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珍貴的遺產有哪些?

底片 發佈 2020-06-30T00:38:50+00:00

嚴復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玩味其言,宋朝雖已遠去,卻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遺產不勝枚舉,但事關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盤點的,顯然應該聚焦於政治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層面。

嚴復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玩味其言,宋朝雖已遠去,卻是造就今日的重要朝代;宋朝遺產不勝枚舉,但事關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盤點的,顯然應該聚焦於政治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層面。

宋朝的政治文化遺產主要集中在制度設計與統治思想上。

先說制度設計。

宋朝確立文官體制,抑制武將勢力,立國以後,在軍事制度上創設了樞密院、三衙的新體制。中央禁軍分為馬軍司、步軍司與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牽制,改變過去由一將獨領的做法,三衙主帥只有統兵權,沒有發兵權。

與此同時,另設樞密院作為最高軍事機構,長官一般由文臣擔任,只有發兵權,而無統兵權。每有征戰,皇帝親自命將,所命主將未必都是三衙之帥。

宋朝實行強幹弱枝、內外相制的方針。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京師禁軍都比地方禁軍雄厚精良,旨在拱衛京師,弱化地方,此即強幹弱枝。

在禁軍布防上,則一半駐守京城,一半分駐外地,合京城禁軍足以對付外地一處的禁軍,合外地禁軍也足以對付駐守京城的禁軍,不至於釀成外患內亂,此即內外相制。

這些削奪兵權、改革兵制的措施,有效保證了軍隊的穩定,徹底終結了晚唐五代以來武人亂政的動盪局面。

為防範相權獨大,威脅君權,宋朝採取了三項措施。

首先,把最高行政機構分為中書、門下與樞密院,把原屬宰相的那部分軍事權力劃給了樞密院。

其次,增設參知政事作為副相,防範宰相專擅。參知政事與樞密院長官都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構成整個中樞核心權力圈,以集體領導制約宰相擅斷。

另外,增設三司總理全國財政,把財權也從宰相手裡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權上,宋朝派遣文官主政州縣,直接對皇帝負責,另設通判掣肘州府長官。

在州府之上,派駐代表中央的路級機構,主要有漕司、憲司、倉司和帥司。前三者分別主管一路的財賦、司法與賑濟,同負監察一路州縣官的職責,故統稱「監司」。帥司專掌一路軍事和治安。

作為路級機構,四司既各專其職,又相互督察,這種互相牽制的權力結構,看似疊床架屋,卻使任何地方大員都不能專權獨斷,更不可能出現類似藩鎮割據那樣尾大不掉的禍患。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頂層設計,作為影響深遠的政治遺產也為後代所繼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時代,除卻王朝鼎革之際,從未再上演過皇權傾覆與地方割據的大亂局面,說其澤被後世,也是絕不誇張的。

再說統治思想。

縱觀宋朝制度,其頂層設計之完善與統治思想之進步是相互促進,同步展開的。宋代統治思想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

在確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將的基本國策的同時,開國者特立不殺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為後世君主必須恪守的制度保障。這種政治寬容度,在中國帝制時代堪稱空前絕後,也使宋代朝政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稱得上是最開明與寬容的。

宋朝士大夫獨立人格之養成,當然有社會變動的深層原因,但最高統治者的政策保護與思想導向,其作用不可忽視。尤其對於承擔權力監察功能的台諫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獎台諫」、「不罪言者」相標榜,「藉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

正是最高統治者能夠「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們才得以相對充分地議政論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權的頂層設計下實現其政治抱負。

再說精神文化方面。

宋朝的精神文化遺產,大眾往往矚目:

文學藝術上,有時代性品牌的宋詞、話本與南戲所象徵的市民文藝,《清明上河圖》與文人畫,蘇、黃、米、蔡的尚意書法,以宋瓷為極致的工藝美術;

科學技術上,有對世界文明產生劃時代影響的三大發明,沈括及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夢溪筆談》,水運儀象台代表的天文學,腧穴針灸銅人與《洗冤錄》標誌的傳統醫學。

但最宜後人究心的,應該是在構成宋朝精神文化上具有決定力的價值觀念。

在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動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關係或新格局在政治、經濟、階級、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領域接踵而至,僅憑舊儒學已難以敷用,亟需一種應對變局、解釋現狀、維護統治的新儒學。

經兩宋數代思想家「斷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創造性轉換,宋學作為新儒學,流派紛呈,大師迭出,成為先秦諸子學以後一座新高峰。

宋學涵蓋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等層面,重視思辨,強調義理,推崇理性,講究致用,作為宋型文化的精神內核,對當時與其後的思想、倫理、教育、史學、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發展路徑,都起著廣泛而深刻的作用。

宋學不僅是學術思潮,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對宋代以後迄於今日的民族素質與價值信仰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舉其犖犖大者,略有以下諸端。

