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2020年逝世的文學大師

2021-08-03T07:43:16.041046+00:00

後商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世界主義的嚴肅人文學者1929.4.23 - 2020.2.3喬治·斯坦納,猶太人,於1929年出生於法國巴黎,父親為銀行律師。

後商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世界主義的嚴肅人文學者

1929.4.23 - 2020.2.3

喬治·斯坦納,猶太人,於1929年出生於法國巴黎,父親為銀行律師。自出生起,斯坦納就被授予德語、英語、法語三種語言訓練,這主要得益於其母親的教育,這也奠定了斯坦納後來的語言學研究。高中時期,斯坦納獲得美國公民身份。1948年,斯坦納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一個學士學位,195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了一個碩士學位,後來在羅德獎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資助下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以博論《悲劇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畢業。1952年到1956年,斯坦納任《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主筆。

在兼任撰稿的同時,斯坦納開始遊歷歐美,在多所大學任教。1961年,他參與創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Churchill College,),到1969年才升任特別研究員。1974年到1994年,斯坦納一直在日內瓦大學(University of Geneva)任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1994年和1995年,斯坦納又回到牛津大學任比較文學教授和研究員。2001年和2002年,他任哈佛大學詩歌教授,為諾頓演講項目,題目為《大師與門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

一生中,斯坦納獲得了富布賴特獎金(Fulbright professorship)、古根海姆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卡波特終身成就獎(Truman Capot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斯坦納的主要著作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Contrast)、《悲劇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語言與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1958-1966)、《世界的詩》(Poem Into Poem: World Poetry in Modern Verse Translation)、《絕對之思》(Nostalgia for the Absolute)、《巴別塔之後》(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論艱澀及其他》(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真之存在》(Real Presences: Is There Anything in What We Say?)、《喬治·斯坦納回憶錄》(Errata: An Examined Life)、《創造的語法》(Grammars of Creation)、《大師與門徒》(Lessons of the Masters)、《關於詩歌的思考》(The Poetry of Thought: From Hellenism to Celan)等。此外,斯坦納還進行小說創作。

斯坦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歐洲人文主義者、至高主義者,所有這些角色圍繞在他作為評論者的角色的周圍,他反撥民族主義、納粹精神、學院教條、書本主義。嚴肅,對於斯坦納來說,就是一切,它既不被學院所壟斷,也不被大眾所攖犯。在回答《巴黎書評》的訪談中,斯坦納表示,他生活在一個拜占庭時代,評論者的言論要高亢過晦澀的原著和激情的觀點,不同於聖伯夫認為沒有人會為評論者塑造雕像,斯坦納認為會。也因此,斯坦納的研究涉及納粹、語言、卡夫卡、紅衣主教、喬姆斯基、列維-史特勞斯等廣泛意義上的人文世界,可謂無所不包。並且,斯坦納的能動性極強,在一個段落里,他可以從畢達哥拉斯跳到尼采。在《創造的語法》中,斯坦納表示,人類用語言去愛、去建造、去寬恕、去折磨、去仇恨、去毀滅。

斯坦納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對今日的世界有借鑑意義。「民族主義是我們時代的毒液。它把歐洲推向了毀滅的邊緣。它使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家像發了瘋的旅鼠。宣稱自己是加納人、尼加拉瓜人或馬爾他人,一個人就免除了許多煩惱。他不用挖空心思去想自己是誰,他的人性在哪裡。他成了整齊劃一武裝起來的一伙人中的一員。」

克莫·布拉斯維特(Kamau Brathwaite):加勒比經典和闡釋者

1930.5.11 - 2020.2.4

克莫·布拉斯維特,巴貝多詩人和學者,加勒比經典。布拉斯維特於1930年生於巴貝多首都布里奇敦,1949年獲得巴貝多的獎學金赴劍橋大學學習。布拉斯維特曾在加納獨立前後的黃金海岸的一個教育部門工作,這使他親身經歷了加納的獨立。1962年之後的幾年,布拉斯維特曾在聖露西亞、牙買加等地任教。在此期間,他聯合約翰·拉·羅斯(John La Rose)和安德魯·薩爾基(Andrew Salkey)等人,成立了加勒比藝術家運動(CAM:Caribbean Artists Movement),還有雜誌Savacou。自1979年以來,他一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歷史項目的理事會成員,並於1975年至1979年擔任巴貝多政府的文化顧問。1992年,布拉斯維特在紐約大學任教,此後他多年往返於紐約和巴勒比地區。

一生中,布拉斯維特獲得有古根海姆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古根海姆學者獎)、富布賴特獎金(Fulbright Fellowship)、巴貝多獎章(Order of Barbados)、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格里芬詩歌獎(riffin Poetry Prize)等。

