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周期率對話」的完整文本具有豐富而複雜的內容，而且多處引用或化用古語，需要認真辨析。「周期率」與「歷史周期率」是普遍與特殊的關係。「周期率」與「周期律」兩種表述均可講通，但應該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則稱為「周期率」。「其興也浡焉」與「其興也悖焉」和「其興也勃焉」意思一致，但淵源不同，引用時應該區別對待。「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榮取辱」各有其文本淵源和具體涵義。「歷史周期率」的要義是從「其興也浡焉」到「其亡也忽焉」的退化性變化，「超越歷史周期率」或「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要義是實現政權長期執政和社會長治久安。
作為一個思想含量豐富、發揮空間巨大的文史典故，「歷史周期率對話」是很多論著關注的焦點。關注「歷史周期率」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視角：一是「辭章之學」，著重探討「歷史周期率」的文本及其涵義等；二是「考據之學」，著重探討「歷史周期率」典故的形成、傳播和影響等；三是「義理之學」，著重探討「歷史周期率」本身的成因和對策等。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厚此薄彼。而就邏輯而言，研究「歷史周期率」，應該首先逐字逐句地研讀其文本，辨析其本義，從而走出「望文生義」和「想當然耳」的誤區，進而為「義理之學」夯實基礎。本文主要屬於第一種視角。
一、「歷史周期率對話」的文本全貌及其說明
「歷史周期率」這則典故源自黃炎培1945年7月初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的對話。其文本始見於黃炎培1945年8月出版的《延安歸來》一書。今人獲知這則典故則多源於1982年8月出版的黃炎培自述《八十年來》一書——《八十年來》將《延安歸來》作為附錄收入。
很多論著言及「歷史周期率對話」時往往選擇性引用，以致於人們難窺全豹。按照當事人黃炎培的記載，「歷史周期率對話」的文本全貌如下：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關於「歷史周期率對話」的上述文本，需要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一些論著在引用時常將文中的「不少不少單位」寫為「不少單位」，不妥。原文中兩個「不少」連用，不是誤用，而是著意以此強調「周期率」對於絕大多數的「單位」都是適用的。
第二，緊接著上述文本，還有一段重要的話：「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很多人以為這段話是交談之時黃炎培對毛澤東回答的當場反饋，實則不然。這段話是黃炎培事後的感想，因為這裡用的是「我想」而非「我答」或者「我說」。但這番感想的思想含量甚為豐富（特別是其中提及的「個人功業欲」問題），且與前文緊密相關，渾然一體，因此在探討「歷史周期率」時也應特別注意。
第三，上述文本有多處用典，例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這些用典，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化用；其表意有的未變，有的有所變化。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辨析。
二、「周期率」與「歷史周期率」不盡相同
儘管人們通常將上述文本稱為「歷史周期率對話」，但是在黃炎培與毛澤東的對話中頻繁使用的是「周期率」而非「歷史周期率」。「周期率」這個詞在文本中出現了五次，且均以「這周期率」的形式出現；而「歷史周期率」這個詞一次也未出現。那麼，這兩者是不是一回事情呢？
從文本來看，黃炎培所言之「周期率」的適用範圍不僅是「政權」，而且是更具普遍性的「單位」，包括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團體、一個地方，當然也包括一個朝代、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等。關於這一點，黃炎培在對話之初就說得很清楚。因此可以認為，「周期率」與「歷史周期率」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它們之間是普遍與特殊的關係。只有當「周期率」適用於社會歷史、國家政權時，才應被稱為「歷史周期率」。依照黃炎培的邏輯，除了「歷史周期率」，還應該有「個人周期率」「家庭周期率」「團體周期率」「地方周期率」等。
