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要寫一本關於世界歷史的書，就總免不了宏大的敘事，譬如人類的起源、人口的遷徙、國族的爭鬥等等，閱讀起來常常枯燥乏味；若是寫成八卦，或戲謔或悲壯地臧否人物，又不免有失公允。
其實我們的歷史除了文字的記載，都來源於一件件文物，他們的誕生、使用、傳承、廢棄都深刻反映著那一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所以一部理想的歷史應該把文物和文字結合起來，這也是我們真實了解許多文化的唯一途徑。
《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就幫我們構建出了館藏文物們的前世今生，它是大英博物館掌門人——館長尼爾.麥格雷戈先生所著。首先他在博物館的眾藏中選取了100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然後預設好自己的讀者是「實則真懂的一個也無」的芸芸眾生，因此他主動瀟洒地拋去一切艱深的專業術語。像一位鄰家老爺爺話家常一樣數拉著館中的寶貝，讓文物從陽春白雪走向凡間，並由點及面的串起每件文物背後的那點故事，顯得平易近人又生動有趣。100件藏品中，有10件藏品來自中國。（以上其實就是國內北京、上海正在展覽的101件大英博物館藏品展的原型）
▌西周康侯簋
青銅簋，發現於河南濬縣
西周康侯簋
你是否常與逝者共食？這個奇怪的問題對中國人卻仿佛理所當然。就像逢年過節我們還是會給逝去的親人準備一些祭品或是擺放一副碗筷，甚至還要和他們念叨幾句最近的生活。因為很多中國人相信，我們去世的家人會在另一個世界注視著我們、賜福或降禍給我們。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為死去的祖先準備祭祀的盛宴，這是最重要也是最常見的古代宗教儀式。
這件華麗的青銅器製作於約三千年前，它可能是一套器具中的一件，當時尺寸不一的每一件青銅器都用來存放不同的物品，如同現代智能廚房中的一套大小不一的深平底鍋。這件簋口沿與底座各有一圈精緻的裝飾花紋，最引人矚目的無疑是它的把手，每邊都是一頭長牙尖角、大方耳的猛獸，正在吞食一隻小鳥。
青銅器的製作工藝相當繁瑣，要先將銅礦石與錫礦石融化製成青銅溶液倒進模具鑄造，且並非一次成型，而是用不同的模具製作出不同的部位，再進行組合，最終成為複雜而精細的藝術品。在當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沒有其它任何國家在工藝上能夠駕馭。這一過程中所花費的技術、時間與費用，使得它們價值昂貴，地位崇高，可用於最莊嚴肅穆的場合。
西周康侯簋銘文拓片
這樣華麗的青銅製品除了用於向祖先、神靈及過往致敬，也用於強調現世的皇權。在通常會被食物掩蓋的簋的底部，刻有一段銘文記述了周推翻商的統治。技術相對落後、實力也較弱小的周如何打敗了強大而有組織的商，至今仍是未解之謎。周人似乎用種特別的能力，能吸收整合異族，讓他們與自己並肩作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被一種信念所鼓舞，相信自己是奉上天的旨意戰鬥，即替天行道，因此在戰鬥中，他們堅信自己才是天下的合法統治者，這就是所謂的「天命」。天命改變了周朝，因為弒君或殺害尊長是當時最嚴重的罪行。但用天命卻可以來解釋任何反抗權威的行為，中國人認為上天會庇佑正義的統治者，對於昏庸無能的君王則會觸怒神明，使其收回天命。周朝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天命」的王朝，這種思想控制，在以後幾千年的封建文化中，成為中國政治的核心，為君王的統治提供依據。
周朝繼續征戰，最後的統治面積達到了商朝的兩倍，除天命之外，周朝還留下了另一個深遠的影響。那就是，周人稱自己的國土為中國，意為中央的國度。此後幾千年來，中國人便一直將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這種優越感帶來了大國的自信，同時也伴隨著傷痛。