布拉斯維特最重要的作品是《抵達之人:新世界三部曲》(The Arrivants: A New World Trilogy),包括《通行權》(Rights of Passage)、《面具》(Masks)、《群島》(Islands)。三部曲講述了非洲人民在非洲大陸的遷徙,為尋求精神和生存,前往西方世界的旅程。布拉斯韋特創造了一種加勒比詩歌,其間夾雜著加納人的會說話的鼓、卡利普索(calypso)、雷鬼樂、爵士樂、布魯斯。早在1974年,他就曾在《加勒比海文學中的非洲在場》(The African Presence In Caribbean Literature)中指出,西印度群島的歷史景觀和西非海岸的歷史景觀相互哺育,其旋律和圖景交錯相融。

布拉斯維特創造了一個獨有的概念,「潮變」(tide-alectic or tidalectic),即兩個潮流的辯證法式的運作,在某種意義上,這解答了主奴問題,且以一種加勒比的方式。對布拉斯維特來說,口頭表演非常重要,這是加勒比人民的語言,也是它的民族語言,它表達了加勒比的文化雜粹經驗。八十年代以後,布拉斯維特以一種Sycorax的書寫樣式,重新整編了詩歌的視覺狀態,使其具有一種「賽博-簇」的感覺。

皮埃爾·居約塔(Pierre Guyotat):薩德在二十世紀的化身和最後一位先鋒主義者

1940.1.9 - 2020.2.7

皮埃爾·居約塔於1940年出生在法國羅亞爾河的阿讓塔勒堡。18歲,居約塔去巴黎,成了一名詩人。據說,居約塔的父親曾僱傭私家偵探去找兒子,但居約塔躲過了這一劫,期間他在塞納河睡了一段時間。1961年,居約塔在完成第一本書後,應召入伍,趕赴阿爾及利亞戰爭,幾個月後被判破壞軍隊士氣罪,關到洞中幾個月。回到巴黎後,居約塔做了記者,並開始了他的特立獨行的一生。

居約塔繼承了薩德、讓·熱內的傳統。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伊甸、伊甸、伊甸》(Eden, Eden, Eden),出版於1970年9月9日。這是阿爾及利亞少年男妓瓦扎格在戰爭、妓院、沙漠中的故事。在長達6762行、163頁的篇幅中,居約塔只寫了唯一一個句子。《伊甸、伊甸、伊甸》一度被禁,為證明居約塔的作品的價值,埃爾·保羅·帕索里尼、讓-保羅·薩特、莫里斯·布朗肖等人紛紛為其請願。該書曾以一票之差錯失1970年的「美第奇獎」(Prix Médicis),支持它的該獎評委、日後的諾貝爾獎得主克洛德·西蒙為此憤而辭職。

伽利瑪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早在出版前就擔心《伊甸、伊甸、伊甸》會被禁,特地請出米歇爾·萊里斯、羅蘭·巴特、菲利普·索萊爾斯作序,大談文學美德,以圖規避制裁。米歇爾·福柯的序言因交稿過晚,未收入書中。巴特說,《伊甸、伊甸、伊甸》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和一種新寫作的起點」。福柯則在1970年9月的《新觀察家》雜誌上發表致居約塔的公開信:「讀完您[的作品],我不禁想到……您……達到了過去半個世紀世人已知性經驗的最高點(或最深處,如果您更喜歡的話)。」

在某種意義上,居約塔是我們時代最後一位先鋒者。抵抗運動、原樣派、宗教遺蹟、色情、反殖民主義、藝術傾向,所有這些二十世紀後半葉越來越重要的因素都影響著和構成著居約塔的詩學。在這背後,是一個聖徒式的寫作者,居約塔曾為了寫作,失去一半體重,這些在自傳體小說《愚蠢》(Idiotie)都有記錄。他曾經參與過《原樣》,這是他唯一一次參與集體運動,他視之為那一代的集體意識,但那時原樣派已經分裂成兩波,其一贊成傳統,其一贊成新小說。居約塔站在傳統的一邊,但這並不確切。居約塔的作品充分闡釋了現實中的不平等和殘忍,這也是今日時代最大的現實,人們一邊談論著多元政策,一邊有需要在每個話題上保持政治正確。

「如果您正在搞創作,這時候您走出門去,如果您在鄉下,您會看到鳥兒、松鼠。它們可能不是積極的對話者。它們離您遠遠的。如果您遇到一條狗或者一隻猴子,也許就會不太一樣了,但是,這不過是視角的問題罷了。而在城裡,當我走出門去,一切都取決於我要寫什麼。當您寫了一頁好文字,在您眼裡強烈有力,一切都取決於您看到了什麼。這時候您會覺得和您距離最近的是弱者:孩子、老人、流浪漢、無家可歸的人。您不會覺得您高他們一等,而是與他們非常親近。就拿孩子來說吧,因為藝術活動中總還是有某些幼稚的成分的,這種如此相信詞語、相信顏色的幼稚。」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的訪談錄《偶然的人——多納先·格羅訪談皮埃爾·居約塔》中,居約塔這樣描述藝術家和他人之間的關係。

