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
早期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的一生，取決於個體的性格。絕大多數人都在社會環境與文化傳統的影響下與時俱進，與世沉浮，也有人能夠堅守自己的稟賦，特立獨行，較少妥協。對於像希特勒這樣的人間異數來說，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當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義為標榜，動員人民為集團利益和領袖私慾而奮鬥、犧牲，是20世紀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為這種潮流的代表和推動者，在於他利用了、強化了、改造了當時德國的政治文化，給納粹德國賦予了鮮明的個人意志。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親，但愛母親。」母親克拉拉死後，希特勒終生帶著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親的生日，希特勒將之定為「德國母親榮譽日」，其理由是「她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個偉大的兒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愛父親。阿羅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個私生子，性格生硬嚴酷，一生以服從為美德。在海關職員的崗位上幹了40多年，最後成為林茨的海關稅務員，躋身於中產階級行列。「發跡後的阿羅伊斯剪一個短短的士兵式板寸頭，眉毛濃密，還精心蓄起和奧地利皇帝一個式樣的鬍鬚。他身著筆挺的制服，顯得威風凜凜。」 嚴整其外，放蕩其內。阿羅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歲時與一位上司50歲的女兒結婚。隨著妻子健康狀況的下降，他又與一個小他24歲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馬策伯格（暱稱「芬妮」）的姑娘來往，並又生有一個私生子。1880年與妻子離婚，三年後與芬妮結婚。當芬妮次年因結核病去世時，小農之家出身的女傭克拉拉·波爾茲爾（Klara Poelzr）已經懷上阿羅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兩人就迫不及待地結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羅伊斯與克拉拉的第四個孩子，此時父親51歲，母親28歲。
阿羅伊斯對上司絕對服從，他也要求全家對他絕對服從。克拉拉自幼就認識阿羅伊斯，對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來順受，安於自己的命運，具有超乎尋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後來說：「假如父母之間幾乎每天都爆發戰爭，其形式除了野蠻粗暴，實在沒有別的可言，那麼孩子們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長日久，終會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間衝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親在醉酒之後對著母親大吼大叫，謾罵和虐待，那麼這樣的家庭還能對孩子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那些不了解這種家庭關係的人是很難想像的。」「衝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結束。假如男人一開始就為所欲為，而女人由於深愛著她的孩子，終於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她的男人，那麼接下來就將是無休無止的爭吵，女人眼中的男人會變得越來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變本加厲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歲的時候，經常在深更半夜到煙霧繚繞的小酒館接他的父親：「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鐘或者半小時來求他、罵他，直到他終於肯跟我走了，然後我攙扶著他回家。當時我的心裡只感到無比的羞恥。」希特勒終生滴酒不沾，顯然是鑑於父親的教訓。
在當地國民小學的幾年中，希特勒成績不錯，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後來認為那是一段「快樂時光」。1900年，進入旨在培養技術或商業人才的林茨公立實科中學後，成績下降，父子之間的衝突就此開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對立面。那時候我還不到11歲。一旦他腦子裡替兒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顯得強硬而決斷。而我拒絕這個從未同意過或者只是勉強同意的想法時，也和父親顯得同樣的固執。」這個家庭經常出現的場景是：父親暴跳如雷，母親戰戰兢兢，兒子桀驁不馴。希特勒的妹妹後來回憶：「我的哥哥阿道夫總是觸怒父親，他幾乎每天都要挨一頓好打。而我的母親總是撫慰哥哥，試圖通過母愛來達到父親的嚴厲舉措所無法達到的效果。」 因為此前的三個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親生孩子中的長子，她小心翼翼地看護著他，對他百依百順，唯恐病魔再次奪走他。父親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幾乎從不關心他。如果說父親在希特勒面前顯示了倔強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氣，那麼母親則培養了他自我欣賞、對非同尋常之事的需求。
