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近鄰日本，我們能發現：強烈的危機憂患意識，是日本民族內心深處與生俱來的，這個危機憂患意識就是日本民族思想文化精神的唯一自生元基因。在這個內生元基因的基礎上，日本民族歷史上成功地經歷過兩次關乎民族存亡發展的思想改革而發展完善了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價值體系。日本的思想改革，主要表現在向外民族學習引進吸收的進步過程。
日本的第一次向外民族學習進步過程，是向中華民族的學習。這個過程長達近20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徐福東渡與鑒真東渡為典型事件的1000多年，日本民族逐步吸收中華文明，並將其轉化為日本民族的基礎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強烈的憂患意識與「自強不息」中的勇敢拼搶精神的選擇性結合，成為了日本「武士道」的核心精神；「厚德載物」的儒家「仁義禮智信」思想被吸收改造成為日本的「大和精神」。
這個第一階段向中華民族的學習，讓日本民族緊跟了當時世界最先進強盛的中國，讓日本民族在自己「憂患意識」的元基因上，第一次完成了構築自己完整的民族思想文化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體系，以「武士道精神」為硬的、自強不息的一面，以「大和精神」為柔的、厚德載物的一面「合二為一」形成。
日本在這一學習階段，沒有丟失與「自強不息」精神相關的「武士道精神」而發展成單邊的「大和精神」，也沒有象中國同時期出現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偏科。
第二階段的向中國學習，是發生在「宋明理學」時期之後300年間。
這個階段，中國宋朝的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對孔孟儒學有所發展，但它對中國社會更主要的影響，是通過把孔孟儒學作為國家取士科考的方法，進一步大大強化了孔孟儒學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精神的實際控制。
在這個階段，中國明朝王陽明的良知心學，提出了「良知」與「知行合一」的觀點理論，正好彌補了孔孟儒學在「自強不息」與「行」兩方面的偏科甚至缺科。王陽明的良知心學，在理論上使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精神核心價值，重新回歸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健全完整、知行合一健全完整的軌道，在這一點上，王陽明的良知心學，對中華民族與華夏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但很可惜，因為當時孔孟儒學已經統治中國思想文化2000年、已經太過於強大，王陽明良知心學的亮光被孔孟儒學的陰影完全遮蓋。在中國，王陽明的良知心學只被當成了孔孟儒學的一個小分支或小補充，甚至是孔孟儒學的叛逆，因而沒有普遍而深入地植根於中國思想文化精神核心價值體系，更沒被中華民族躬行於社會實踐。所以，這個王陽明良知心學，並沒有對中華社會現實產生根本性普遍性與劃時代的影響與變化，中華社會，仍然沿著孔孟儒學的方向繼續偏科地發展著。
中華民族與華夏文化誕生了王陽明，但又丟失了王陽明。
但在日本則完全不同。在日本社會，孔孟儒學與王陽明良知心學都是外來思想，無師無徒，誰管用，誰直達「良知」、誰更符合真實世界的客觀規律與價值，就吸取誰。所以在這一階段，日本民族又向中華民族學了「致良知」與「知行合一」這個狠招。
日本民族向中華民族的學習中，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上沒有偏科，在「知行合一」上也沒有偏科，並在「與時俱進」上也沒有耽擱。而中華民族這個老師，孔孟儒學的發展至今，在「自強不息」與「行」這兩個方面，都是偏科的，在「與時俱進」上是落後的。
這就是為什麼說日本民族學習中華文化，比中華民族掌握中華傳統文化優秀核心價值的精髓更好，原因在此三個方面。
日本民族向中華民族的這兩個階段的學習，加上日本民族元生的憂患意識基因，構建成了日本民族的傳統核心價值體系，它就是日本傳統武士道+日本傳統大和精神。日本的這個傳統思想精神核心價值體系，已經初具科學性與完備性，且在當時已經具備較好的先進性與務實性，從而使日本產生出強大的民族生命力。
武士道精神，最鮮明突出的特質，就是「過度強烈的憂患意識」與「偏執到極端、偏執到拚命的霸道意識」的結合。危機隱患意識，是一個個人或一個民族內生自強發奮、甚至發狠的精神源動力。但這個基因過度強烈、膨脹，就會導向兇殘。
日本思想文化改革的啟示是什麼？
日本軍國主義，就是日本民族的危機憂患意識過度膨脹而孕育出來的兇殘怪胎。因為日本民族有這個基因，又有這個土壤，而且，日本民族的這個元基因特別特彆強烈，強烈到高於一切、壓倒一切，一旦氣候條件適合，軍國主義這個兇殘怪胎就可能重新投胎。
所以，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與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民族自己，都必須有所防範。如果日本民族也熱愛和平，日本民族就應該對自己的這個元基因有一個客觀清醒的認識與定位，應該對它有所控制，應該放棄對外、對它民族的侵略、攻占、掠奪的元欲動力，與時俱進，堅持和平，堅持以勤勞堅毅融入新時代的和平世界。
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向外民族的學習進步過程，是近代的這200多年向歐美學習吸收的過程。
在向王陽明學習的末期，日本社會已經開始了明治維新的萌芽。約200年前，日本與中國同時被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沖開國門。這次事件，導致了日本全社會的明治維新運動，開始讓日本很快就找到了有效學習吸收歐美普世價值精神的方法，很快就把「強權霸道科學務實」精神有效融合於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將「自由民主公平博愛」有選擇地融入日本民族的「大和」精神之中，使日本的「武士道」與「大和精神」與時俱進、優化與強固，提升為近現代版。這樣就最終形成了日本民族近代的思想文化核心價值體系。
日本民族的第二次思想改革，讓日本民族又一次與時俱進，並快速跟上了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新一輪發展，幫助日本這樣一個貧乏的小島國，倖免於近代的重重災難，走上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並保持100餘年精進不衰。
日本以這個向外學習、並有效結合本民族基因而得到的較完備先進適合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核心價值體系，應對當今的世界與人類格局，很合適恰當、很討巧、很成功，對日本民族的歷史與現實處境也相當合適。西方與日本的這些思想改革，都是很好地解決了他們民族當時的社會思想核心價值體系問題，從而幫助他們國家社會實體走上健康快速的發展道路。
日本與歐美的思想文化核心價值體系中最為突出的特點，就在於都把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作為基礎性的關注重點，為此強化自強不息精神，在處理民族與國家利益時，把勇敢拼搶的「霸道」精神擺在了至高無上的第一位。從本民族與國家利益的層面考慮，他們的這種選擇在過去的200年中是成功的，在未來的若干年還會成功。但可能永遠成功嗎？
在即將到來的幾百年中，歐美社會將會出現變化與分化。歐洲的早期已開發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等，已經領先步入「自強不息」精神的退化：尤其是勤勞的嚴重退化，其次是勇敢與堅毅的退化，因此而導致將發達強國的位置讓給了依然保持在「自強不息」精神中的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這種演變我們已經看到。同樣，美國與日本發展到發達頂點後，也已經出現「自強不息」精神的退化端倪。在這最近的20-30年中，日本民族的核心價值體系是否還仍然堅持在近代的那個較優秀的體系上呢？是繼續與時俱進還是退化了呢？
歐美與日本」自強不息「精神的退化，如果表現在「強權霸道」的拼搶方面的退化，是符合人類向和平發展的趨勢的，是向善向好的進步。如果是表現在「勤勞創造」方面的退化，則是墮落性的。「勤勞創造」的退化會是導致歐美與日本強國地位的丟失主要原因，但歐美與日本可能會用更加兇狠的「強權霸道」向全球其他民族與國家搶奪勤勞創造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