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神學、政治、讚美詩方面的拉美彌賽亞

1925.1.20 - 2020.3.1

埃內斯托·卡德納爾1925年生於格拉納爾,先後就讀於墨西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54年,卡德納爾參與了四月革命,政變流產。在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成立後,卡德納爾成為桑解陣的核心成員,桑解陣在1979年一舉推翻索摩查政權,卡德納爾旋即被任命為獨立後的尼加拉瓜文化部長。早在1970年,卡德納爾就為馬克思主義所折服。1987年,卡德納爾又辭去文化部長一職,表達了對政權的失望,他所支持的「桑地諾革新運動」(Movimiento de Renovación Sandinista)始終只是少數黨。在最近的十多年,卡德納爾和丹尼爾·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政權越來越不和,卡德納爾再次成為一個直言者。

卡德納爾最為人所知的形象是,他跪在停機坪,脫下黑色貝雷帽,向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致以親吻。卡德納爾在1956年皈依了基督教,在托馬斯·默頓的指導下,卡德納爾在聖母特拉普修道院修行。回到尼加拉瓜後,他繼續傳播自己的宗教,並於1966年在索倫蒂納姆群島(Solentiname Islands)建立了一個藝術殖民區,以繪畫和掛毯聞名於世。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反對解放神學組織的神學闡釋,而卡德納爾正是它最重要的代表。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卡德納爾堅信基督和馬克思可以並行不悖,對卡德納爾來說,福音書是共產主義的,天國可以由社會主義者們建立在一個更平等友愛的大地之上。但卡德納爾遭受到的是他的教士權於1984年被撤銷。

卡德納爾的詩歌表達了現實,同時吸納了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神秘等諸多方面,這是他在一次訪談中所表達的。卡德納爾大部分的詩歌是私人的,回憶青春、渴望愛情、記錄履歷等等。和同時代的詩歌不同之處在於,卡德納爾試圖從進化論中獲取啟示。「在一個充滿衝突、焦慮、戰爭、殘忍和困惑的時代,讀者可能會感到驚訝,卡德納爾的所寫是一首讚美愛的讚美詩,」托馬斯·默頓如是評價卡德納爾。

楊牧:漸進至現代的古典文學大師

1940.9.6 - 2020.3.13

楊牧,本名王靖獻,於1940年生於台灣花蓮,愛荷華大學創作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博論為《鍾與鼓》(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楊牧曾任華盛頓大學教授,後回到台灣,在台港兩地辦學任教,晚年他主要在東華大學教學生活。此外,楊牧還參與主編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參與創辦洪範書店出版社。

在中國現代詩即新詩的歷史中,大多作品保持著和古典的距離,特意做出一個「新」、一個「現代」。只有少數的詩人在古典的世界採擷、挪用,楊牧是其中做的最好的一個。奚密視其為「Game-Changer」正在於此,他就像他所崇尚的浪漫主義者們一樣,秉持著對古典的信奉,為當時代開了一種新風。

像西學中的德萊頓、阿諾德、艾略特,也像中國傳統的大多數文人或者陸志韋、卞之琳、吳興華、葉維廉等人一樣,楊牧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詩人。他對中國古典詩歌有一種執迷的、獨特的看法。據他說,中國文學確實有自己的史詩傳統,不過它並非如西學中的那麼完整和尚武。中國實在是有自己的The Weniad(對照Iliad),它分散在中國的詩經、楚辭、漢賦和早期民謠中,這些詩歌都有著對於社稷、國土、人民和文化的殷切表達,它們從尚武精神中割裂開了,形成了一種委婉、富麗、憂患的精神。

按照舊的闡釋去對待「發乎情」、「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是一條末路,我們需要用現代語言和現代觀念去再現中國古典詩歌所蘊含的一整套價值體系。海外學者所指出的抒情傳統雖然可貴,但存在偏頗,例如它實則聚焦於現當代中國文學而非古典文學,聚焦於細情而非高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抒情一則神秘化和彰顯了主體,所用形式是儒家的而非基督教傳統或其後繼浪漫主義傳統的,再則它在神秘經驗、泛神論思維和世俗經驗、日常思維之間做出並置和融合,三則它無所不在的為「他人」而作,將敘述和意義引向一個虛無而博大的關懷之中。 楊牧認識到了古典的價值並謙卑地實踐,他在《朝向一首詩的完成》一文中寫道,「潛心古典以發現藝術的超越,未始不是詩人創作的必要條件」。

詩人最廣為流傳的一句或許是「憑藉著愛的力量,一個普通的/觀念,一種實踐。愛是我們的嚮導」。這或許是對美麗島事件和政治的窘迫的回應,或許是對過往歷史的喟嘆和升華,或許是對自然萬象的流轉和遷變的驚駭和醒察。然而,它毫無疑問展示了詩人向古典、寧靜、中國詩、詩的永恆的邁進。詩人的一生便是如此邁進的堅持、探索、試驗和辛勞。他便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但年代湮元,樂府毀壞之後,何嘗有(詩人)這種職業呢?」

