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帝王通過嚴嚴實實的政權網絡，凌駕於廣大民眾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網、一雙無形的巨大「魔掌」凌駕於帝王之上。
這一巨網與「魔掌」就是君主專制政體。
幾千年來，它就是一位無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駕於每一中國民眾頭頂，誰也別想逃脫它的陰影籠罩與異化閹割，全是這一制度的犧牲品。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難以逃脫此劫。
魏徵一死，唐太宗更是聽不進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為都開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為重，驕傲自滿，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拋棄了過去的節儉，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最為嚴重的，是他步隋煬帝之後塵，勞師遠征進攻高麗，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
中國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這是封建政體決定了的一種「宿命」。
有唐一代，要數唐玄宗李隆基最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現了開元中興的大好局面；後半生以安史之亂為轉折，使得整個唐朝也開始由盛到衰。李世民雖然沒有李隆基那麼嚴重，但也有點「虎頭蛇尾」的味道。
隋煬帝三伐高麗損失慘重，直接導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訓，與朝鮮半島上的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友好往來，他們都向唐朝納貢。三國相互間雖不斷征伐，但唐太宗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不輕易介入朝鮮內爭，只是派遣使節調停。
貞觀十七年（643年）九月，新羅使臣向李世民報告：百濟與高麗聯合，切斷了新羅與大唐間的貿易通道。李世民派員調解、警告不成，為使小小蠻國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斷然下詔親征高麗。
戰爭之初，唐軍攻克了不少城池，卻受阻於安市城下，損失慘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無功而返。
幾乎戰無不勝的常勝將軍李世民卻在晚年「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通過一次敗仗來結束自己的戎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這時，他才想起了魏徵，不禁悔恨地說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馬上恢復了魏徵的名譽，並為他重立墓碑。
其實，房玄齡死前曾為此上過一份遺表，大意是說朝鮮內亂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勞師動眾，只能是內為亡國之主隋煬帝報仇，外為新羅小國雪恨，可謂師出無名，即使取勝，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壓根兒就聽不進去。沒有強制約束，此時的進諫已成一紙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個人好惡與感情傾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東征高麗失誤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而貞觀之治後期也遠不如前期，馬周上疏稱貞觀後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繼，（百姓）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略無休時」。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東征高麗失利，二是失去親子之痛。
玄武門之變對唐代的影響甚為深遠，最突出者當數武則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將其視為享用不盡的「財富」嫻熟地玩弄於自己的親子身上。
而影響最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幾個親生兒子。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爭奪皇位繼承權，將玄武門之變幾乎重演了一遍。
玄武門之變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隱痛，他當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兒子效法，採取了堅決鎮壓的嚴厲措施，將李承乾與李泰兩人全部廢棄，改立晉王李治為太子。然而，卻留下了失子之痛這一無法彌補的心靈創傷。
李世民追求長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謂的仙丹，結果導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斷修建、擴大陵園，遺命將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紙墨如新」的《蘭亭集序》殉葬墓中，使得後人至今無從目睹名貴的「國寶」……這些，都對後來的帝王開了不好的先例。
若從本質而言，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其目的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鞏固大唐江山。他為此殫精竭慮，幾乎耗費了自己所有心血。就連臨死前，也在為兒子李治坐穩龍椅而玩弄權術。
貞觀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臨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將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貶到遠離長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疊州去當都督。然後，他對李治說：「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
李治執政後，聽從父言，馬上召回李勣，「冊拜尚書左僕射」，後來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為他效盡死力。
封建專制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徵就是人治。人心叵測，相應地，人治也就打上了變幻莫測的色彩。
唐太宗曾說過：「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盡忠於自己。因此，封建社會常常出現「人在政舉，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現象。
皇帝根據自己的好惡感情用事，政策沒有延續性與穩定性，「法治」的嚴肅性及法律的程序化於封建社會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
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駒過隙、曇花一現，中華民眾，更多的時候是生於庸世苟且偷安、陷於戰亂豬狗不如。
……
選摘 | 《歷史的刀鋒》
作者 | 曾紀鑫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本書從改變歷史的角度，選取古代社會在歷史轉折關頭對中國哲學、思想、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十一位典型代表人物，將他們還原於當時複雜紛紜的歷史舞台，置放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與廣闊的歷史空間，以西來的啟蒙思想為參照，用現代人的全新意識，進行多側面、全方位的觀照與比較、透視與研究、描述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