」、「狄」，與處於半農半牧的兼業狀態不同，這時的「戎」、「狄」民族已經脫離定居生活，有了獨屬於自己的遊牧活動空間，並呈插花式地分布在農牧交錯帶地區。
遊牧區域突破插花式的分布狀態而連為整體，農牧交錯帶真正成為農耕區與畜牧區分界的時間約在公元前4世紀。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格魯塞、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事，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遊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誌（註：a.[美]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趙敏求譯：《中國的邊疆》，第39頁。b.[法]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第44～48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c.[日]江上波夫著、張承志譯：《騎馬民族國家》第12～13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對於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括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雖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但這一應對措施卻標誌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他們不但在空間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布狀態而將遊牧區連為整體，而且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離，可以說直至這時真正意義上的農牧交錯帶才確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氣候開始轉向冷干，以朱開溝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遷、東遷，至公元前4世紀完成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空間分離，導致農牧交錯帶確立。1000餘年中，農牧交錯帶從甘青至內蒙古東部、遼西一線向南移動了2～5個緯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時期農牧分界線的基本走向從今陝西涇陽、白水、韓城諸縣、市，達於黃河之濱，由龍門山東越黃河，經山西屈縣南，循呂梁山東麓東北行，至於今山西陽曲縣北，東南繞今盂縣南，東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東麓，過燕國都城薊之北，東南達於渤海之濱（註：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頁，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這條農牧分界線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龍門、碣石一線，它屬於農牧交錯帶的南界，界線以西、以北由農牧交融狀態過渡到草原遊牧區；界線以東、以南逐漸進入農耕區。農牧交錯帶以其鮮明的特徵構成了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人文與自然界線。
來源：《考古》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