尤里·瓦西里耶維奇·邦達列夫(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в):蘇聯戰壕真實派代表

1924.3.15 - 2020.3.29

尤里·瓦西里耶維奇·邦達列夫於1924年生於奧倫堡州奧爾斯克市,後遷居莫斯科,於1942年入伍,投身偉大衛國戰爭,先後參與史達林格勒大會戰、解放基輔、攻入波蘭和捷克等戰役,最後生還。戰後進入高爾基文學院學習,師從大作家康斯坦丁·帕烏斯托夫斯基,「整整三年,他教導我們文學創作最主要的就是說自己的話。」一生中,邦達列夫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列寧文學獎、國家文學獎等國家獎章,還曾任作家協會主席。

邦達列夫是蘇聯文學戰壕真實派、全景文學的代表。解凍時期,邦達列夫敏銳地判斷出形勢變化,自覺地為蘇共二十大以後的路線服務,發表《營請求火力支援》(Батальоны просят огня),一舉成名,打開了蘇聯戰爭文學的新天地。其最為知名的作品是《熱的雪》(Горячий снег)、《岸》(Берег)、《選擇》(Выбор)、《演戲》(Игра)。邦達列夫的作品往往人物眾多,上至最高統帥、下至普通士兵,情節發生的地點,忽而前方、忽而後方,多層次多線索地開展,具有交響樂和史詩的效果

「有限的活動地點、短暫的故事時間、為數不多的人物以及圍繞中心人物展開事件,這是戰壕真實派小說的共同特點之一。」陳敬詠在《邦達列夫創作論》一書中指出,「因此有的評論家把它稱為新三一律。」

他在《瞬間》中回憶道,「我們這一代人從戰爭中學會了愛和信任,學會了恨和否定,學會了笑和哭。我們學會了珍惜那些在和平生活中由於司空見慣而失去價值的東西,那些變得平淡無奇的東西。〔……〕在街上偶爾看到的女人的微笑,五月的黃昏那蒙蒙的細雨,水窪里閃現著的路燈的倒影,孩子的歡笑,第一次說出的』妻子』這句話,以及獨自做出的決定。」

魯本·豐塞卡(Rubem Fonseca):二十世紀巴西最偉大的作家

1925.5.11 - 2020.4.15

魯本·豐塞卡,於1925年生於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茹伊斯迪福拉(Juiz de Fora),葡萄牙移民後裔,曾就讀於前巴西大學法學院,於1952年成為一名警官,主要在警察局的公共關係部門工作。豐塞卡於1958年離開警察部門,後來擔任巴西社會研究所(Brazil’s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and Research)所長,該所支持1964年的軍事政變及隨後的政權。一生中,豐塞卡追隨托馬斯·品欽,拒絕媒體保護個人隱私。2003年,豐塞卡被授予卡蒙斯獎(Camoes prize)。2015,被授予巴西文學院的馬查多·德·阿西斯獎(Brazilian Academy of Letters』 Machado de Assis prize)時,他發表感言說,「我是一個特殊的人,特殊到並不足以解釋自身。」

豐塞卡的作品包羅萬象,有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電影劇本等等,其中最以短篇小說見長。他的主要作品有《新年快樂》(Feliz Ano Novo)、《大藝術》(a Grande Art)、《 蟾蜍和斯帕蘭扎尼》(Bufo & Spallanzani)、《阿戈斯托》(Agosto),等。誠如巴西詩人、批評家卡洛斯·內加爾(Carlos Nejar)的觀察,豐塞卡的熱情(pathos)更多傾注於短篇小說的寫作,「因為這是一個簡潔、直接的靈魂,在長篇小說的拖沓中難免生厭……短篇小說是智慧的極限。」

《新年快樂》誕生於1968年《第五制度法案》之後,民主化之前的一個階段,懷有民主訴求或左派思想的文武官員、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在獨裁的高壓下潰不成軍,或隱忍沉默,或拿起武器成為游擊戰士。甫一出版,《新年快樂》就遭到了封禁,阿弗蘭尼奧·科蒂尼奧(Afrânio Coutinho)為其鳴不平,寫下《文學中的色情》,「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首要原則是看它的藝術成就。〔……〕莎士比亞寫下whore與魯本·豐塞卡打出puta這個字眼到底有什麼區別?」

在豐塞卡的作品中,他往往借警察或私家偵探的視角,描述殘忍、激情、污穢、犯罪等。在學者樊星看來豐塞卡的文學特色之一在於他在巴西都市文學中開啟一種「硬對抗」的寫作模式。「之前巴西文學比較多的是 『軟對抗』,以嬉笑狂歡、滿不在乎為主,代表人物是亞馬多筆下的流氓形象,而豐塞卡筆下的角色是真正的暴徒。另外,可以說里約這座城市在他作品中占據核心地位,也是他作品中 『對立』 『分裂』感的主要來源。」正如譯者符辰希所說,魯本·豐塞卡為我們講述的駭人故事,並非個別心智不全、仇視社會之徒的極端案例,而是強權統治下巴西社會必然要遭遇的悲劇,一個同時屬於窮苦人與特權派、施暴者與受害者的悲劇。