▌東周 青銅鐘
發現於陝西省
東周 青銅鐘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中英兩國挑選的音樂都極具特色：英國用軍號吹奏了一曲表現戰爭與衝突的獨奏《最後的崗位》，中國則特別打造了一曲交響樂《天地人》，其中一段由一組古代銅鐘演奏。中國的銅鐘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因此，這也許是中國領導人想要暗示香港，他們將要回歸一個怎樣的文化和政治傳統。
這口鐘製作於大約兩千五百年前，與回歸儀式上演奏的銅鐘樣制屬於同一時期。但這件銅鐘年代久遠，又是館藏文物，平時演奏的機會不多。它的外形如啤酒桶一般，碩大美觀，截面呈橢圓形，周身雕刻精美帶狀花紋。圓形浮雕上刻有吞食大雁的龍頭，頂部盤踞兩條華美的龍，組成懸掛銅鐘的把手。在當時，擁有這樣一套銅鐘，無疑是財富與地位的象徵。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當這口鐘第一次被奏響時，中國正處於政治混亂，戰火連綿的紛爭中。這一時期社會動盪不安，諸子百家也為理想社會的形態爭論不休，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孔子。介於當時社會的動盪，他推崇和平與和諧，所謂：「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對孔子來說，音樂是和諧社會的象徵，可以讓社會更美好。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即讓每個人都了解並接受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這樣的思想，也使得銅鐘被賦予了哲學意味：經調試過銅鐘音階不同，依次奏響，樂聲卻豐富而和諧。和，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認為人民應該用德、仁、義來管理，如果君王能以身作則，人民自會效仿。以這些德行來陶冶百姓，便不需要懲戒與法律，羞恥心和是非觀足以治國。孔子思想在新中國初期遭到激烈的批判，認為他是造成中國過去二百年衰退的主因。孔子學說於是受到冷落，但它從未消失。
兩千五百年來，古代銅鐘的音樂依然和諧的迴蕩在耳邊。它代表的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聲音，也代表了古代社會及現代繼承者的深層政治理想即孔子的思想。如今孔子所倡導的和諧一詞又重新流行起來，領導人希望我們對社會更滿意，知足於現狀，同時依據古老的孔子思想，領導人自身亦應體現出美德，政府的德行使得百姓自願接受政府的管理。因此，我們看到了古老的「和」的觀念被重新接納，轉化為維護政治穩定的現代形式，讓人們欣然接受政府管理。
1997年香港回歸儀式上使用過的銅鐘，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重新奏響。孔子又成為這一時代的寵兒，孔子時代再次來臨。
▌漢代漆杯
發現於朝鮮平壤附近
漢代漆杯
我們都知道，最簡單的籠絡人心的方式便是贈送禮物。一件只有你能送出，也只有對方才配擁有的禮物，漆杯就是一件。在漢代，饋贈禮物是皇帝建立影響力的一個主要方式，是一種介於外交與賄賂之間的模糊地帶的行為。
製作這件漆杯時，漢朝正處於內憂外患。當時漢代疆土南至越南，西至中亞草原，北達朝鮮，每一個邊塞都有駐軍。隨著邊塞貿易逐漸繁榮，人口增加，當地將領勢力膨脹，擁兵自重意欲謀反，這令統治者很是煩心，皇帝需要將領的絕對忠心，達到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贈送能體現皇帝威儀的物品來籠絡人心。這隻精美的漆酒杯，可能就是當時的皇帝贈送給邊疆將軍的禮物。
