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人布魯諾·舒爾茨，您聽說過嗎？除非您是資深文學愛好者。
對於舒爾茨，不光普通讀者陌生，就連從事文學評論與研究的專家級讀者，知道他的也不多。
他一生沒有留下多少著作，也就39篇很短的小說，一生就出了這兩個短篇小說集——《肉桂色鋪子》《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實際上，合在一起也沒多少。中國出版人將其合在一起，起名為《鱷魚街》，加在一起也就不到四百頁，二十萬字的樣子。
然而就是這樣一名作者——生前只在波蘭有點名氣——如今卻備受推崇。
厄普代克、庫切、菲利普·羅斯、哈羅德·布魯姆、辛西婭·歐芝克、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都對其推崇有加。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說：「他有時候寫得像卡夫卡，有時候像普魯斯特，而且時常成功地達到他們沒有達到過的深度。」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是誰？ 美國猶太作家，被稱為20世紀「短篇小說大師」。於197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據說，舒爾茨的創作驚動了遠在英國的意識流大師詹姆斯·喬伊斯，喬伊斯甚至萌動了學習波蘭語的想法，要親自走進舒爾茨的世界看看。
在他誕辰100周年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宣布該年（1992年）為舒爾茨年。
中國作家余華也是舒爾茨的粉絲，他認為，舒爾茨可與卡夫卡比肩。
所有這些知音都是在布魯諾·舒爾茨去世多年後才發現他的。
記者問：辛格將舒爾茨與卡夫卡、普魯斯特相比，並且說他達到了他們沒有達到過的深度，你怎麼看這樣的評價？
余華說：布魯諾·舒爾茨比卡夫卡年輕9歲左右，而且他翻譯過卡夫卡的作品，把《審判》從德文翻譯成波蘭文，他有可能受到過卡夫卡的影響。但是他的作品跟卡夫卡還是很不一樣的，卡夫卡的作品是冰冷或者很堅硬的，舒爾茨是帶有溫情的、很柔軟的，他小說里那些人物都是在漂浮不定的狀態。
實際上，舒爾茨並沒有翻譯卡夫卡的《審判》。
卡夫卡的《審判》於1936年首次譯成波蘭語發表，譯者署名舒爾茨，但實際上是由約瑟芬娜·塞林斯卡翻譯的。約瑟芬娜·塞林斯卡曾與舒爾茨訂過婚，不過，兩年之後告吹。舒爾茨終身未婚。
舒爾茨普遍被認為是卡夫卡的一個信徒、追隨者甚至模仿者。他的個人歷史與卡夫卡的個人歷史之間的相似性確實是矚目的。兩人都是在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統治時期生於商賈階級的猶太家庭；兩人都體弱多病，都對性愛關係感到困難；兩人都認真負責地做刻板工作；兩人都被父親形象所籠罩；兩人都死得早，留下複雜而麻煩的文學遺產。人們（錯誤地）相信舒爾茨翻譯過卡夫卡。卡夫卡寫了一個故事，故事中一個男人變成昆蟲；舒爾茨則寫了一些故事，故事中一個男人不僅變成一隻又一隻的昆蟲，而且變成一隻螃蟹。（父親雅各布的螃蟹化身被女僕扔進滾燙的水裡，但沒人能吃他變成的那團糊狀物。）
南非作家庫切說，舒爾茨對自己的作品的評論，應可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類同是多麼表面。他自己的傾向，是傾向於再創造——或許是編造——童年的意識，它充滿恐怖、迷戀，以及瘋狂的光榮；他的形上學是物質的形上學。這些，都是在卡夫卡身上找不到的。舒爾茨甚至還敢於按自己的形象來改造卡夫卡，足見他對自己的力量的信心。
《肉桂色鋪子》描述了一個少年在月夜所經歷的故事。書寫了夜間光影迷宮難以言說的魅力，帶有少年強烈扭曲的主觀色彩。少年的夜晚經歷是難得的美妙體驗，尤其是他一直神往的那些瀰漫著油漆、香火氣息、異國昆蟲、雙筒望遠鏡、書籍以及其他帶著遙遠國度和稀罕商品芳香的肉桂色鋪子。
《用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主人公「我」乘火車到用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看望住院的父親，那家醫院聲稱他們治療的秘密不過是把時間撥回去，讓垂死的人借用二手的時間苟延殘喘。這個小鎮經常發生離奇的時空錯亂，主人公「我」明明看到父親在飯店裡談笑風生，可是回到病室後卻發現奄奄一息的父親躺在床上……
舒爾茨營造的那個世界的中心人物就是沉浸在夢幻中的父親。他的全部小說總計有29篇，其中直接寫到父親的有10篇，另外有幾篇間接地提到了父親。
