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陳壽入晉後，西晉承曹魏，故須尊曹魏為正統，所以對曹操有所隱諱，說成是漢獻帝賜封。而范曄是南朝宋人，不需為曹魏隱諱，故而寫出事實。
提到歷史失真的原因，呂思勉先生曾經在《史學研究法》中歸納過十一點，按照主、客觀進行分類，將有利於加深理解，主觀原因:記憶脫落及以己憶補之、主觀放大與縮小、親歷者的隱瞞、情感因素導致的曲筆等;客觀原因:所見所聞因時因地所限、史實越傳越離譜、史料流傳過程中的變化等。
呂思勉先生可以說對歷史失真的原因，做了很好的詮釋，所說內容亦較為妥切。西晉陳壽編撰的《三國志》在我國二十四史中占據重要位置，其史學編撰的實錄精神毋庸置疑，但曲筆之處也不容忽視，幾乎也是由於先生所述之原因造成的曲筆。《三國志》歷史記載失真的四種表現形式有「隱諱、虛構、誇張、附會」，分析這些形式一則有利於理解陳壽這種做法背後的史學思想，二能更好地剖析表象身後的深層原因。
一、隱諱隱諱
因政治、正統、避諱等原因，而不能秉筆直書，故採用此法，以求避禍、著作流傳等。《公羊傳·閔公元年》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182這是古代避諱的一條總原則，即使是孔子也難逃此窠臼。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春秋時期晉文公為確立霸主地位而舉行了踐土之盟，並召周襄王參加，而這並不符合禮儀制度，諸侯怎能召天子呢，豈不是「禮儀征伐自諸侯出」，所以孔子便記載成了「天王狩於河陽」，是天子去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打獵，而不是被晉文公所召。
可見，從孔子開始便開了曲筆的先河。李穎科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的直書與曲筆》一文中，總結了曲筆的三點原因:「第一，懾於統治階級的淫威不敢秉筆直書;第二，屈從於個人名利而不願秉筆直書;第三，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貶」。雖然此文主要是針對魏晉南北朝史學來說的，但對於我國古代史學也是有「以小見大」之效。連被世人稱讚的陳壽②，也有不得不為統治者所隱諱之作。
《晉書·陳壽傳》記載「(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三國志·武帝紀》記載了曹操在建安年間(公元196年－220年)擔任官職均為漢獻帝所賜，可范曄在《後漢書·孝獻帝紀》里卻記載官職為曹操自領，而不是漢獻帝所賜。現把二書之間的記載列出來進行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差異：
「冬十月……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後漢書·孝獻帝紀》:「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三國志·武帝紀》:「九月……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後漢書·孝獻帝紀》:「秋八月戊寅，曹操……自領冀州牧。」
《三國志·武帝紀》:「……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後漢書·孝獻帝紀》:「夏六月……曹操自為丞相。」
通過對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記錄的差異，這是因為陳壽入晉後，西晉承曹魏，故須尊曹魏為正統，所以對曹操有所隱諱，說成是漢獻帝賜封。而范曄是南朝宋人，不需為曹魏隱諱，故而寫出事實。從這點可以分析出，隱諱是導致歷史失真的原因之一，比隱諱更進一步的便是虛構了。
二、虛構
虛構，顧名思義，就是無中生有。在中國敘事傳統中，歷史文本是孕育敘事文學的具體母體。形成這種敘事傳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歷史敘事中虛構、想像語境的營造，使歷史文本具有了的文學素質，溝通了歷史與文學，為今後小說創作的藝術虛構打下了初基……歷史是科學，是恰如其本然地敘述發生過的事，真實性、客觀性是歷史編纂的最重要的要求，實錄是其最基本的原則。
但歷史又是藝術，歷史的重心是人的行事及其所作所為。」這說明虛構的記史手法在我國史學中很常見。我國古代史籍包括占有重要地位的《史記》之中，也不乏虛構的記載。《史記·高祖本紀》:「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顯然這種描寫增強了高祖的神話色彩，乃天之驕子，理應滅秦、項以承大統。但這樣的記史手法無疑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清代三大考據著作之一《十七史商榷·袁紹傳注誤》:「《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謂紹延征北海鄭玄而不禮，案玄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北面顧為弟子。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得有不禮之事?此注又引《英雄記》載曹公雲:『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語。本傳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度，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而卒，則安得有行酒氣絕事?』皆妄也。」虛構亦可以算作是一種藝術手法，在歷史的編寫中很常見，這需要我們辨識，與此相類似的手法還有誇張。
三、誇張
誇張是「有而擴所」，亦是一種藝術手法，在文學寫作中司空見慣。可對於史學來說，求真可以說是歷史的追求，如果誇張的記錄必然會導致失真。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其中在《三國志·諸葛亮傳》「郭沖言五事」中的第三事，即今天的「空城計」，其實《三國志》中並無此事，但裴松之《三國志注》收錄此事。
所以陳壽根本沒有採錄，認為此事荒誕不羈，不可採信。後來經過考證，此事有多處不實，一則:當時司馬懿正鎮守宛城，在荊州地域，不可能與諸葛亮對敵;二則如其所說，司馬懿率領二十萬大軍前來，可以將其團團圍住，何至於馬上逃走。這即是「空城計」。後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更是將諸葛亮描寫得出神入化，以至於魯迅評價「狀諸葛亮之智而近於妖」，諸葛亮在此已經不是凡人了，可見誇張的手法更適合在歷史小說中運用。
梁啓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有誇大一條，說道「一個人做一部著作———無論所作的是傳記，是紀事本末，是方誌，或是國史，總有他自己的特別關係。即如替一個人作特別傳記，必定對於這個人很信仰，時常想要如何做得很好……誇大心，人人都有;說好說壞，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難免。自問沒有，最好;萬一有了，應當設法去掉它」。
他還為了說明誇大、誇張導致的失真及危害，舉了「孔子與顏子在泰山頂上同看吳國城門中的一個人，顏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很清楚」的例子說明誇張，寫作者將孔子神話了。
四、附會
附會就是把原本不相關聯的事情，生拉硬扯到了一起，一般來說這是為了突出或貶低該人物。衛世平在《識破詭辯的「附會」把戲》開篇解釋道「附會，亦稱傅會，主要指把互不相關或關係甚遠的事物生拉硬扯在一起，進行連類比附。它不是謹慎地探究事物相關因素，而是在玄虛擬議中取譬事情與詭辯求理，得出認識結論往往似是而非，甚至不著邊際」。
《三國志·荀彧傳》寫道「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以及《三國志·郭嘉傳》記載「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即使荀彧、郭嘉二人智慧超群，恐亦不能如此精準的算定後來之事吧。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中亦解釋說「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動人聽也……此二事彧、嘉之逆料，可謂神矣，然豈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變，策之必死於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傳》之穿鑿附會乎?」
看來對於這兩條史事的記載，早已有人質疑它的真實性了。《資治通鑑》卷五十九記載了鮑信對曹操說的一句話「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鮑信何以知道袁紹必斃，曹操必能安天下，附會之意十之八九。清朝劉獻廷的《廣陽雜記》卷四里有一條是說「黃鶴樓」的，「樓南之台曰涌月。有粗黃石。大書涌月台三字。高古遒媚。俗以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有時為了讓某些古蹟等更加出名，便附會名人題字，而導致失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