漆杯質地輕，更像一個橢圓型的小碗，形狀和尺寸都像個大芒果。較長的兩邊各有一個鍍金把手，因此被命名為耳杯。整體為木製，大部分碗體由紅棕色漆層覆蓋，破損處還能看到裡面的木胎。內壁沒有任何裝飾，外壁則嵌黃金與青銅，並繪有數對相向而立的鳥揮舞著鳥爪。每一個細節都表現出當時的統治階級對於品味和潮流的篤定，整件器物流露出優雅、時髦和自信。
這樣的高級漆器表面十分光滑，同時又非常堅固，製作工藝也相當繁瑣。首先從漆樹上割取汁液，然後與色素混合，晾乾，再一層層塗抹在木胎上，像漆杯這樣的精品需要塗抹三十多層漆，每抹完一層都要耐心等待它晾乾變硬，因此製作周期需要一個月之久。毫不奇怪，它的價格十分昂貴，在當時相當於十隻青銅杯。
在耳杯的底部有一圈共六十七個漢字，你可能會覺得是一句贈言或訓誡，但這寫的居然是負責生產的環節不同工種的六位工匠的名字：製作木胎的、刷底層漆的、刷表層漆的、為手把鍍金的、描繪圖案的和最後打磨的。接下來列出了七位質量監督員的名字，這就是官方組織運作的證明。所謂皇家出品，必屬精品；來源有序，追溯可查。可見，這件漆杯是工匠生產與官府管理相結合的產物，這樣的責任制加之官僚系統的監督保證了產品的質量。
直到今天，中國人依然清楚，最珍貴的禮物是別人無法送出的禮物。在漢代，是絲綢與漆器，而今天，中國在建立與別國的親密關係是同樣能送出獨一無二的禮物，我們稱之為「熊貓外交」。
▌元代大衛青花對瓶
製造於江西景德鎮窯
青花雲龍紋象耳瓶
元代中國製造出了一種世界上最富盛名、歷久彌新的奢侈品，幾百年的時間裡傳遍世界，不管是在富麗的宮殿還是尋常人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這便是青花瓷。
如今這種藍、白配色已然被我們視為中國特色，在歐洲，青花瓷幾乎是中國的代名詞。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這對大衛對瓶幫助我們重新回憶這段歷史。
在經歷了成吉思汗的開疆擴土征戰沙場之後，他的孫子忽必烈統治下的元代開始變得穩定有序，使得整個蒙古得以長期穩定與繁榮。十三世紀中期，馬可波羅來到忽必烈統治下的中國，並用旅行筆記記錄下他的見聞，並在世界範圍內流傳。實際上英語中的瓷器一詞便來源於馬可波羅的這本筆記，馬可波羅稱他們為「porcellana」，義大利語譯為小豬，是一種紫色貝殼的俗稱。之所以稱之為貝殼，是馬可波羅向讀者描述他在中國見到的堅韌優質、帶著貝殼般光澤的瓷器時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物。
Porcellana
大衛對瓶的名稱源自它的最後一任主人大衛爵士。他從兩個不同的收藏家手裡分別購得這對瓷瓶，並於1935年讓它們重聚。它們形制高大，高度超過六十厘米，最寬處的直徑達20厘米，造型優雅，上下窄，腹部圓。在潔白的胎上用鈷料描繪一條龍，龍身纖長覆鱗，鬍鬚張揚，龍爪鋒利，周身有祥雲環繞，瓶頸兩側各有一象首耳。
除了白地青花裝飾外，它們的重要性還在於瓶身的題字，藉助這些文字可知，它製造於1351年5月13日，星期二，這是在明代之前優質青花瓷便已存世的鐵證。他們所傳遞的信息不止於此，兩隻花瓶上的題字略有不同，左邊一隻上寫的是：
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里荊塘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副，其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靜一元帥打供。
通過這段文字，我們了解到瓷器的製作目的是為了供奉在寺廟裡，供奉者為張文進，他恭敬地自稱為「奉聖弟子」。文中提到他的家鄉順城位於今江西省，他供奉了一對大花瓶和一個香爐（常見的供品組合三件套），但其中的香爐至今未被發現。受供的神明是胡凈一元帥，他本是十三世紀的一位名將，後因超凡的力量與智慧以及預言未來的能力而位列仙班。張文進供奉物品，便是為了祈求他的保佑。
