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是孫思邈說的嗎？【轉帖】
——廖育群、傅芳、鄭金生《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說：
「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語出明代醫學家張景岳，並說這是唐代名醫孫思邈之垂訓。然檢之孫思邈的著作，其中有關醫者當知《易》的原話卻是這樣說的：
「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要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千金要方·大醫習業》）
在孫氏原論中，《易》不過是作為醫家博學多識的一個側面，並未與醫家著作、醫學理論相提並論。要在強調醫者當通「命」——陰陽祿命、相法、灼龜、《易》等。而且在孫氏的著作中亦看不到醫學與《易》有何聯繫。
大體說來，在宋以前的醫學著作中，均很少提到《易》。特別是在《素問》《靈樞》《傷寒論》等劃時代的醫學代表作中，根本看不到《易》的影響，更找不出基礎理論中有什麼內容是直接來源於《易》。在《易》的爻辭中雖可見若干文字涉及到軀體、疾病，但無醫理，均為卜問外傷、孕、眼病等等。
由於中國古代醫家多有兼通經史之言，或棄儒習醫者，故其論述生理、病理、醫理、藥理時，往往喜借卦象為喻。如
《左傳·昭公元年》載晉平公請醫和診疾，謂其病為「蠱」。有人問「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其中舉《周易》、文字為據，都是一種「象」的說明。
然而這種比喻，在宋以前的醫學文獻中並不多見，只是自宋代開始，才驟見增多。這與宋明理學昌盛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
作為卜筮之書的《易》，何以被後人認為與醫學理論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實因視《易》為陰陽之源的看法自古及今屢見不鮮。其中最早的、且廣為人知的，大概要數《莊子·天下》所說「《易》以道陰陽」。其後人們大多是將爻的畫法「—」「--」，作為陰陽的代表。但許多研究者早已指出「《易》本無陰陽概念。『《易》以道陰陽』是戰國時思想，是說《易》者通過以陰陽觀念解《易》之方法，將陰陽觀念賦予了《周易》，從而把《易》納入了陰陽體系。」（謝松齡《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
在《易》學的發展過程中，《易經》的本來面目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成為一種供思想家發揮個人學說的工具。《易經》與那些同屬儒家經典的著作相比，後者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規定了解說的發展不得隨意發揮；而前者卻有內容與形式可以相互分離，多途發展的特點。
義理，是《易》的內容；象數，是《易》的形式。故說《易》者盡可各執一端，正如《後漢書·方術傳》所說：「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即《易·繫辭》所言：「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學的發展史，是《易經》的形式與內容割裂分離的歷史，也是它不斷走向形式化和抽象化的歷史」；「而取象於事物矛盾關係的卦象說，則開闢了我國古代辨證法思想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徐子宏譯註《周易全譯·前言》）
一般認為，大講陰陽的《易傳》形成於戰國中晚期之間，至遲也在戰國末期。以此作為時間的座標，可以了解先秦陰陽思想的發展狀況。醫學與《易》學，大致均是在這一歷史時期接受了陰陽學說，但兩者間卻無直接的啟承關係。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易》學體系採用的數字奇偶是「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尤特以九、六為陰陽的代表，凡陽爻皆稱為九，陰爻皆稱為六。而醫學中卻是沿著「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周語下》）的陽偶陰奇關係發展，故有五臟（陰）、六腑（陽），「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陽脈為六、陰脈僅五（馬王堆出土帛書）等具體表現。
古代中醫學接受《易》學陽奇陰偶之說者，唯有一例，即認為婦女月經盡後六日可以受孕成胎，一、三、五日為男，二、四、六日為女。有關此說的較早記載是《醫心方》中所引用的《洞玄子》，後世引此說時，多稱「《道藏經》雲」（明·朱棣《普濟方·妊娠諸疾門》），並稱道家「戒六日之淫，為此也。過此皆不能為孕」（《墨娥小錄·房中秘藥》）。此說雖屬荒謬，卻一直占有統治地位，唐、宋、元、明、清歷代醫家大多宗此說。張介賓雖然相信「《易》之為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之指南」（《類經附翼·醫易》），但於此處卻有不同見解：「《道藏經》以一日、三日、五日得者為男等說，總屬臆度，渺茫非有確見也，余不敢遵信」，這是因為他知道「有十日半月及二十日之後受胎者」（《景岳全書·婦人規上》）。
總之，歷史上研究醫、《易》關係最著名、力倡其說者雖屬張介賓，但歸根結底，他所得到的實質性結論亦不過是「欲該醫易，理只陰陽」（《類經附翼·醫易》），《易》只是陰陽學說的一個載體而已。
