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疑獄集》到《棠陰比事》
——《判詞經典》第一季之完結篇
甘棠圖 高儕鶴 繪
五代雖短，但也有劃時代的法律著作問世，這就是和凝的《疑獄集》。說它劃時代，是因為它應當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案例彙編。
關於和凝的身世，《舊唐書》本傳記述甚詳，其云：「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成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十九登進士第。」和凝不僅有學問，為人亦行俠仗義，《舊唐書》就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
滑帥賀瑰知其名，辟至幕下。凝善射，時瑰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胡柳陂，瑰軍敗北，惟凝隨之，瑰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瑰，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瑰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日隆。
和凝日後果真得享重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初為梁義成軍節度從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學士。唐亡入晉，官至左僕射。晉亡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漢亡入周，至顯德二年乃卒。」和凝撰述《疑獄集》的情況本傳並未提及，到了宋初，其子和㠓將父親的舊作進行了續補，其所寫的序言對「父作子述」的過程做了詳細說明：
《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嘗采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二卷，留於篋笥。小子㠓，得遺編而諷讀，認先訓之丁寧，蓋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聽訟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政理，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況當盛世，詎可平沉。㠓伏自天闕策名，宦途結綬，三任親民於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斗訟之源，益慕精詳之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四軸。上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㠓附續。父作子述，誠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化。
由和㠓之上述序文，可以看出其所以編纂《疑獄集》，用意就是發揮判例的指導作用，所謂「用悟後人」「為卿士之指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其云：
所記皆平反冤濫、抉摘奸慝之事，俾司憲者觸類旁通，以資啟發。雖人情萬變，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跡，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於治獄亦不無裨益也。
所以說，注重判例的指導作用，亦是中華法制之傳統。在此方面，和氏父子堪稱先驅，功莫大焉。就如杜震所說杜那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為之編。其子和㠓又能成父子之志，終其書以昭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
《疑獄集》各篇，率皆短小精悍，其中不少屬於偵查破案、司法鑑定方面的經典案例，《張舉燒豬》就是個中名篇：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豬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更多的則是以例說明如何原情定罪，準確適用法律。《承天情斷》就是一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的典範。有意思的是，這個案件本身就是運用了先例裁判的方法：
宋何承天為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孫滿射鳥，誤中直帥，雖不傷，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也。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疑獄集》影響深遠，以之為藍本增廣演繹者不乏其人。南宋鄭克所撰《折獄龜鑑》就是其中較為知名者。鄭克之里貫仕履，朱緒曾考之甚詳，其於《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四《棠陰比事跋》中曾謂：
客問撰《折獄龜鑑》之鄭克，余應之曰：元劉壎《隱居通議》雲，高宗紹興三年降旨恤刑，戒敕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為湖州提刑司干官，因閱和凝《疑獄集》，易舊名曰《折獄龜鑑》。劉起潛稱為鄭克明，知克字克明。《呂成公方元恪墓誌》「女孫壻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鄭克」，是曾由縣尉而為干官。其本貫開封人，南渡因徙家焉。客喜而退。
關於《折獄龜鑑》之與《疑獄集》的淵源關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云：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直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㠓所續均未詳盡，因採摭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究悉物情，用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為賅備。
比之《疑獄集》，《折獄龜鑑》不僅條數更多，體例亦更整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援引晁公武的話說：「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為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矣。」更具新意的是，鄭克在每一案例之後都附上一段按語，就像是「裁判要旨」的提煉，寥寥數筆，常能點出要害之處，「如龜決疑，如鑒燭物」。我們且以開卷第一篇《孫登比丸》為例。孫登是三國時吳國大帝孫權長子，立為太子後，未及即位而卒。《孫登比丸》記錄的就是與他有關的折獄故事：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
鄭克所作的按語是：「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再看一篇《胡向科杖》。案情是：「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將不聽。至請於朝，乃如向議。」鄭克所作按語為：