阿羅伊斯於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無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學業基本荒蕪。1905年秋，16歲的希特勒因成績太差而離校，但他拒絕安下心來謀生餬口，而是陶醉在藝術家的夢想之中，頭腦中充滿華格納式的浪漫主義，過著一種寄生的懶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嚴重，希特勒異常難過，卻並未使他偏離對成為藝術家的全力追求，到維也納報考藝術學院。
10月底，克拉拉病情惡化，希特勒趕回家中盡了一個兒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買了最貴的棺材埋葬了母親。他後來說：「從我站在母親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沒有哭過。」12月24日，希特勒向醫生付清了醫療費。醫生記得：「我在近40年的行醫生涯中從未見過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痛苦和悲傷的年輕人。他來到我面前，感謝我為他母親治病，他的聲音一直哽咽著。」 18歲的孤兒希特勒此後回到維也納，後來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過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統率大軍進駐奧地利後，曾到父母墓前拜謁。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環境，對其性格和思想有極強的塑造作用，但這又是他基於自己的經驗與個性所做的選擇和調整的結果。權威人格、鬥爭哲學是希特勒一生的兩大特點。
希特勒中學時即已表現出對繪畫的興趣和天分，但他父親對此卻十分輕蔑。阿羅伊斯一生的經驗表明，服從與負責，而不是藝術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門，他想把兒子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國家公務員，有時還強迫他到林茨海關局玩耍，以使他對公務員工作產生興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辦公室，被剝奪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嘔。「我不想當公務員，不，決不。我父親為了激勵我熱愛這個職業，對我講了些他自己一生經歷的故事，但是這一切努力的結果適得其反……有一天，我終於決定要做個畫家，做個藝術家……我的父親聽了吃了一驚，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藝術家！不行！只要我還活著，我決不答應！……』我的父親決不改變他的『決不』！而我卻加強了我的『決心！』」 家庭的邏輯通常是，父親越是堅持，兒子就越是拒絕；兒子越是反感，父親就越固執。因此爭吵和毆打就時有發生。若干年後，希特勒對秘書施洛德（Christa Schroeder）說：
我從沒有愛過我的父親，我更怕他。他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打我。每當他懲罰我的時候，我母親就為我擔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險小說里讀到：想隱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氣。因此我決定，我父親再打我的時候不再哭喊。幾天以後，我有了一個考驗我意志的機會。我母親受到驚嚇，從門口離開了。而我呢，我靜靜地數著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當我勝利地告訴母親我挨了32下時，她以為我瘋了。奇怪的是，從那天開始，我沒再重複過我的試驗，我父親不再打我了。
童年的快樂逐漸轉變為懶散、易怒、好頂撞、陰沉、倔強而漫無目的的少年生活。1905—1907年間，希特勒不但厭惡系統化的工作和規範性的生活，也在與父親、學校和社會的對抗中形成了斬釘截鐵、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也在艱難的生活中鍛鍊出一種權威人格。他從豐富的生活世界和人類感情中退卻出來，進入抽象的、觀念的世界，意志堅定，任性好鬥，絕不服輸，固執己見，唯我獨尊，等等。希特勒語言的特點是他喜歡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為都只有兩種選擇——正確或錯誤、成功或失敗、有力或軟弱。希特勒有大量這樣非此即彼的論斷：
1923年11月8日：我可以這樣對你們說：要麼德國革命於今晚爆發，要麼我們到清晨都將死去！
1939年11月23日：我將聳立於這場奮鬥之中，或者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敗，我也不願獨活。
1942年1月30日：這場戰爭可以以兩種方式結束，要麼滅絕雅利安人民，要麼讓猶太人從歐洲消失。
1942年11月3日：你只能領導你的部隊取得勝利或走向死亡，別無它路。
1943年7月：假使普魯士民族打不贏這場戰爭，那就讓他們腐爛好了。
1944年12月28日：問題在於……德國是否有意志繼續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毀……這場戰爭失敗，德國人民就毀滅了。
權威人格成就了希特勒。靠著它，希特勒戰勝了虛弱的、分裂的和舉棋不定的政治對手，無論是黨內的對手、國內的對手還是國際上的對手。但就策略而言，這種「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觀念也導致了希特勒的失敗。「它膽大妄為、殘酷無情，只要占優勢就不做讓步，由此而取得勝利並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它是一個建立在『孤注一擲』鬥爭原則基礎之上的領導集團，因此，一旦處於絕境，它不會尋求或者考慮通過外交途徑來擺脫困境。」「然而，當敵手陣營強大而團結一致的時候，當主動權一去不返的時候，當討價還價的實力日益削弱、迫切需要更為靈活的軍事戰術和更為巧妙的政治手段的時候，希特勒的那種一成不變的做法卻成了難以逾越的巨大障礙。」