關於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這場對話，有多種命名和概括。世人往往效仿諸葛亮與劉備的「隆中對」而將這段對話命名為「窯洞對」或「延安對」或「延安窯洞對」等；也有人將其概括為「興亡周期率對話」「治亂周期率對話」或者「國家周期率對話」等；黃炎培的兒子黃方毅將其概括為「黃氏周期率」和「黃炎培周期率難題」；也有人稱其為「黃炎培歷史難題」；最常見的概括則是「歷史周期率對話」。而依據文本原文，應該概括為「周期率對話」。當然，概括為「歷史周期率對話」也有其道理：儘管黃炎培談到「周期率」的普遍性，但其著重點的確是在社會歷史、國家政權方面。
三、「周期率」與「周期律」均能講通
在各種論著、報導中，「歷史周期率」常被寫為「歷史周期律」。二者孰是孰非、孰優孰劣的爭論長期存在。《咬文嚼字》雜誌公布過《2009年十大語文差錯》，其中第九條即為：「時政文章中容易出錯的詞語是：興亡周期律。」並說明如下：「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同毛澤東的交談中，說到中國歷史上不少政權『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沒有跳出『興亡周期律』的支配。『興亡周期律』這一概念由此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直至今天。但長期以來，媒體宣傳中都將『興亡周期律』誤為『興亡周期率』。『周期律』是一種規律，指事物發展過程中某些特點反覆出現，不是兩個數值的比率。」這種說法引發熱烈討論。有人認為，「率」指的是機率，不同於「律」（即規律），「歷史周期率」有其特定的內涵，不能寫為「歷史周期律」；也有人認為「歷史周期率」系「歷史周期律」之誤，應該正本清源寫成「歷史周期律」；還有人認為「歷史周期率」比「歷史周期律」更能講得通，因為「歷史的規律」無法跳出和超越，而「歷史的機率」可以跳出和超越。
其實，「歷史周期律」與「歷史周期率」這兩種用法均能講通。「律」為一單音字，只讀作lǜ，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法律、規則」之意；按照《辭海》的解釋，有「法則；規章」之意；在此基礎上，人們一般將「律」理解為「規律」。而「率」為一多音字，在「歷史周期率」中不讀作shuài而讀作lǜ，《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其為「兩個相關的數在一定條件下的比值」，《辭海》解釋其為「一定的標準和比率」和「中國古代指數量之間的一定關係」；在此基礎上，人們一般將「率」理解為「比率」或者「機率」。與之相應，「歷史周期律」常被人們解釋為政權興衰存亡的周期性規律，而「歷史周期率」常被人們解釋為政權興衰存亡的周期性機率。但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不同，自然規律是必然性的規律，與人的意志和行為無涉，不會出現例外，因而總是以全稱判斷、必然性、確定性之類的形式出現；而社會規律往往與人的意志和行為有關，存在或多或少的例外，因而常常以特稱判斷、或然性、不確定性之類的形式出現。「歷史周期率」文本中的「不少不少單位」和「大凡」其實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因此，一般而言，政權興衰存亡的周期性規律就是政權興衰存亡的周期性機率，「歷史周期律」就是「歷史周期率」。兩者均能講通，因而也可以相互通用。
在兩者均能講通的情況下，究竟為何者要視原始文本而定。「歷史周期率」的文本出現在不同時代、多個版本的《延安歸來》和《八十年來》中。各版書中的用詞均為「周期率」而非「周期律」，例如重慶國訊書店1945年8月出版的《延安歸來》、上海書店1945年10月出版的《延安歸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的黃炎培回憶錄《八十年來》、文匯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等。
由於《延安歸來》是黃炎培口述、他人執筆完成的，因此有人揣測可能是執筆者將黃炎培口中的「周期律」誤寫成了「周期率」。此說不確，因為《延安歸來》的文稿經過了黃炎培本人的校改。黃炎培在1945年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大清早起來，自校《延安歸來》稿：《延安歸來答客問》、《延安五日記》及兩詩合裝。」由此可見，使用「周期率」一詞出於黃炎培的本意。另外，黃炎培1952年8月4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晚餐後，主席向各黨派征意見。我發言：（1）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覆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覆的周期率（見《延安歸來》）是正確的」。這裡的用詞也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因此，人們在引用時應該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則寫為「周期率」。當然，如果引用時與黃炎培無涉，寫成「周期律」也未嘗不可。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都收錄了「周期」一詞，但均未收錄與其密切相關的「周期率」和「周期律」。「周期率」與「周期律」這兩種用法均很罕見：「周期率」一詞似乎僅見於此處的「歷史周期率」；而「周期律」一詞似乎僅見於化學上的「元素周期律」。