深居簡出的豐塞卡在一次罕見的演講中說,「我寫了30本書,裡面全是下流的話……我們作家不能歧視文字。一個作家說我不能這麼說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是在寫兒童讀物。每個詞都必須使用。」

佩爾·奧洛夫·恩奎斯特(Per Olov Enquist):瑞典文學大家

1934.9.23 - 2020.4.25

佩爾·奧洛夫·恩奎斯特,於1934年生於瑞典東海岸的一個村莊,北極圈以南大約300英里,父母是工人階級,後就讀於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學習新聞和寫作。1972年,恩奎斯特趕赴慕尼黑奧運會,遇到了轟動全球的「慕尼黑慘案」。青春期,恩奎斯特經歷過抑鬱、存在主義問題,成年後又一度酗酒,晚年的恩奎斯特有著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式的皺眉。

恩奎斯特的代表作有,《水晶之眼》(The Crystal Eye)、《魔法師的第五個冬天》(The Magnetist’s Fifth Winter)和《音樂家的進行曲》(The March of the Musicians)、《皇家醫生的來訪》(The Visit of the Royal Physician)、《寓言書》(The Parable Book)。一生中,恩奎斯特獲得有北歐理事會文學獎(Nordic Council’s literary prize)、瑞典文學院的北歐文學獎(Nordic prize)、奧古斯特文學獎(August Prize)、國際布克獎(International Booker)的前身獨立外國小說獎(the 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

在大部分作品中,恩奎斯特用歷史情景或者著名人物探索哲學、宗教、心理的問題。他坦承自己深受童年的教養影響,比如《聖經》,那種教養方式就像烙鐵一樣,為你打上了具體的烙印。「很少有人像他一樣,激發了其他作家的靈感,更新了紀實小說,重振了瑞典戲劇,感動了讀者半個多世紀。」瑞典出版商Håkan Bravinger說。

胡安·馬爾塞(Juan Marsé):西班牙經典作家

1933.1.8 - 2020.7.18

胡安·馬爾塞,胡安·法尼卡·羅卡(Juan Faneca Roca),於1933年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生父將其棄養在加泰羅尼亞農民一家,此真相,馬爾塞在七十餘歲才從傳記作者何塞普·馬里亞·昆卡(Josep Maria Cuenca)口中得知。馬爾塞在十三歲時便輟學,去雜貨店務工,並開始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馬爾塞在1958年曾在西班牙在北非的飛地服兵役,後來在巴黎的巴斯德實驗室打工,於1962年回國,一度成為地下的共產黨員,但沒有維繫很久。

馬爾塞屬於西班牙五零一代,其中還有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 Gay)、海梅·吉爾·德·別德馬(Jaime Gil de Biedma)、曼努埃爾·巴斯克斯·蒙塔爾萬(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愛德華多·門多薩·加里加(Eduardo Mendoza Garriga)。作為一個加泰羅尼亞居民,馬爾塞一直用卡斯蒂利亞西班牙語寫作。

Pijoaparte,皮喬阿帕蒂,或者痞猴,這個馬爾塞杜撰的詞,如今常常被人引用,這個詞指的是一個來自卑微社會背景的有抱負且不擇手段的人。在《與特蕾莎修女共度最後的夜晚》(últimas tardes con Teresa)中,主人公Pijoaparte,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小罪犯,騙得資產階級大小姐特雷莎·塞拉特芳心。「那裡正在編織著女大學生又一個浪漫主義的神話,又一個粉飾著一知半解的進步主張的傳說:超越階級鴻溝,建立同志友情。」

馬爾塞的作品有很強的批判色彩,對於政府和文化界。馬爾塞一生都積極從事反弗朗哥獨裁的文化活動。他的小說中有些取自弗朗哥時期的故事,比如暗殺妓女卡門·布羅托(Carmen Broto)事件。馬爾塞也鍾愛小人物、無政府主義者、無產階級者。昆卡認為,馬爾塞徹底改變了西班牙的社會現實主義文學。《雙語情人》(Elamantebilingüe)中,馬爾塞諷刺了加泰羅尼亞的語言政策和主流文化界的虛偽。主人公胡安·馬塞爾(Juan Marés)在妻子出軌後,流落街頭,拉手風琴為生,某天恰逢政治抗議,被莫洛托夫雞尾酒擊中面門而毀容,於是變換身份和語言,圖謀贏回妻子。據說,馬爾塞一生有三大批判的目標:天主教會(「由無恥竊賊組成的黑幫」)、善於投機鑽營的知識分子、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者(無論是加泰羅尼亞的還是卡斯蒂利亞的民族主義者)。