權威人格蘊含著鬥爭哲學。希特勒沒有一個幸福的童年生活。「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裡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的一場大病耗到殆盡，因此無法維持生活。我決心從那起自食其力，便攜了一個簡便的衣箱奔向維也納。我希望堅苦與自己的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當官看做一生中最高的目標。」 從後來發現的材料來看，希特勒的家庭不但不是如此貧困，甚至還比較富有。但成功者總喜歡誇大自幼的艱苦，希特勒後來一直這麼說自己的童年。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希特勒沒有一個順利的青年歲月。
對於1908年2月至1913年5月的維也納生涯，希特勒是感激的：「它使我堅強起來。」德國學者費舍爾（Klaus Fischer）概括指出：「他悲慘的生活告訴他，生活是生存永恆的鬥爭，只有最強壯的人——最凶暴、最冷漠的——才有機會獲取勝利。因此，對愛、感情、和平、合作的浪漫主義觀點是感傷的美妙之言，是資產階級的虛偽表現。假如世界已冷漠和殘酷地對待他，為什麼他要以愛和友好的態度對待它呢？對於希特勒來說，『他要生存應該戰鬥，如果在這個充滿永恆戰鬥的世界放棄戰鬥，他就不應該生存。』他堅信，每個天生溫柔或渴望愛的人都會以某種方式散發出軟弱和墮落氣息，而強壯的人將凌駕於其上。」
1922年10月，希特勒對他的聽眾說：「馬克思主義者教導說——如果你不是我的兄弟，我就要打破你的腦殼。我們的格言將是——如果你不是德國人，我就要打破你的腦殼。因為我們深信不鬥爭我們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必須用思想進行戰鬥，然而如有必要，也要用我們的拳頭進行戰鬥。」如果說這還是志在奪權的狂囂的話，那麼，在與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以實現納粹運動的復興的過程中，希特勒就已經把「鬥爭」提煉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視之為政治生涯的最高原則。
1928年2月5日，希特勒在講演中大力宣傳鬥爭哲學：「鬥爭這個觀念的存在同生命本身一樣長久，因為生命之所以能夠保存，僅僅是由於其他生物通過鬥爭而滅亡了……在這個鬥爭中，強者，能者，勝利了；而無能者，弱者，失敗了。鬥爭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夠生存或者能夠保存自己而戰勝動物界，不是靠人道主義，而只是靠最殘酷的鬥爭手段……如果你不為生存而鬥爭，那麼就決不能贏得生存。」 這是一種膚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希特勒又賦予它更殘酷、更緊張的內容：人類在鬥爭中變得強大，鬥爭產生一切，美德寓於流血之中，力量與權力始終是決定因素，大自然與國家都遵循強者統治弱者的規律，如此等等。
希特勒的世界圖景由統治/被統治而主宰，統治的基礎在於力量，而力量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暴力、就是戰爭。「戰爭是最自然的狀態，是最正常的東西。戰爭無時不在，無處沒有；戰爭沒有開端，沒有結束。戰爭就是生活，所有的鬥爭都是戰爭。戰爭是原始的狀況。」
這種鬥爭哲學是一種反智主義的意志論。來到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帶了四個大箱子，其中大多是書。在他的住處，總有許多書堆在那裡，其中包括古典文學和哲學作品。他的妹妹記得，1908年剛去維也納的前幾個月中，他還給妹妹推薦幾本書並給她寄過《堂·吉訶德》。當然，希特勒的讀書習慣持續不很久，但至少有一度，書就是他的世界。有些好讀書的人並不尊重知識，而是把知識當作政治鬥爭工具並且不允許其他人的自由閱讀。在成績很不理想的中學階段，希特勒不但完全否定他的學校和老師，對舊的教育體制也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在其秘書鮑曼（Martin Bormann）主持記錄的「席間談話」中，充滿了這種思想。
1942年3月3日：「想到擔任過我的教師的那些人，我就覺得他們大多數都有點瘋癲。稱得上好教師的人是例外。這種人居然有權力阻擋一個青年的道路，使人覺得真是可悲。」
4月12日：「我回想起教過我書的老師來就很不愉快。他們的外表極其不潔，衣領不整……他們沒有個人獨立思想，無知之至的無產階級的產物，非常合適充當一種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這種制度，謝謝上帝，現在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了。」8月29日：「我一想到我上學時的教師，我就覺得他們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們舊奧地利的學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婦女的教育。但對於我們的教師，我們毫不客氣；他們是我們天生的敵人。他們大多數都有點神經錯亂，不少後來真的發了瘋……我同老師的關係特別不好。我對外語一點天賦也沒有——也許可能有，要不是那個教員是個天生的白痴的話。我看到他就感到憎惡。」
9月6日：「他們一點也不同情年輕人，他們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們的腦袋，把我們變成像他們那樣的博學人猿。如果有學生顯出一絲一毫的獨創性，他們就要無情地折磨他，我所認識的一些模範學生後來都失敗了。」 希特勒認為，自己的成功應歸功於讀書而不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對我的意義也許同對所謂『知識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我認識讀破萬卷書的人……不錯，他們有大量的『知識』，但是……他們沒有才能區別書籍中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無益的，以便記住有用的東西，在可能時跳過無益的東西……讀書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已經養成讀書藝術的人將立刻能辨別，在一本書、雜誌或者小冊子中，什麼東西是應該記住的，或者因為這些東西符合他個人的需要，或者因為一般值得知道。」
希特勒在演講