金棟按：要之，「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非孫思邈所說，乃張景岳之妄改矣！
附：醫易同源於什麼？
金棟按：「醫易同源」一詞，見於張介賓《類經附翼·卷一·醫易義》，說：「賓嘗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於《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
（1）據張氏所說「醫易同源」，應是二者同源於《內經》時代「陰陽變化」之說。此「醫」指《內經》，「易」則指《周易》。然以今本《周易》（分經、傳）而言「陰陽」者，《周易古經》無陰陽連用之詞而《易傳》大倡之，是《易傳》大講陰陽、以陰陽說闡釋《經》旨。故所說之「易」，既非指成書於西周時《周易古經》，亦非漢代以後之「易」學，當指戰國秦漢間《易傳》（據帛書《易傳》，今本《易傳》成書於西漢宣元之時）之「陰陽」說。而《易傳》之「陰陽」說，乃孔門後儒吸收了戰國秦漢時期道家及陰陽家之天道陰陽觀而成，是《易傳》作者借《古經》之殼，用陰陽說闡釋發揮自己之義理。
即說《周易》之「傳」——《易傳》和《內經》有些微妙關係，是指由於它們成書或成編於大體相同的時代，在哲學思想方面有略同的淵源。這就是陰陽五行學說和象數之說等，曾經被兩家採用。只是《易傳》主要採用了陰陽學說和象數之說，《內經》則陰陽、五行學說並重，並且把二者合流。象數之說，在《內經》中運用很少。此並不意味著「醫源於易」，更不意味著中醫學是《易》學的一個分支！（趙洪鈞著、金棟補註《正說內經》）即二者之間卻無直接的啟承、承繼關係。《易》只不過是陰陽說的一個載體而已，《內經》理論體系與《易經》無關！
（2）或有認為二者同源於「五行」說。殊不知，《易》只講六十四卦，不講五行。《易》講五行，確切地說以五行闡釋發揮推演《古經》蘊旨，乃漢代「易」學之卦氣說，見於西漢元帝時京房《京氏易傳》。
五行說是漢代之思想律，先秦陰陽家的學術思想，至漢則被漢儒五行化了，五行說亦即陰陽五行說，且是漢代官家統治哲學。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說：
「及至秦漢，陰陽家之言，幾完全混入儒家。西漢經師，皆采陰陽家之言以說經。所謂今文家之經學，此其特色也。」
又說：
「欲明西漢人之思想，須先略知陰陽家之學說。欲略知陰陽家之學說，須先略明陰陽家思想中之宇宙間架。陰陽家以五行、四方、四時、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數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間架。又以陰陽流行於其間，使此間架活動變化，而生萬物。……此時之時代精神，此時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作為漢代官家統治哲學，源於西漢武帝時大儒董仲舒，見《春秋繁露》，其《賢良對策》見《漢書·董仲舒傳》。
《漢書·五行志》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說，後其說大顯。而董氏治學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應」之神學天道宇宙觀，說《春秋》之災異等。此時《易》之八卦必須遷就五行了。京房以《說卦傳》上的八卦——以乾、兌合為金，坤、艮合為土，震、巽合為木，再加上坎離（水火），也只算是五個了，完成了這個相配。
讀《內經》則會發現，陰陽五行說為其核心理論體系推演之工具，天人相應觀為其哲學指導思想，此等明顯受董氏「天道陰陽五行說」「天人感應說」思想之影響。而董氏乃儒家，非治《易》者。說醫易同源於「五行」說，應是《內經》與漢代「易」學同源於《內經》時代之「五行」說。京氏《易》學以五行八卦（宮）卦氣說，闡釋發揮推演《古經》蘊旨，其後《易緯》吸收之並加以神話推演，從而走向了迷信讖緯術數之學。而《內經》以五行生剋說推演人體之生理與病理，臨床是否如此，則全然不顧，故屢遭詬病！
（3）或說醫易同源於「巫」。因毉者從巫而《易》乃占筮迷信之巫術，故有同源之說。
「如果此話指一切科學和術數，在人類文明早起，都以鬼神迷信的形式出現，它的意思是對的。比如我國的甲骨文，都是關於占卜的記載。不過，『醫易同源』不是說醫學應該再回到甲骨文時代去，而是為了強調『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顯然，即便承認醫學和易學在思想淵源上有一定的關係，也不能由此得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的結論。何況，說『醫易同源』，也就同時承認了『醫易異流』。擺脫了鬼神迷信和術數的醫學，不應該再回頭和迷信、術數靠攏，更不可能再藉助它們求發展。總之，這個問題本來很容易說清，卻因為不少人受到張景岳的誤導，幾乎成為流行的常識……但是，醫學和易學研究的對象基本上不同，想解決的問題不同，研究和實施的方法尤其不同，所以，對醫學家來說，研究《周易》主要是探求中醫基本理論中有什麼思想和『易』是同源的，或者說它們有什麼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這顯然主要是醫學史家和研究早期經典的人需要的。」（趙洪鈞《內經時代》）
說張氏誤導，指賓嘗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經查孫氏原著並未有之，實乃張氏之妄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