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彬
近日，「女子超市買250斤過期大米索賠被毆打」衝上熱搜榜，也引發對於職業打假人功過對錯的爭議。
此前，重慶市的馮女士到一家超市購買了5袋50斤裝的大米，花了625塊錢，還沒把大米拿出店外，銷售人員就發現大米已過質保期，店員提出退換，但馮女士要求十倍賠償，之後超市負責人揮舞鐵鍬擊打馮女士，並且稱其是職業打假人，以前也在超市索賠過。
無論如何，打人是違法的，更別說商家直接用鐵鍬傷人了。所以打人者應當處以嚴厲的處罰，馮女士也因此有權要求商家賠償其所受到的人身傷害，這一點毫無疑問。
但是，職業打假人的社會風評的確在直線下降，從早期王海那樣的「打假俠客」，變成「惡龍」和「碰瓷者」，專挑小微店鋪、作坊以及經營副業的農民下手，讓這些經營者不勝其煩，也容易激化矛盾。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早期的「假一賠一」到現在的「假一賠三」，再到《食品安全法》的「假一賠十」，立法設置懲罰性賠償制度，就是為激勵消費者維權，向問題商家較真，推動質量環境的提升。
但是，近些年隨著打假人的職業化，其打假手段、目的也與立法初衷出現偏差。一些打假人濫用技術規則，比如針對一些初級農副產品的包裝、標籤問題，也引發了社會爭議。此前，重慶農婦網上賣自家做的扣肉，有人下單150份之後，又起訴其為是標籤的「三無產品」，法院判農婦要賠償5萬元，在引發了社會熱議之後案件啟動了重審程序。
而且職業打假者往往反覆投訴、起訴，嚴重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滋擾了行政執法。比如，2018年上半年原上海工商管理局收到的職業打假類訴求高達61939件，占同期舉報總量的30.6%，不得不推出職業舉報人「黑名單」制度。
職業打假的情況比較複雜，既不能一棍子打死，這樣的話問題商家就可能失去了「天敵」，要發揮好遏制制假售假、淨化市場的積極作用，但是也不能聽任職業打假濫用行政、執法資源，肆意騷擾商家。這需要給出更精準的執法、司法政策，分門別類，有的放矢，精準施策，引導職業打假者依法維權、為公益出力。
新華社記者熊琦攝
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知假買假」行為性質認定類案裁判規則匯總》，對「知假買假」做了精準的厘定，劃清了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邊界：首先，職業打假人在購買時未產生錯誤認識，系出於自願、真實的意思表示的，不適用懲罰性賠償。其次，明確了職業的打假構成犯罪的情形，如果索取的賠償數額超過了合法權益範圍或合理範圍，或者索賠多次且數額較大的，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並且使用欺詐、脅迫等手段的，那麼就構成了敲詐勒索罪。
當然，還是應當強調的是，職業打假人能出現，並衍生出一個行業，本質上還是假冒偽劣的存在提供了土壤。這也是為什麼職業打假人也能收穫不少支持，畢竟消費者還是期待能有更大的外在壓力，倒逼商家提升商品質量。
消費者的權利得有保障和商家期待的友善的營商環境，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法律和政策要平衡好其中的生態。消費者正當維權，法律要支持；利用商品的一些技術性瑕疵搞「碰瓷」，騷擾商家，法律要做出仔細甄別，不能被牽著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