馬爾塞是一個迷影。他的很多作品也被改編成了電影。據說馬爾塞是波拉尼奧最喜歡的作家之一。

他在《荒野偵探》中寫道,「您離開智利已經很長時間了嗎?他問阿圖羅的母親。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來了。阿圖羅的母親開始說起智利和墨西哥,馬爾塞開始談起墨西哥,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忽然彼此以『你』相稱,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馬爾塞可能講了個什麼笑話。他說,正好,我認識一個人,他有點事也許你會感興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獎學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獎學金。特殊教育?阿圖羅的母親說。嗯,馬爾塞說,我想應該這樣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學有關。噢,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阿圖羅的母親說。過了會兒我們就走了。明天給我打電話,馬爾塞在門口說。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笑個不停。阿圖羅的母親覺得胡安·馬爾塞很秀氣,眼睛很漂亮,是個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她這麼開心了。」

德里克·馬洪(Derek Mahon):當代英語詩歌大師

1941.11.23 - 2020.10.1

德里克·馬洪,於1941年生於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新教徒工人階級家庭的獨生子,曾在三一學院、巴黎索邦大學讀書,並在加拿大、美國、北愛爾蘭、英國等國的多個城市從事教學和撰稿的工作。

「馬洪的生活反覆各種危機,他在三一學院學習時,曾試圖自殺,他婚姻破裂過,他酗酒,」馬洪的傳記《鐵達尼號之後:德里克·馬洪的一生》(After the Titanic: a Life of Derek Mahon)作者史蒂芬·恩尼斯(Stephen Enniss)說,「作為一名詩人,他在詩歌和韻律中找到慰藉,他曾稱之為『前語言的鼓點』(the prelinguistic drumbeat),他的作品可以理解為將形式強加於他無形的生活之上。」

在答《巴黎評論》的訪談中,馬洪表示,他的主題是:孤獨和社區;孤獨的怪異和恐怖;社區的沉悶和安慰。「對我來說,在邊緣觀察是很重要的。我進去過,我在裡面待了很久。現在,我又出現在外面,也許我會再次回到裡面。……最近,我與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輕女士交談,她是文學正統派;她用了學生們的兩個短語——一個是』允許他們寫作』(giving them permission to write),另一個是』為他們創造一個溫暖的寫作空間』(creating a warm space for them to write)。現在,在溫暖的空間裡寫詩,已經太多了——這就是社區的聲音。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傖寒中的人所寫的詩歌,那些在公共世界的孤獨者所寫的詩歌,那才是真正的人類靈魂所在。對我來說,這才是詩歌真正的意義所在。」

馬洪的詩歌既宏大又通俗,涉及歷史和文學,關注環境和社會,但他不提供代言人。他的作品將世界末日的願景與生存與復興的烏托邦意識結合在一起。布賴恩·唐納利(Brian Donnelly)稱,「馬洪正在恢複目前罕見的英國詩歌特質——結合了機智、智慧和幽默的對話敘述,表現出深刻的嚴肅性。」

約書亞·凱納茲(Yehoshua Kenaz):猶太語世界當代經典

1937.3.2 - 2020.10.12

約書亞·凱納茲,改姓前的姓名為約書亞·格拉斯( Yehoshua Glass),於1937年生於英占巴勒斯坦的佩塔蒂克瓦(Petah Tikva),父母是德國和波蘭移民,後來在以色列的大部分時間,凱納茲生活在特拉維夫。凱納茲,像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服了兵役,之後他在希伯來大學和巴黎索邦大學學習。「以色列是家,法國是世界,」他過去常說。凱納茲在《國土報》(Haaretz)做了三十年的編輯工作。在政治上,他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談。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法國期間寫的。據好友、作家亞伯拉罕·耶霍舒亞(AB Yehoshua)說,晚年的的凱納茲患有老年痴呆。

凱納茲最著名的作品是《滲透》(Infiltration),被認為是希伯來文學的里程碑。故事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的一個基礎訓練中心,描述了一群身體有輕微殘疾的士兵,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和社會階層。《滲透》多多少少取材自凱納茲自身的故事,取自他作為一名以色列國防兵,在軍事情報部門服役的經歷。

《愛的招魂》(Returning Lost Loves)有中文譯介。小說受普魯斯特啟發,在一開頭就引用了《追憶似水年華》中的話,「他所引用的那個作家(名字她已經忘了)認為,兩個人當中首先問『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的那個人,其實已經『失掉或輸掉了愛情』。我喜歡這段話,抄下來,想:接下去可以怎麼寫呢?慢慢地我就寫下去了。」據凱納茲說,「我年輕時有一陣坐公交車,每天車都會路過一個大院子,裡面有幾所房子,有花園和草地,在一座房子的牆上有人塗著一句希伯來語,就是這個書名。」據譯者黃福海介紹,小說以嘉碧與海奇的戀愛為主線,輔以嘉碧和她的女友艾達,阿威冷和他的狗,癱瘓老人和女傭及其男友,大樓業主施瓦茨先生和新搬進來的外來人員,埃雅爾和他的父母,伊蘭與阿威冷及其員工羅妮特和瑪莉等多重關係,將它們截成若干片斷,依次交替展開情節,表面上看來各個片斷和人物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但最後將各條線上的關係連接起來,達到高潮。

