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生撰寫了大量進步文章，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文章在李大釗生前一直沒有結集出版。1927年李大釗犧牲後，他的侄子李兆瑞（後改名李樂光）開始收集李大釗的遺稿，經過幾年辛勤工作，編成文集四卷。但此時的北平特務密布，李兆瑞的行動已不太自由，於是文集就被李兆瑞交到了友人手上保存。幾經輾轉，1933年4月，在上海從事新聞出版的曹聚仁表示其群眾圖書公司願意出版這部文集，同時曹聚仁還專門致信魯迅，請他為李大釗作序。
魯迅並沒有忘懷李大釗這位「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的老戰友。在《新青年》時代，魯迅和李大釗就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不僅常常在《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會議上共同研究怎樣對敵鬥爭，並且還有書信往來。魯迅評價李大釗，「《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1926年，李大釗直接領導和參加了「三·一八」革命鬥爭，段祺瑞政府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面對敵人的屠刀，魯迅針鋒相對地揭露了敵人的卑劣兇殘，旗幟鮮明地痛斥所謂「討赤」的讕言。
魯迅很快就給曹聚仁回信：「惠函收到。守常（李大釗字守常）先生我是認識的，遺著上應該寫一點什麼，不過於學說之類，我不瞭然，所以只能說幾句關於個人的空話。我想至遲於月底寄上，或者不至於遲罷。」魯迅信守諾言，當月就寫好寄給曹聚仁。曹聚仁即將《<守常文集>題記》這篇文章編髮在自己主編的《濤聲》上。
魯迅還提醒曹聚仁，書稿送審國民黨反動當局會遭到刪節等麻煩，他的意見是：「我以為不如不審，也許連出版所也不如胡謅一個，賣一通就算。」如果送審，「給碰一個大釘子，正是意中事」。但曹聚仁很樂觀，認為李大釗死在國民黨「清黨」之前，那時還在國民黨任要職，給他留個紀念，應該不是問題。結果證明，曹聚仁想得天真了，儘管魯迅等人都做了最大努力，《守常文集》最終還是胎死腹中。值得慶幸的是，魯迅寫的《<守常文集>題記》提前在《濤聲》發表，1933年底又編入魯迅的《南腔北調集》。魯迅還在文末寫了如下一段附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裡存留，記此一件公案。
這裡的「Ｔ先生」是指曹聚仁，「Ｇ書局」是指群眾圖書公司，「Ｃ書局」是指商務印書館。
直到1939年，《守常全集》終於由北新書局託名「社會科學研究社」出版。此時，魯迅也已經逝世3年了。但《守常全集》剛一出版，就遭到租界反動當局的查禁，只有少量被人購得。上海解放後，《守常文集》才得以重新出版。1959年，經過多年的增補、編輯，《李大釗選集》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李大釗著作的出版經歷了曲折的過程，魯迅不顧個人安危欣然寫序，高度讚頌李大釗，「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他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表現了他對老戰友的真摯情誼和崇敬心情。至於附記中魯迅說自己「孟浪」，絕不是後悔為李大釗遺作寫序，而是表達了他對《守常全集》出版受阻的不滿與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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