▌明代紙幣
大明寶鈔
有一種本領，即說服人相信某些看不見但又讓人懷抱希望的事物是真實存在的，以紙幣為例，某個政府在紙上印出了一定金額並請所有人相信這張紙確實具有與它註明的金額同等的價值。現在的整個貨幣與信用體系便建立在這種單純的信任之上，所以，紙幣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項革命性的發明。
紙幣在明代稱之為「飛錢」——「會飛的錢」。那個時候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還在使用金幣、銀幣和銅幣，它們本身是有價金屬，可以通過重量來判斷金額。而此時的中國人已經發現紙幣具有大部分金屬貨幣所不及的優勢：它輕巧、便攜、尺寸較大、允許記載大量文字與圖案，不僅能表明它的價值，還能昭示他背後的政府的權威性。在恰當的操作管理之下，紙幣能成為政府的強大工具。
明代紙幣乍看之下與現代紙幣全無共通之處。很明顯，它是一張紙，比A4略大，質地柔軟，成天鵝絨般的灰色。他的材質是桑穰，這是當時中國紙幣的官方製作原料，桑穰纖維長且柔軟，因此在六百年後的今天，這張紙幣依然可以摺疊，保持著柔韌性。
紙幣的一面用木版黑墨分條框印滿了漢字與裝飾圖案，最頂端是六個醒目的大字「大明通行寶鈔」，這行字下方繞著紙張邊緣的一圈龍紋，是皇權的象徵。龍紋邊框內有兩列文字，右邊再次強調這是「大明寶鈔」，左列則寫著「天下通行」。
這聲明真的是好大的口氣，天下能被掌控多久？將這樣的承諾印在一張紙幣上，明王朝似乎認定自己能萬古長存並永保此幣的價值。這只是一張紙，它的價值完全是由其背後發行機構的穩定性所決定。民眾一旦相信這一機構能夠延續，認為官府所做的保值承諾得以信任，他們就能接受並使用紙幣。
當元朝的統治於1350年結束之時，新登基的明代皇帝朱元璋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項重塑中國社會的計劃，試圖用孔子的理念來指導臣民的言行，使社會穩定、民風開化。作為這項宏偉整治計劃的一部分，朱元璋決定發行新的貨幣。他明白一個穩定靈活的貨幣體系能促進社會穩定，因此他設立戶部，又在1374年成立了寶鈔提舉司，次年開始發行寶鈔。
紙幣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假鈔，因為紙張的實際價值與其面值之間的落差實在是太大了，明朝的紙幣上還印有對假幣舉報者的獎勵措施：
「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
一方面利誘百姓，一方面又恐嚇潛在的造假幣者。更大的挑戰是保證新幣價值穩定。為此，明政府實行最關鍵的貨幣政策是確保紙幣能自由轉換成為銅錢。
明代紙幣局部
這張明代紙幣的正中間畫出了與此紙幣面值等額得銅錢，共十串，每串百枚，計一千文。這些銅錢，若是要隨身攜帶，當時的人們慣常採用方法是用繩子串成一串，一千文的錢，總長可達150厘米，重達三公斤，攜帶起來十分笨重，取用同樣麻煩。對於一些人來說，這種紙幣讓生活便捷了很多。時人記載：
「出錢以收鈔，出鈔以收錢。此如池中水，雖萬世可行。」
雖然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萬世可行」確曾令大明皇帝苦惱。因為寶鈔和銅錢之間的置換想法從未順利實現過。與別的政府一樣，明朝也沒能抵抗隨意加印紙幣的誘惑，導致紙幣大幅度貶值。明政府發行寶鈔十五年後，一位官員記錄道，一張面值一千文的寶鈔只能兌換二百五十枚銅錢。而且一旦百姓意識到，寶鈔的實際價值的判斷取決於政府是否會發行更多的紙幣，讓紙幣的實際購買能力下降，這樣的紙幣最終會變得一文不值。
於是1425年，明政府終於放棄努力，中止了紙幣的使用，銀錠轉而成為明朝貨幣制度的基礎。但這一短暫的歷史，卻讓人們領略到紙幣所帶來的無數優勢並難以忘懷，於是驅使世界各地的人重新去使用它。為了向這些紙幣先驅致敬，後來，英格蘭銀行在院子裡種下了一小片桑樹林。
▌商代環形玉璧
題刻於清乾隆時期，發現於北京
