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宋代的政治體制、官僚體制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上書言事」起的實際作用有多大？
虞雲國：宋代畢竟是君主官僚政治，在君主政體下，對君權的制約也許最能說明問題。在正常情況下，對於君權的制約，上書言事還是起很大作用的。
有一個例子：元祐更化時，高太后垂簾聽政，曾對當時的言事官說：你們也應體諒朝廷用意，天下事怎麼可以全由你們台諫說了算呢，「亦當出自宸衷」。就是說，也讓我做點主張吧。由此可見，連高太后垂簾聽政的最高決策權，也受到言事官的有力約束。
上書言事對君權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監督君主恪守家法。
第二，諫請君主更改詔令。
第三，阻止君主內降詔書。宋代頒行詔書，有一個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時有所謂「御筆」，但諫止御筆的言事上書不乏其例。
第四，抑制女後干政弄權。兩宋十八帝，垂簾女後先後有九個，但在君權的移交上，沒有造成政局的動盪。宋代也不是絕對沒有試圖仿效武則天那樣的女後，例如真宗劉皇后，但士大夫不斷上書言事，一再勸諫警告，終於沒有出現女後干政的嚴重局面。
在正常情況下，士大夫上書言事，在參政議政中確實起過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別敢說話，不怕撤職，不怕貶官；二是太學生也特別敢講真話，不怕開除，不怕入獄。
宋代有一句諺語——「無官御史台」。太學生還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樣的監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權相迭相專權的時代，還是不斷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學生上書言事。
這種上書言事，堪稱「國家元氣」。比如理宗時權相史嵩之，因父親去世要離職服喪，他希望中止守制，繼續專權。太學生群起上言，堅決反對，宋理宗對主管太學的官員徐元傑說：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傑卻強調「正論是國家元氣」，現在正論就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脈」。
不妨再舉一例，宋神宗時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準備殺一轉運使，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從來沒有殺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從陛下開始。宋神宗猶豫好久說：那就刺面發配。大臣章惇說：這還不如把他殺了。士可殺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嗎？神宗很生氣：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嗎？章惇說：這樣的快意事，還是不做為好。這件事充分說明在正常情況下，士大夫上書言事對政治的有力影響。
當然，上書言事的影響力還要取決於兩種因素。
首先是政治生態的影響。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體轉入獨裁模式。高宗和秦檜君相聯手，採取了兩種高壓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對派，以及有反對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驅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後代史家稱為「前現代的思想統治手段」，完全不讓你說話。
這種高壓政策，導致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絕大多數的士大夫都不再參與政治討論；一是體制內官僚道德普遍淪喪。在這種情勢下，士大夫儘管還有上書言事者，但針對性就相當有限，只能就那些沒有政治敏感性的枝節問題隔靴搔癢。
其次是理學內斂自省的負面影響。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於政事，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
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識分子上書言事的積極作用時，也不應將其強調得太過完美，魯迅指出的現象，唱些「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也確實存在。
選摘自《從陳橋到厓山》虞雲國，九州出版社
作者虞雲國先生兼具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與人文學者的生動文筆，通過對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繪，重大史事的獨到解讀，文化現象的別樣詮釋，制度層面的透闢剖析，最終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總論，宏闊而縱深地展現了宋朝興亡成敗的邏輯軌跡，堪稱是一部深入淺出而雅俗共賞的歷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