此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凡人相毆擊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至死也。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概科斷？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這類情事我們今天常常遇見，裁判結果卻常常不盡如人意。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在斷案時少了鄭克所說的這幾個面向的考量，或只執其一，或顧此失彼，就難以做到平允。此外要說的是，將「名分」列於首位，是鄭克一貫的做法，「名分」是「大者」，是前提，不將名分搞清楚，專在細枝末節上做文章，雖然條條款款都看似合法，但在根本上就錯了。此類案例可以說說《陳奉古咎法》，案情如下：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為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斗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鄭克就此案寫了很長的按語，詳細解說此間的法理：「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卒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斗，而實非斗。若以斗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末了鄭克還說：「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夫奈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者繆耳。」確實如此，世間的許多冤錯案件，並非因了法有問題，根源還在於用法者出了問題，「深文峻法，務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所以，無論是「正名分」，還是「原情理」，最基礎的工作還是要明乎法意。《殷仲堪原情》就提供了一個「用法忠恕」的範例。案情是這樣的：
晉殷仲堪，為荊州刺史。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於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欽生徒有誕妄之過耳。」遂活之。
鄭克的按語云：「昔人稱郭躬『推己以議物，舍狀以探情』。夫推己以議物者，恕也；舍狀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法忠恕，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舍狀」與「探情」，是兩種方法的對立，前者只看表象，後者則是透過表象看本質。「俗吏」之所以為「俗」，就在於目光短淺，只看到表面那些東西。鄭克的按語就是如此文約義豐，啟人心智。正如法史學家何勤華所言：「如果說這些案例本身還不具備判例法學的性質的話，那麼，鄭克的按語部分，則是地地道道的判例法研究理論成果或判例法學的表述。」
《折獄龜鑑》之後，尚有清代胡文柄《折獄龜鑑補》，真可謂餘音裊裊，續貂者眾。我們要說的卻是宋代的另一部演繹之作，喚作《棠陰比事》。說到「比事」，你可能馬上會聯想到董仲舒的「決事比」，兩者確實是有淵源在內的。清代道光年間朱緒曾為重刊宋本《棠陰比事》寫的序言開頭便說：「比事屬辭，《春秋》之教。漢人以經決獄，董江都著《決事比》，《崇文總目》載之。宋四明桂夢協《棠陰比事》蓋取此義。」那「棠陰」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要說到《詩經》的《甘棠》。《甘棠》一詩，收入在《詩經·國風·召南》，其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詩中所說的「召伯」，是指召伯奭，又作召公奭，系周文王之庶子，周武王之弟。姬姓，名奭，因食采於召，是稱召公。因與周公旦分陝而治，為當時之二伯，故又稱召伯。召公有德政，《史記·燕召公世家》云：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詩。
因了這首《甘棠》詩，後世便將「棠陰」喻作決獄斷案之地。《棠陰比事》的作者桂萬榮，自己也是有棠陰之下決獄斷案經歷的。他是南宋時慈谿人，字夢協，慶元二年進士。《慈谿縣誌》本傳，有三事給人印象最深。一是，「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以紀律繩之。馭小民以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為不善。秩滿，民為乞留。」二是，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尚嚴刻，以鹽課拘系甚眾。萬榮具書告，在不從。乃挾行床，與所拘人同寢。在愧，即委縱遣焉。」三是，「進直秘閣，遷尚書右郎。屢疏乞老，奉祠崇禧。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年九十卒。」
桂萬榮亦曾自述《棠陰比事》與《疑獄集》《折獄龜鑑》的傳承關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此語也道出《棠陰比事》在文體上「所以有異於和、鄭之書也」，那就是比事屬辭，聯韻而成。所謂「比事」「聯韻」，就是將兩道相類或相反的案例放在一起，聯成一韻。「使事必相比，易於觸類引伸」。試舉其中「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以為例示：
杜鎬侍郎之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鎬幼，輒曰：「僧、道之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用此為斷。
黃霸，字次翁，漢宣帝時為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台，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
按：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這種形式就是所謂「比事」，而所言之事恰又涉及法律上的類比。於今看來，黃霸輒戮三男，確實霸氣了一些，但其適用法律的方法卻有值得玩味之處。除了類比，還有「大處著眼」的意思在內。倘若只是著眼於辨子認父，甚至搞起親子鑑定之類的勾當，那就是「小處著眼」了。小節看似合法，大節終是不合法，此俗吏所為也。
《棠陰比事》當年還得到理宗皇帝垂覽，「天語褒嘉，書遂盛行於世」。桂萬榮對此有「識」記之：
端明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尚右郎蒙恩陛對，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次奏懲群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薦賜褒嘉。既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所編《棠陰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即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聞見。豈料天侈其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躬謝。」既出禁門，便有力求此本者。
明清之間，代有刊布，惟明代吳訥有畫蛇添足之舉，蓋「病其聲韻對偶，以為序次無義，刪去其相類復出者，僅存八十條，別以刑獄輕重為先後」。幸有大藏書家黃丕烈於嘉慶戊辰秋日「出番餅十四枚」購得傳是樓所藏宋刻，「俾見廬山真面目」。道光年間，金陵朱緒曾又以此本影刻重刊。朱氏《重刊宋本〈棠陰比事〉序》中對於三書之異同代比較可謂知論：
和氏之《疑獄》，掎摭故實，乃法家之成案；鄭氏之《龜鑑》，辯論精審，乃成案之讞語；桂氏之《比事》，依類連貫，乃成案、讞語之比例。三書不可缺一，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棠陰比事》不僅一直是宋元明清歷代司法官的枕邊書，也在日本、韓國產生了很大影響。1956年，荷蘭漢學家高羅佩還將其譯成英文出版，並把它譽為中國舊式案例書的典範之作。在英文版卷首的長篇解說中，高羅佩還特意提到《棠陰比事》的文學價值，認為它不僅本身具有一種高雅的古風，也成為明代以後公案小說取之不盡的案例來源。其實，高羅佩自己的「大唐狄公案」小說系列，也頗為得益於《棠陰比事》。他在《狄仁傑奇案》自序中這樣說：
前清末年，英國柯南道爾所著福爾摩斯之偵探小說譯成華文，一時膾炙人口；是後此類外國小說即遍流國內，甚至現代人士多認為：除英美法德四國所出以外，全無此類述作。果爾，中國歷代循吏名公，豈非含屈於九泉之下？蓋宋有棠陰比事，明有龍圖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時賢明縣尹，雖未有指紋攝影以及其他新學之技，其訪案之細。破案之神，卻不亞於福爾摩斯也。
而在他的自傳稿中，他更為清晰地表白了《棠陰比事》如何為他的狄公小說提供「情節」：
當我為自己的頭三部狄公小說找「情節」時，我參考了古老的中國公案文學。由此我找到了一部十三世紀的法學偵破手冊，即《棠陰比事》。鑑於我的藏書都被儲存起來了，我無法進行深入的漢學研究，但對這本書的研究卻可以在不參考其他資料的情況下進行，我選擇了它作為研究對象。該書在1956年出版。
一個外國人，尚能深深地感知《棠陰比事》的不凡價值，我們自己又有什麼理由不去珍視呢？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編輯：陶羽黛 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