無論是「周期率」還是「周期律」，都很容易令人誤解。因為「周期」一詞通常用於指涉確定的、特定的時間或者時期，而此處的「周期率」和「周期律」其實並無此方面的意思，它們主要指涉周而復始的「興亡」問題。為了避免相關誤解，可以將「周期率」或「歷史周期率」改稱「興亡率」或「歷史興亡率」，將「周期律」或「歷史周期律」改稱「興亡律」或「歷史興亡律」。
四、「其興也浡焉」「其興也悖焉」和「其興也勃焉」各有其淵源
黃炎培在闡釋「周期率」時使用了「其興也浡焉」和「其亡也忽焉」兩語。很多人以為這兩句話是黃炎培本人的說法。實則不然，這是他在引用古語。
關於「其亡也忽焉」，有的書上將其寫為「其亡也忽也」，兩者實際上沒有差異，但還是應該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則寫為「其亡也忽焉」。而「其興也浡焉」一語另有「其興也悖焉」「其興也勃焉」這兩種略有差異的表述，它們各有其淵源。
「其興也悖焉」是魯大夫臧文仲的話，出自《左傳》，原文為：「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查詢《辭海》可知，此處的「悖」通「勃」，讀作bó，釋義為「盛貌」，即「旺盛的樣子」。《辭源》中對「悖」字亦有如此解釋：「盛貌。通『勃』。」
「其興也勃焉」這種用法見於《舊唐書》和《新唐書》中的令狐德棻傳。當唐高宗詢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時，令狐德棻引用《左傳》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顯而易見，新舊《唐書》中的此語引自《左傳》，但是這裡用的是「勃」字而非原文中的「悖」字。由於「悖」字通「勃」字，因此「其興也勃焉」與「其興也悖焉」並無實質性差別。
與「其興也悖焉」和「其興也勃焉」這兩種常見用法均為不同，黃炎培在《延安歸來》中用的是「其興也浡焉」。但這種表述並非黃炎培的杜撰或者誤用，亦有其淵源。清代王引之《經義述聞》中有「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浡焉」的文字，但未與「其亡也忽焉」一句聯用。將二者聯用起來的是清代馬建忠《馬氏文通》：「《左傳·莊公十一年》雲『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黃炎培的引用比較接近於馬建忠的引文，但也有不同。馬建忠的引文將「其興也浡焉」和「其亡也忽焉」連成一句引用；而黃炎培的引文將「其興也浡焉」與「其亡也忽焉」分為兩句引用。應該說黃炎培的引用更接近於原典，因為在《左傳》中這本來就是兩句話。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浡」有「振作；興起」之意，而「勃」有「旺盛」之意，兩者有相通之處。查詢《辭海》可知，「浡」的解釋有二：一為「興起貌」，即「興起的樣子」，例句為《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二為「湧出」，例句為《淮南子·原道》中的「原流泉浡，沖而徐盈」。在《辭海》中，「勃」的一個解釋為「旺盛貌」，即「旺盛的樣子」。由此可見「浡」與「勃」有相通之處。而《辭源》則直接指出「浡」系「勃」的通假字：「興起貌。通『勃』。」
綜上所述，「勃」是本字，「悖」和「浡」都是「勃」的通假字。因此，「其興也悖焉」「其興也勃焉」和「其興也浡焉」這三種用法均能講通，均可使用。但本著「尊重原典」的原則，如果引自《左傳》，則應寫成「其興也悖焉」；如果引自《舊唐書》或《新唐書》，則應寫成「其興也勃焉」；而如果是引自黃炎培的《延安歸來》，寫為「其興也浡焉」。
需要說明的是，在「其興也悖焉」「其興也勃焉」和「其興也浡焉」這三種用法之外，有些論著還將這句話寫成「其興也渤焉」。這種情況不屬於通假，而屬於錯訛。查詢《辭海》和《辭源》可知，「勃」通「渤」，例如「渤海」亦可寫作「勃海」；但無論是在《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中，還是在《辭源》中，均未有「渤」通「勃」之說。因此「其興也勃焉」不能寫為「其興也渤焉」。
五、「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榮取辱」各有其淵源和涵義