布魯諾·舒爾茨生於1892年，是出身商人階層的猶太父母的第三個孩子，他的家鄉德羅霍比茲是奧匈帝國一個省的小工業中心，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歸還，成為波蘭的一部分。雖然德羅霍比茲有一所猶太人學校，但舒爾茨卻被送去波蘭語高級中學。他學習的語言是波蘭語和德語，他不講街頭的意第緒語。在學校他的藝術成績卓著，但在家人的勸說下他放棄以藝術為職業的打算。他進勒武夫理工學院讀建築，但在1914年宣戰時被迫輟學。由於心臟缺陷，他沒有被徵召入伍。他返回德羅霍比茲，著手實施一個密集的自我教育計劃，閱讀和改進他的繪畫才能。他匯集一本以情慾為主題的圖畫集，叫作《偶像崇拜集》，並試圖銷售，但不成功。
由於無法以藝術謀生，加上父親逝世後要承擔起支援滿屋病弱親人的重任，他就在當地一所學校擔任美術教師，一直做到1941年。
《肉桂色鋪子》在波蘭知識界引起熱烈反應。舒爾茨訪問華沙時，受到各藝術沙龍的歡迎，文學雜誌向他約稿；他的學校授予他「教授」稱號。他與
受教學和家族責任的負累，加上對歐洲政治發展的憂慮，這些因素導致舒爾茨在20世紀30年代末陷入抑鬱症狀態，無法寫作。波蘭文學院授予他「金桂冠」稱號並未能使他打起精神。
1941年夏天，德國人入侵，對猶太人的殺害開始。
他幸運地獲一名自稱喜愛藝術的蓋世太保官員的薦舉，從而獲得「必要的猶太人」的地位和珍貴的袖箍，這個識別標誌在圍捕期間使他得到保護。他替其贊助人的住宅四壁和蓋世太保官員們的賭場的四壁做裝飾，並獲得糧食配給作為報酬。
華沙的好心人偷偷帶錢和假文件給他，可是，他還沒決定逃離就被殺死了。
他是在蓋世太保發起的一個無政府日期間，在街上被挑出來槍斃的。五十歲的他就這樣沉默消失於世界。
1943年，猶太人已在德羅霍比茲絕跡。
所以，要想立即他的思想，可以從猶太人的命運開始。
猶太人漂浮不定，居無定所。
舒爾茨的筆下世界，雖然不乏溫情，但主要是灰色調的，甚至經常處於夜晚等暗淡場景之下，人物處於不斷逃離的狀態。
布魯諾·舒爾茨的大部分作品裡都會出現 「父親」，而且在不同的篇目「父親」會變形為人、蟑螂、螃蟹、蠍子等不同的形象。
余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空曠的父親，仿佛是不存在的父親，因為他一會兒變成鳥，一會兒又變成蟑螂，或者作為鳥死亡以後又作為蟑螂回來了，然後又作為螃蟹回來，又作為螃蟹死去。他連一個正常人的死亡都不曾擁有。
他的畫和文字在我看來完全一致，都是那種時刻準備逃離的狀態。在小說《父親的最後一次逃走》中，那個父親再回來的時候是作為螃蟹回來的，但是母親在樓梯上一眼看到胖胖的螃蟹，就知道是她的丈夫回來了。不管他變成鳥還是蟑螂，只要母親一眼看到就知道是誰。舒爾茨用了一句非常精妙的話，他從孩子的角度抱怨母親從來沒有愛過父親，「既然父親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女人的心裡紮下根，他也無法和現實打成一片。」余華認為，從來沒有紮根，也無法和現實打成一片——這不僅僅是父親的命運，舒爾茨其實寫的是猶太民族的命運。
這讓我想起阿摩司·奧茲在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的描述： 「小時候我希望自己長大後成為一本書，而不是成為作家。人可以像螞蟻那樣被殺死，作家也不難被殺死，但是書呢，不管你怎樣試圖要對其進行系統的滅絕，也會有一兩本書伺機生存下來」。
「這不是開玩笑：生活靠一根細線維繫。我現在明白，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談，或許這就是最後一次，因為天曉得將會出什麼事可能會發生騷亂，集體屠殺，血洗……」
「一千暗年把大家全部隔開，即使同一號子間裡的三個囚犯，即使特里阿扎那一天，那個星期六早晨，母親背靠大樹坐在那裡，父親和我枕著她的膝頭，母親撫摸著我們二人，即使那一刻，那是我童年時代最為寶貴的一刻，我們之間也隔著一千個無光之年。」
阿摩司·奧茲也是一名猶太人。
不過，將舒爾茨的文字僅僅看成對猶太人生存困境的書寫，顯然是有些表面化了。
舒爾茨曾在書信中自我闡述道：「在一部藝術作品中，那個把它與我們所有的關注聯結起來的臍帶還沒切斷，神秘性的血液仍在循環；血管的末端消失到茫茫黑夜裡，然後從茫茫黑夜裡回來，充滿暗液。」
或許，在他看來，不存在死物質這回事，物質也不是維持一種固定的形式。
「現實呈現某些形狀，僅僅是為了顯露，如同一個笑話或一種遊戲形式。一個人是人類，另一個人是一隻蟑螂，但外形不能說明本質，而只是一個暫時扮演的角色，一層很快就會脫掉的皮……形式的變換是生命的本質。」
因此，他的世界「瀰漫著反諷氣息」：「單獨的個人存在的赤裸裸的事實含有一種反諷，一個騙局。」
他的文字並不晦澀，並不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但卻很難懂。
對於那些讓人感到無厘頭甚至生死都錯亂的故事，他並不想給出倫理的正當性。
他說：「藝術的作用是做一次深入無名中的調查。藝術家是一部機器，負責記錄那個深層中的進展情況，價值形成於那個深層中。」
童年的生活，是他創作的內容庫，但是，又不僅僅如此。在個人層面上，他承認故事來自及表現「我的生活，我的命運」，這命運的特徵是「深刻的孤獨，與日常生活的東西隔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