《城市畫報》此前採訪過凱納茲。凱納茲孤獨、內向、羞澀的模樣,結結巴巴的英語,足以解釋他為何如此缺少曝光率。他的孤獨是個無容置辯的事實,因為他身居美色遍地的城市,卻至今沒有婚史,膝下無兒女。

肯納茲還是一位天才的翻譯,主要是法語翻譯。他翻譯了法國經典作品,包括薩特、司湯達、巴爾扎克、莫里亞克和福樓拜的作品。此外,他還翻譯了當代法國文學作品,並率先將偵探小說作家喬治·西默農譯成希伯來文。

簡·莫里斯(Jan Morris):非虛構文學經典

1926.10.2 - 2020.11.20

簡·莫里斯,於1926年生於英國克利夫登,寄宿學校畢業後,到第九皇家騎兵團服役,在巴勒斯坦擔任情報員。退役後,莫里斯進入牛津大學,後成為記者,任職於《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衛報》等媒體。莫里森的報導涉及首登珠峰、審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等。

1964年到1972年,莫里斯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認同為女,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轉變成簡·莫里斯,她服用了大約12000片女性激素。莫里斯寫道,「我即將改變自己的形象、我在同齡人中的地位、我會喚起的反應、我的名聲、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情感,可能還有我的能力。」莫里斯將自己對性別的掙扎比作「一個難題」(the conundrum thing),一個令她困惑很久的難題。在《她他》(Conundrum),她寫道,「當我三四歲的時候,我就意識到我出生在一個錯誤的身體里,我真該是一個女孩。那一刻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我生平最早的記憶。我坐在母親的鋼琴下,她的琴聲像瀑布一樣落在我周圍,像洞穴一樣圍住了我。」她把自己描繪成愛麗兒(Ariel),一個追求「非男非女的更高理想」的寓言人物。如果不存在手術安全的問題,她毫不懷疑自己會「拿起一把刀,毫不畏懼,毫不猶豫地親自動手」。

莫里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天堂的命令》(Heaven’s Command)、《永別了,小號》(Farewell the Trumpets)。在答《巴黎評論》的訪談中,莫里斯提及了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激怒」(infurling),德日進認為歷史藉助一種自我反省,正在緩慢地將人類與自然融為一體。莫里斯回憶起在加拿大讀報的一篇文章,它是1902年發表的關於帝國主義的文章。其中講到,帝國是愛的代言人,這啟發了莫里斯,她開始認為,在所有複雜的情感中,愛是唯一的通行的線索。「好的東西比壞的東西更富有彈性,」莫里斯回應道。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曖昧之處,帝國主義是舊的傳統,但它也有產生新的救贖和團結。

在《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這本合集的序言中,莫里斯以一種樂觀的姿態宣告了新時代的來臨,「總而言之,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人們變得更加寬容、和善,比他們在二戰之前更加慷慨。不論漫遊何處,我很少感到受威脅,也幾乎從未被打劫。我們仍然認為——至少我是這樣想—總體上人類在朝著希望進步斷斷續續地走向一個更加幸福的結局,不管那結局有時看上去多麼不可能實現。我想,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重又徘徊人間,仍然有可能信仰泰雅爾·德·夏爾丹的理論:在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過程中,所有的物種正在走向某個終極的和解。」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後帝國主義的記錄者

1931.10.19 - 2020.12.12

約翰·勒卡雷,本名大衛·約翰·摩爾·康威爾(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於1931年生於多塞特郡的普爾,他不信任英國的公立學校制度,隨後到瑞士的伯恩大學學習。1950年,他加入同盟國的軍隊,在奧地利擔任德國審訊員,審訊哪些穿過鐵幕的人。1952年,他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學習,並未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British Security Service,MI5)工作,監視極左組織。在隨後的十幾年,他一邊在各大學校教書,一邊做外交官,一邊從事情報工作,直到1964年,克格勃揭幕了他的身份。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目睹了噴氣式飛機、原子彈、計算機的誕生,和英國機構的消亡。」勒卡雷在《完美間諜》(a Perfect Spy)一書中寫道。

勒卡雷的主要作品有,《鏡子戰爭》(The Looking Glass War)、《德國小鎮》(A Small Town in Germany)、《史邁利三部曲》(The Karla Trilogy)(《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史邁利的人馬》(Smiley's People)、《俄羅斯大廈》(The Russia House)、《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完美間諜》(A Perfect Spy)等。在勒卡雷的作品中,英國的情報行動是黑白並非分明的污穢之地,對錯難以判斷,即使目的明確,也難以證明手段的正當。勒卡雷筆下的間諜是幻想破滅的孤獨之輩,因為預算災難、官僚權力和政客們的陰謀詭計而在外面鋌而走險。其中的佼佼者是勒卡雷最偉大的創造——身材臃腫、衣著品味不佳、鬱鬱寡歡、聰明而無情的喬治·史邁利(George Smiley),一個反詹姆斯·邦德的人物。