黃炎培闡釋「歷史周期率」的話語在整體上呈現「總-分-總」的敘述結構：首先提出「周期率的支配力」這個核心概念，並用「『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括之；其次分別從「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榮取辱」三個方面闡述之；最後將「一部歷史」歸結為「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進而提出希望。黃炎培認為導致歷史周期率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榮取辱」三種情形，此點常為人們所忽略，因此值得一說。在對話文本中，這三種情形均被打上引號，表明它們各有其淵源，同時也是一種強調。
「政怠宦成」往往被人們理解為並列結構，即「政怠」與「宦成」，釋義為政治懈怠不前、官宦安於現狀。這種理解不太確切。「政怠宦成」實際上是「政怠於宦成」，其意思為：政治和官宦往往懈怠於有所成就之時。「政怠宦成」的文本淵源，應為西漢劉向《說苑》中的「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與之接近的文本淵源還有東周計然《文子》中的「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西漢韓嬰《韓詩外傳》中的「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和清人李嘉樂《仿潛齋詩鈔》中的詩句「政怠宦成方默警」。黃炎培所講的「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和「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其實都是對「政怠宦成」這種情形的描述。
「人亡政息」源自《禮記》：「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世人對「人亡政息」往往有兩種不盡相同的理解。第一種是將「人亡」與「政息」理解為並列關係，第二種是將「人亡」與「政息」理解為因果關係。從其文本淵源來看，第二種理解更為準確。同時，「亡」在這裡也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死亡，一是下台。在此基礎上，人們往往將「人亡政息」理解為「掌權者死亡了（或者下台了），他的政治舉措就停頓下來了」。但確切的理解應該是「為政在於得人，失去了賢德的人，好的政治措施就會被廢棄不用」。黃炎培正是在此意義上使用「人亡政息」一詞的。他所說的「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實際上是對「人亡政息」這種情形的描述。
「求榮取辱」這一說法的文本淵源應有多處。朱熹在註解《論語》「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時引用北宋學者胡安國的話講：「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清代金纓（金蘭生）輯錄的《格言聯璧》中講：「人爭求榮，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曾國藩在《與九弟國荃書》中講：「凡好名當好有實之名，無實則被人譏議，求榮反辱。」這些表述都是黃炎培「求榮取辱」一語的重要淵源。黃炎培將「求榮而反辱」「求榮反辱」等表述化為「求榮取辱」，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本來是為了追求榮耀，結果反倒導致了屈辱。「求榮取辱」與世人常言的「事與願違」「弄巧成拙」「好心辦壞事」「欲速則不達」等情形非常相似，其實質都是動機與效果的悖反。這種悖反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個人功業欲」等因素而無視、忽視客觀規律。黃炎培當時所言的「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和事後感想中的「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均與「求榮取辱」息息相關。黃炎培對「求榮取辱」的關注由來已久，在其1942年10月1日的日記中寫有「求益反損」「求榮反辱」「貪生反死」三語，均與「求榮取辱」之意密切相關。
當然，在黃炎培的論述中，以上三種情形並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交叉。需要指出的是，導致「歷史周期率」的情形非常複雜，黃炎培只列舉其中三種，人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探討。
