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和他們這一輩人一樣是新民晚報的忠實讀者，每天晚飯後就是看晚報時間，至今我只要一拿起晚報，眼前就會浮現出母親讀晚報時那種悠閒而又專注的神情。
時間真快，一轉眼我母親離世將近一年了，可是母親的音容笑貌幾次在夢中出現，她不說話，只是默默地看著我。母親走的那天，天氣晴朗，陽光看上去很是溫煦，我們扶著母親坐上輪椅車準備送往附近的醫院。她患有嚴重的心衰，不住院隨時可能有不測，那天她同意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輪椅車剛推進病房大樓，老人家的頭已經低垂下來，進了急診室後心電圖上已經一條直線。無力回天，老人家走了，我只能自我寬慰，她選了一個有陽光的日子沒有痛苦地走了。
母親走了，做兒女的都成了沒有爸媽可叫的人，從此再也找不到做孩子的感覺了，也許人生的經歷真的就是一次次的告別。老人走了，感覺少了一堵牆，牆後面的那個世界無遮無攔的，赤裸裸地就在你眼前看得到的地方。
我母親是1932年生人，外公外婆給我母親起名日昇，一個朝氣蓬勃的名字。估計是請了一位老先生給起的。1950年她從上海明德女子中學畢業，進入上海銀行學校學習。1952年進了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在那裡她和我爸相識，結婚成家，當時銀行的同事們都說他倆有緣，我媽是日昇，我爸名曉峰，夫婦倆是拂曉山峰上的東方日出。1956年，黨和國家號召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我母親即響應號召參加了教育部門主辦的短期師資訓練班學習，以優秀的成績成為上海市一所重點中學的人民教師，從此她在學校的語文教學第一線辛勤耕耘。她既是一位優秀的語文高級教師，又是一位兢兢業業，誨人不倦的班主任老師，深受學生們的愛戴。
我母親和那時代很多教師一樣，十分看重人民教師的身份，表里如一地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她的備課精細周到，我經常看到的場景是夜深人靜了，她還在昏黃的檯燈下凝神思索，對教案作反覆推敲。我的中學時代還是「文革」時期，沒有系統的語文教材，母親總是以她的知識對我進行語法訓練，她的方法就是讓我改病句，通過改病句講授語法的要義，這使我受益匪淺。
我沒有親耳聽過母親講課，但是學生和她的同事們記得。母親過世後，從學校的悼詞裡和當年學生在微信群里的回憶中，我得知母親教學時的課堂節奏緊湊，重點突出，板書工整且設計有特色，還有那一手娟秀的字跡令人賞心悅目。有一位當年的學生後來也成為學校的老師，談到了記憶中有一堂課講的是《岳陽樓記》，我母親一邊講，一邊寫板書，條分縷析地釐清文章的線索，等到板書完成，課堂上的學生們基本上能夠跟著她的板書的要點背誦全文了。
她的同事們記得我母親一輩子都酷愛讀書，記得她推崇的一句話：教師的本錢一為善讀，一為善寫。她認為唯有教書者的善讀善寫，才能引領學生循序漸進地體會中國語言文字的美妙。為了讓自己的每一堂課都成為精品課，她不斷加強自我學習，她深知只有自己有了一桶水，才有能力給學生一杯水，為此她教書期間摘抄的筆記達幾十萬字，並且分門別類裝訂成冊了幾十本。及至退休她還是沿襲了職業習慣，讀書必有筆記，讀報就有剪報。我母親善於深入思考，工作中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是挑戰自我。她的同事們稱其是一位不拘泥於教學現狀，敢於創新和突破自我的好教師。她們至今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我母親撰寫的論文《論教學中思維動力定勢與意識創新》，當時這篇論文因其不言而喻的前瞻性引起了同行廣泛的關注，獲得大家一致好評。
在同事們和她的學生眼裡，我母親為人低調，平易近人，待人熱忱，行事幹練，做事認真。在課堂上她教學聲音清脆洪亮，引經據典，妙語連珠時又是那樣地意氣風發，和她瘦小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從教三十多年，做了一屆又一屆的班主任，不管是哪一屆的學生，他們都沒有忘記那個看起來嚴肅，實際上古道熱腸，具有一顆慈母心的小老太先生。有一位當年的學生後來也成了該校的高中班主任，這位學生至今還記得我母親如何點評其作文，還記得我母親去家訪後，在暮色中匆匆離去的背影，她瘦小的身軀旁是「步高里」正大門的背景。前年重陽節，這位當年的學生特意網購了向日葵組合花卉，快遞給我母親。向日葵面向東升的太陽，蘊含著我母親的名字，也蘊含著祝願我母親健康長壽的寓意。
我母親一輩子善於隱忍。文革中由於我父親的右派身份，免不了被反覆批鬥。我忘不了的一幕是在外灘天文台，紅衛兵押著所謂的批鬥對象去浦東農村勞改，我和外婆去外灘偷偷探視，只見我母親脖子上掛著一塊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在她瘦小身軀的映襯下，那塊侮辱人格的牌子顯得那般刺眼。後來母親告訴我造反派將她居住的房子窗戶貼滿標語，使她在鄰裡面前抬不起頭來。當時學校里有熟悉的老師受不了侮辱性的批鬥在學校里跳樓自殺，上有老，下有小的她則在心裡默默地對自己說一定要活下去。
我母親為人通達，經過磨難的她早已看淡生死。我每次去看望或電話問候，她都說自己很好，當我為她的健康擔心時，她都超然地說：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人都有一死，都這個歲數了，什麼都不怕了，有病有痛，其實活得很累，一定程度上我是為你們活著。確實，進入風燭殘年的她已經不懼死神的召喚，她擔心的還是子女們的生活境況。我弟弟不幸罹患腦瘤兩次手術，最後癱瘓在床，八十多歲的她只要有可能，或乘車或步行到我弟弟家和醫院探望，給我弟弟帶去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雖然她退休工資有限，但是盡其所能地給予補貼照顧。我深知她不願看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場景，一定難忍這種悲哀，當我弟弟先她而去時，我們叮囑家人不要將這殘酷的事實告知於她，我們很怕她會問起我弟弟的病情，可是在我弟弟走後的一個月里，她都沒有向任何人問過有關我弟弟的情況，連一句都沒有問。也許親人間有感應，她感應到了，也許她不敢問，不想破滅殘留在心中的那一絲希望，更多的可能是她知道自己再無精力、能力關心我弟弟了，與其如此，省得多問，不做無用功了。
母親，你愛讀晚報，兒子在晚報上的這篇文字你在天上能看到嗎？（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