其一,平等意識。唐宋社會轉型,開啟了科舉公平競爭的閘門,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各階層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個官僚隊伍主要出自科場的選拔,他們雖有等級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階級已無「士庶之別」,地權開始以經濟手段頻繁轉移,地主、自耕農與佃戶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僅僅耕地租佃,相對平等的契約關係已進入許多經濟活動。農民與手工業者也開始擁有遷徙權與流動權,促進了各階層間的橫向流動與上下流動。

所有這些變化,催生了人們對平等的朦朧嚮往。宋學家倡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強調這種平等觀。

在社會上,以農為本、工商為末的傳統思想受到挑戰,出現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觀念(這在近代公民化意識出現前不啻是身份觀念的革命)。

平等觀業已深入下層民眾,投射在起義農民的綱領口號上。王小波的「均貧富」,方臘的「法平等」,鐘相的「等貴賤」,都表達出對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相對前代,這種平等意識是新因素,但與近代平等觀仍有本質區別。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圍相對寬鬆,文化管理較為開放,無疑是兼容精神形成的必要前提。

首先,兼容精神表現在宋學形成過程中。各派儘管主張不一,甚至針鋒相對,但都能實事求是地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在理學體系的構建過程中,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創立者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或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毋寧說宋學本身就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寧馨兒。

其次,兼容精神也體現在宋代三教關係上。兩宋以儒學為主體,以佛道為輔翼的文化格局最終形成,君主明確主張「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故而儒、佛、道基本上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不僅新儒學各家出入佛老,自構體系;佛門也融合儒道,將忠孝節義引入佛教戒律;道教養生思想則從佛教哲學中汲取養分。在日常士民生活中,儒、佛、道也並行不悖,共處雜陳。

再次,兼容精神還淋漓盡致地反映在雅俗文化互融共存上。傳統詩文與長短句、小說、話本、戲曲各擅勝場,畫院畫、文人畫與民間畫齊頭並進,雅化的禪宗與俗化的凈土宗兩水併流,無不是兼容精神的有力表征。正是在兼容並蓄中,士農工商不斷吸收、消化、借鑑、融合其他異質文化,創造出璀璨輝煌的文化遺產並影響至今。

其三,經世理念。宋代文化以新儒學為價值觀,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入世型文化,講究履踐,強調經世,從根本上關注百姓怎樣生存發展、國家如何安寧強盛,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

唐宋轉型後,經科舉制的有力推挽,一個士大夫官僚階層迅速崛起。他們中的精英分子自許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實際擔當者,向皇帝發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籲請,展現出迥異於前代士人的自覺意識。即以理學強調「內聖外王之道」而論,就是旨在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功夫,最終落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從二程到朱熹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實踐者,浙東事功學派更揭出「經世致用」的旗幟。這種經世理念驅使士大夫精英懷有強烈的責任感與神聖的使命感,期待在匡世濟民中建功立業,最終實現自我價值。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號召,都是這種理念情懷的經典表述。

其四,名節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義廉恥掃地以盡。新儒學重建過程中,表彰名節操守尤其不遺餘力,至北宋中葉已「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

士大夫遂秉持淑世情懷鍛鑄理想人格,名節操守敦促優秀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進」,惕惕乾乾,自覺信奉「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將當世與後代對自己的評價視為高過賞罰、超越生命的永恆價值。

這種氣節操守,既有面對權位名利的非分誘逼而維護自身獨立自尊的層面,也有面對新主舊朝的易代鼎革而恪盡原有君臣名分的層面,更有面對外國異族的武裝入侵而堅持民族大義氣節的層面。

以上諸層內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現。第一層在「侃然守正,無所承望」的剛直官員那裡頗有亮點,也湧現了相當數量「職有言責,計無家為」的台諫官。第二層與第三層,由於民族戰爭綿延不絕,大義名分也成為瀰漫朝野的普遍風尚。

在宋學的鼓吹下,民族氣節在宋代,尤其南宋大為凸顯,「盡忠報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成為上至將相下至士民共同尊崇的道德規範。而楊家將抗遼、岳飛抗金、文天祥死節等事跡,也在南宋以後奉為民族氣節的最高典範。

當然,宋朝的遺產也有消極的影響,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纏葛繞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遺產而言,其制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軍事上,各自為政、動輒掣肘、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

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於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世,缺少活力、短於應對也就勢所難免。

就精神遺產而言,作為精神文化內核的新儒學確為時代注入過許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隨著外部環境的壓力與內部專制的強化,宋學明顯轉向內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內聖」之學凸顯。

自宋理宗起,理學作為宋學主流獲得尊崇,升為官學,創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漸泯滅,而「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經過後代的發酵,最終成為明清專制帝國控制官僚、馴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理性區分宋朝遺產中的新生兒與洗澡水,照單全收與一起潑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

選摘 | 《從陳橋到厓山》

作者 | 虞雲國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作者虞雲國先生兼具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與人文學者的生動文筆,通過對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繪,重大史事的獨到解讀,文化現象的別樣詮釋,制度層面的透闢剖析,最終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總論,宏闊而縱深地展現了宋朝興亡成敗的邏輯軌跡,堪稱是一部深入淺出而雅俗共賞的歷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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