對於黃炎培所列舉的三種情形，毛澤東回應了前兩種。「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這回應的是「政怠宦成」；「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回應的是「人亡政息」。而對於第三種情形「求榮取辱」，在黃炎培的記載中似乎未見毛澤東的回應。
六、從對話文本看「歷史周期率」和「超越歷史周期率」的要義
從上述文本全貌可以看出，黃炎培所言的「周期率」其實就是「『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如前所述，這兩句話源自《左傳·莊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此語可以闡發為：在面臨問題和困難時，賢主大禹和商湯往往反求諸己，在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因此他們的興盛非常迅速；而昏主夏桀和殷紂往往諉過於人，在他人身上尋找原因，因此他們的滅亡非常迅速。此語本身富有深刻的思想性，但黃炎培在此並未直接引用，而是化用。他不僅將「其興也悖焉」從字面上改為「其興也浡焉」，而且使其表意旨趣發生了改變：在原文中，「罪己」與「其興也勃焉」是因果關係，「罪人」與「其亡也忽焉」是因果關係，前後兩句話之間是對照關係，但主要對照的是「罪己」與「罪人」，而非「其興也勃焉」與「其亡也忽焉」。通過這種對照，可以說明君主品格對政權興衰的重要影響。而在黃炎培的化用中，「其興也浡焉」與「其亡也忽焉」成為對照關係，從而促使人們反思政權變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黃炎培不僅提出這個富有意義的問題，而且條分縷析、層層遞進闡述這個問題。他首先指出存在「前後反差很大」這種現象。前者即「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同時分析其原因為「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後者即「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指出其原因有二：一是精神懈怠（「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二是統治區域擴大。進而指出統治區域擴大的原因有二：一為自然發展，對於這種情況黃炎培存而不論；二為強求發展，對於這種情況黃炎培著意強調。他指出強求發展必然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二是「環境越加複雜」。這兩個結果共同導致一個嚴重後果：「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進而導致「歷史周期率」。
在當前的各種論著和報導中，「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這兩句話的引用率很高，但是對其涵義則言人人殊。筆者認為，對於「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這兩句話，應該連貫、對照著理解。這兩句話的要點是從「其興也浡焉」到「其亡也忽焉」的轉變。「歷史周期率」的涵義應該為：很多政權在開始之時勵精圖治、欣欣向榮，很快取代舊政權；但是隨著地位和環境的變遷，很快就蛻變、腐朽，從而導致衰亡，被新的政權所取代。「歷史周期率」實質上提出這樣一些嚴肅的問題：為什麼很多政權會「善始惡終」「今不如昔」「前恭後倨」；為什麼很多政權無法做到始終如一、善始善終、長治久安；為什麼治亂循環、興亡循環、政權更迭這類現象在歷史上頻繁出現。
政權一般會發生兩種變化：一是進化性變化，表現為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亂到治等情形；二是退化性變化，表現為從興到衰、從治到亂、從強到弱、從存到亡等情形。「歷史周期率」關注的是後者。「歷史周期率」的著眼點是很多政權存在前善後惡、前好後壞、前後有變、反差很大這種問題。這裡所說的「前後有變」，既有可能發生於崛起之前與崛起之後、掌權之前與掌權之後，也有可能發生於執政初期與執政後期、變法初期與變法晚期等。
總之，「歷史周期率」的要義是指很多政權往往不能善始善終，從而導致「由好變壞」「從興到衰」「由存到亡」等退化性變化。與之相應，人們常言的「超越歷史周期率」或者「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要義是指保持政權不變質、不腐化、慎終如始、善始善終，防止政權「由好變壞」「從興到衰」「由存到亡」，從而實現政權長期執政和社會長治久安。
（作者：馮務中，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