商代環形玉璧
乾隆皇帝不僅對探索中國以外的世界有著濃厚的興致，對了解古代中國也同樣興趣滿滿。乾隆拿到這塊玉璧的時候，它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這塊玉璧質地精美，素麵圓盤，淺黃色，中央有孔，孔沿一圈突起，古怪但有趣。
正在做研究的乾隆
現代的學者雖然知道玉璧通常出自古墓，但並不確定它的真正用途或意義。但乾隆皇帝似乎並不為這所困擾，他認為玉璧形似碗托，進而決定要給它搭配一支碗，可是又找不到相配的古碗，於是寫道：
「茲托子古玉，玉碗別久垂。不可無碗置，定窯選一枚。」
在為玉璧選擇了一件與其年代相隔久遠的物品搭配之後，至少在乾隆的眼裡，他終於確保了這塊玉璧的美學價值的實現。這是乾隆處理文物的典型做法：欣賞一件美物，查閱歷史典籍並將結論寫成詩句，並捎帶創造出另一件藝術品。
皇帝的研究結果最終被雕刻在玉璧之上，在他看來，物品與解讀的結合才是賞心悅目，他在詩句中提到一些鮮為人知的古碗知識，炫耀了一番歷史學識。《古玉碗托子配以定瓷碗適然成詠》一詩中云：
「謂碗古所無，托子從何來。謂托後世器，古玉非金材。又謂碗即盂，大小異等儕。」
這些漢字如車輪的輻條一樣從中央的圓孔一側呈放射性排列，內容也包括上面所引的詩句。很多人認為這是對文物的破壞，是一種褻瀆，但乾隆皇帝並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書法為玉璧之美錦上添花，而且也充滿了政治意圖。
清朝統治者是來自中國東北邊境的少數民族，漢人雖然臣服於他們的統治，但其實都在觀望或懷疑，傳統的中國文化在他們手中能得以保存嗎？在這樣的背景下，乾隆皇帝對中國古文化的欣賞變成了一種巧妙的政治同化手段，再如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也是都出於同樣的目的。這套書涵蓋了中國從先秦到十八世紀所有的典籍，就算在數字化的今天，也需要167張CD才能完整收錄。
中國詩人楊爍對乾隆皇帝的詩句持頗為負面的評價：
注視這塊玉璧，我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我很欣賞它的美，很喜歡這種與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相聯繫的感覺。這種獨特的現象源遠流長，歷經劫難後仍未斷絕。……從這個角度看，玉器永遠代表著中國偉大的歷史。但從較為陰暗的角度看，美好之物通常都會落在品位低下的統治者和當權派手裡，他們並不在意自己糟糕的文字會毀掉這些古珍寶。因此，他們將帝王的詩句刻在這件美麗的物品上，並以此進行政治宣傳。
乾隆皇帝也許的確不是一名優秀的詩人，他的詩句半文半白，藝術性不佳。但這並沒有讓他卻步，他一生還是留下了近四萬首詩，可謂成就斐然。
上文中提到的「不可無碗置，定窯選一枚。」關於這句詩，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學者有了有趣的發現，他們發現了一隻碗，上面鐫刻的詩句與玉璧上的一樣。毫無疑問，他正是乾隆為玉璧挑的碗。
北宋 定窯白釉刻乾隆御製詩碗
在把玩這枚玉璧，對他進行思索的過程，乾隆帝所做的正是「通過文物看歷史」的關鍵。借物品探索歷史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識，還有想像力，此外，一些文獻和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本節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乾隆知道這塊玉璧是古老而珍貴的文物，想展現它最美的一面，他堅信這是一個碗托，為之尋找一個絕佳配物，並以其高度自信，對這一選擇確信無疑。他關於玉璧是碗托的臆斷未必可信，但我仍然佩服並讚賞他的處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