傳統的英國間諜小說表達的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紳士不善言辭的至高無上」的幻想。這一流派隨著大英帝國的興起而發展起來,其中涉及有斯蒂文森的男孩的冒險生活、吉卜林的《金》(Kim)、約翰·布坎(John Buchan)的《三十步》(The Thirty‐Nine Steps)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表面上冷靜而反英雄主義的《阿什登:或者英國特工》(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埃里克 · 安布勒(Eric Ambler)的《里奧斯的棺材》(A Coffin for Dimitrios) 、伊恩 · 弗萊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對帝國主義的重塑、倫·迪頓(Len Deighton)的《弗雷德里克·福塞斯》(The Iperess File)、《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勒卡雷則實踐了另一種法則,世界的破碎、政治的絞殺、道德的灰暗,它通過復原狄更斯的現實描寫,呼應了冷戰世界的危機,通過對骯髒網絡的揭示,勒卡雷喚起了公民對開放社會(open societies)的自豪和期待。

在他的作品中,英國情報機構,也就是MI6,被稱為「馬戲團」(Circus),裡面的特工被稱為「喬」,涉及性誘的行動被稱為「蜂蜜陷阱」,打入敵人內部的特工被稱為「鼴鼠」,這個用法現在被廣為使用,即使不是他的發明,至少也是由他普及。這些說法,被真正的英國間諜用來描述他們的工作,就像黑手黨把電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的語言吸收到他們的神話中一樣。「與托爾金、伍德豪斯、錢德勒甚至簡·奧斯丁的小說一樣,這個封閉的世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評論家博伊德·湯金(Boyd Tonkin)在《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上寫道。「通過英國的『馬戲團』及其蘇聯同行,勒卡雷建立了一個人性的實驗室;一個可以將心與靈與生俱來的脆弱摧毀的測試軌道。」

「就主題來說,勒卡雷作品真正的主題並非間諜活動,」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9年在《紐約客》上寫道。「而是人際關係無窮盡的欺騙迷宮:背叛是一種愛,謊言是一種真實,善者服務於惡,惡者服務於善。」「它以其獨有的方式標誌著兩個時代的邊界:一個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愛國主義時代,對政府和西方道德觀信任的時代,另一個是疑心重重、陰謀論、懷疑政府的時代,道德淪喪的時代,」史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在《名利場》雜誌寫道。就像勒卡雷的許多書那樣,《柏林諜影》被拍成電影,由理察·伯頓(Richard Burton)飾演利馬斯(Leamas)。

在答《巴黎評論》的訪談中,勒卡雷說明了自己的寫作習慣。勒卡雷手寫,妻子則負責把所有東西列印出來,他像一個修道士一樣工作,晚上喝酒,並帶著好的想法入睡,四點半或者五點開始閱讀,下午散步,談後邊喝威士忌邊看妻子打出來的字。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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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時他問我:『怎麼晚上你的口氣還香香的呢~剛沒看到你刷牙啊』

2021-10-25T03:34:53.320380+00:00

15秒拉近口氣「社交距離」,居然還能「亮」起來!

那天去約會,他問我:

『怎麼晚上你的口氣還香香的呢~剛剛沒看到你刷牙啊』

因為,我的包包藏著秘密武器~(馬上揭秘!)

 

其實女生應該都懂吧!

每次一定刷完牙才出門,但沒兩下子,喉嚨深處就開始傳來一股臭酸味,【光表面刷牙也沒辦法解決】,自己聞到滿受不了

而且交談時,人家靠近一點,就非!常!尷!尬!

 

有買過不少牌的漱口水,不是太辣、就是太甜膩

漱一漱,就像嘴裡含七分糖飲料...完全沒起到消臭作用,再混合深處的痰味⋯還會有種反臭的噁心感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這樣)

 

上次偶然發現,在當業務的姐妹,包包放一瓶櫻花粉的瓶子

她說,她常常要跟客戶交談,隨時會帶這瓶 日本女生最流行的【櫻花亮白美齒液】,用起來特別厲害:

🌸粉色小瓶裝超可愛,隨身攜帶不奇怪

🌸清新微涼的蜜桃香,不只去味,天然萃取成分還能有效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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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買了一組,效果真的不錯~

吃完飯,漱兩個瓶蓋的量,15秒就能去除一整天的酸臭餘味,預防臭味因子滋生,基本上到下一餐前都還有點留香!

男友還說,跟我靠近一點,就能聞到甜甜的味道,我講幾句他就想親下去///v///

姐妹們買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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