從政治家的實踐到理論家的闡釋為，鬥爭哲學是20世紀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之一。不同於階級、利益、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希特勒的鬥爭集中在種族之間展開。1922年7月28日他在慕尼黑演講中說：「猶太人從來沒有創造過任何文明，儘管他們破壞過千百種文明。他們說不出自己有任何創造。他們具有的一切都是偷來的。是外國人、外國工人為他們建立廟宇；是外國人為他們創造，為他們工作；是外國人為他們流血。他們沒有自己的藝術，他們的藝術是一點一點地從其他民族那兒偷來的。
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保存別人創造的有價值的東西……歸根到底，只有雅利安人能建立國家，並使國家走向偉大的發展道路。這一切，猶太人是做不到的。正因為他們做不到，他們的種種革命就必須是國際性的。這些革命肯定會像瘟疫般地到處蔓延。猶太人已經毀了俄國；現在輪到德國了。猶太人由於嫉妒的破壞本能而想方設法瓦解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並且想玷污他們的血統。」
青年希特勒參加過奧匈帝國的代表大會，但其所得卻是對民主制的藐視。他認為民主政制下的政府營私舞弊，代表無知平庸，多數人不負責任，黨派之間因為妥協而放棄決斷。這當然是20世紀反自由主義思潮的一種表達。希特勒進而又把民主政治視為猶太人的秘密統治。在他看來，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蘇聯的布爾什維主義、英國的議會制度和新聞自由，以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國際主義、階級鬥爭理論、基督教、現代主義、賣淫嫖娼和人種混雜等等，都是猶太人發明出來用以征服雅利安人的工具，都是他將來要掃除的垃圾。反對資本主義形式的民主，是青年希特勒的基本理念。
不同於社會主義的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希特勒認為反資本主義只有加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想主義才能有效。1930年，圍繞社會主義問題，希特勒與北方納粹黨領導人奧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發生爭論。後者對他說：「你想扼殺社會革命，是為了用合法手段執政以及同右派資產階級政党進行新的合作。」他的回答是：「我是個社會主義者……過去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我不會讓我的司機吃得比我壞。
你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那麼你瞧：大批工人需要的不過是麵包和馬戲。他們根本不懂得任何理想，我們從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靠訴諸理想來爭取工人。我們想為新的統治階級幹革命，正如你一樣，這個階級沒有被憐憫的倫理所感動，而是從思想上非常明白，它有權統治別人，因為它代表優良的種族。這個階級冷酷無情地維持並確保它對群眾的統治。」「除去種族革命，再沒有別的什麼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經濟或社會的革命，這個革命往往不過是劣等種族的下層反對處於統治地位的高等種族的鬥爭；而如果這個高等種族忘記了它的生存法則，那它就要戰敗。」 這就是說，只有種族主義才能最後取代資本主義。
童年和青年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可塑性很強，但對於像希特勒這樣自認為天命所寄的政治家來說，他會確信其早期的一切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此後奮鬥所必需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像希特勒那樣將內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懼轉變為力量，並將這種力量注入其政治生涯，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和世界的格局。而希特勒之所以能改變歷史與世界，又是因為20世紀初的歐洲在醞釀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1910年初到1913年3月，希特勒在維也納麥爾德曼街27號過著勉強餬口的生活。此時的維也納匯集了一批後來將改變世界的豪傑之士。托洛茨基坐在中央咖啡館，一邊啜飲著熱氣騰騰的咖啡，一邊不停地翻讀著最新一期的《真理報》。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即後來的史達林，此時正在維也納進行為期五周的調查，以便為《民族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準備資料，他很可能與希特勒擦肩而過。約瑟夫·布羅茨，即後來的狄托元帥，當時在維也納是一名汽車技師。這一年2月，勛伯格（Arnold Schönberg）在準備他的新作《室內交響樂》，他開創的十二音音樂將在音樂會上被困惑的、憤怒的聽眾所拒絕。而在希特勒住處不遠的地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撰寫他的論文《圖騰與禁忌》。
1913年3月希特勒來到慕尼黑時，這裡也薈萃了一批埋葬19世紀文明的人物。表現主義藝術團體「青騎士」的藝術家、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與史蒂芬·格奧爾格，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等，此時都生活在這個城市。希特勒租住的一間小閣樓在施瓦賓區施萊斯海墨爾街34號，在同一條街的106號，住著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也就是後來的列寧。與列寧居住之地只有四條街之隔的地方住著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這位還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師正在構思他那驚世駭俗的《西方的沒落》。這些人風雲際會，帶著自己的經驗、不滿和希望，在不同的領域改變著世界或人們的世界觀。希特勒遭遇了一個可能實現其抱負的時代和環境。
選自《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