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任公辭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之職，退出政界。之後，他大多數時間都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化、歷史的著述與講學。任公回憶道：「我生平是靠興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兩樣比較，學問興味更為濃些」，並希望能夠「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應該役使我的舌頭和筆頭，來當個馬前小卒」（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外交歟？內政歟？》）。
此期間，任公在北京的清華學校、天津的南開大學交錯授課。其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致蔣百里張東蓀舒新城信中說道：「要之清華、南開兩處，必須收作吾輩之關中、河內。吾一年來費力於此，似尚不虛，深可喜也。」關中、河內，用的是荀彧勸諫曹操的典故：「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足見任公對這兩所學校之厚望。
梁任公先生（一九二八年）
任公曾於一九二〇年冬在清華講「國學小史」；次年秋在南開講「中國文化史」，撰成《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九二二年春又在清華講國史，夏天復應南開第一屆暑期學校之邀，開設「中等以上作文教授法」課程，並作「教育家之自家田地」講演（《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之後半年多時間，應全國各地之請，巡迴演講，終至累出「心臟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任公與長女的信里說：「在上海請法國醫生診驗身體，說的確有心臟病，但初起甚微，只須靜養幾個月便好。我這時真有點害怕了。」同月二十日即在《晨報》刊登《啟事》，謂「遵醫命，閉門養疴，三個月內不能見客。無論何界人事枉顧者，恕不會面」雲。四五月間，至北京翠微山養病。六月十三日與長女信，謂「日內返津」，實為南開大學第二屆暑期學校講學事也。
一
從任公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曹錕「講課煎迫」、十三日致蹇季常「日日編南開暑校講義也（正甚得意）」、三十一日致張元濟高夢旦「一月來在南開演講，帶編講義，日不暇給」這三封信里，可見他當時忙碌的狀況。所謂「煎迫」，知講授尚未開始。據喻鑒《南開暑期學校概況》，一九二二年首屆是「七月八日行開學式」，「八月六日甲乙丙三組散學，八月十九日丁組散學」，「為時甲乙丙三組歷四星期，丁組六星期」（《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七月八日為周六，則正式開課當在七月十日；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為周三，其課業亦當自周一開始，則是九號也。所謂「正甚得意」，知寫作狀態極佳，成就亦甚為滿意。直到三十一日還在編寫講義，則此份講義內容應該很豐富；但是很少有人提起，這份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講的到底是什麼呢？
由於任公九月份即以國學講師的身份在清華學校講授一門一學年的課程——他自己曾說：「我這學年擔任講『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清華周刊》）且日後又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簡稱《學術史》）清華學校講義本流傳，所以大家基本認為《學術史》是專為清華講授而撰著的講義。
之前說到，任公七月三十一日還在編講義，次日致蹇季常信里更是說道：「我滿腦里都是顧亭林、戴東原，更無餘裕管閒事也。」顧亭林、戴東原，不正是《學術史》里最為重要的人物麼！
通過尋找，我們發現了學術史不同時期的眾多版本，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稿本與鉛排本、清華學校講義稿本與鉛排本。這四個本子的發現，為我們梳理並還原《學術史》撰著的整個過程，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獻依據。
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稿本一冊，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旁註「十二年六七月間作，南開大學暑校講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紙：紅格，半頁八行。
正文第一講未見，存第二至第七講。第二講無題名，「第二講」三字從第一頁背面第五行開始；此頁正面及背面前三行稿紙與背面第四行後之顏色相比，稍顯白凈，顯系裁開粘黏拼接而成者。第三講為「清初五大師（續）」，小標題為「（二）顧亭林附張楊園陸桴亭王白田」；第四講為「清初五大師（再續）」，小標題為「（三）王船山」；第五講為「清初五大師（三續）」，小標題為「（四）顏習齋附李恕谷王昆繩」；第六講為「其他清初學者」；第七講為「考證學之創建者」。循第三講例，第二講應為「清初五大師」，小標題為「（一）黃梨洲附孫夏峰李二曲」。
南開講義鉛排本一冊，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署「天津榮業大街協成印刷局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正文七講全。正文第一頁第一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第二行「新會梁啓超講」，第三行「第一講」，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概略」。第一、二講無題名，餘五講題名同講義稿本。
清華學校講義稿本八冊，附「說方誌」一冊（原名「方誌之編纂」）、零頁五紙。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紙：與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稿本一致。
全稿十七講。第一冊四講，書衣無字。正文第一頁第一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第二行「新會梁啓超講」，第三行「第一講 反動與先驅」；第一講最後一紙，文字寫到該頁背面第三行，第四行後之稿紙顏色稍顯白凈，顯系裁開粘黏拼接而成。次頁署「近三百年學術史 草稿第二冊」，旁註「十二年九月在天津作」，背白。後為第二、三、四講，即「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中下之三講。按，所謂「草稿第二冊」實是續第一講為第一冊而來，後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稿本第一講第一頁
第二冊五講，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草稿第三冊」，旁註「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在清華學校作」。正文即第五講「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第六講「清代經學之建設」、第七講「兩畸儒」、第八講「清初史學之建設」、第九講「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
第三冊一講，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草稿第四冊」，旁註「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在清華學校作」。正文即第十講「實踐實用主義」。
第四冊二講，書衣無字。正文即第十一講「科學之曙光」、第十二講「清初學海波瀾餘錄」。
第五冊一講，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四講」，旁註「十三年四月一日屬稿，九日成」。正文即第十四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之經學、小學及音韻學。用時九日。
第六冊一講，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五講」，旁註「十三年四月十日始屬稿，十六日成」。正文即第十五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之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用時七日。
第七冊一講，書衣無字。正文即第十六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之史學、方誌學、譜牒學。於傅維鱗條末有「十八日成，十二時睡」，則可知此講或即四月十七日開始者也；及寫到「（庚）史學家法之研究及結論」條，文末批註曰：「廿三日，太戈爾北來，往車站接他。回來寫這幾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兩點鐘，便睡覺去。明日入京，此稿暫閣。」《亡友夏穗卿先生》開篇即說：「我正在這裡埋頭埋腦做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裡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說他父親穗卿先生死了！」同日，任公致張東蓀陳築山信曰：「日來因趕編講義，每日埋頭埋腦於其間，百事俱廢。得來書，日日欲復，日日閣置，明日須入京（因太戈爾來）。」五月三日回津續作，篇末有「六日成，三時寢。本講完」。用時十一日。
第八冊一講，書衣無字。正文即第十七講「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之歷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地理學、金石學。於「十 數術記遺」條文末批註有「五月七日成」；八日入京，十一日晚車返津，當夜未屬稿；樂曲學篇文末批註曰：「十五日成。此題如此繁重，夙所未習，一日之力能成此，頗自喜也。二時就寢。明日入京，須一來復乃歸。暫閣筆。」所謂「一來復」，即一星期也，實際至二十五日方回，當天亦未屬稿，次日始續之。至二十八日寫金石學數段後，又因「明日入京」而「暫停」。用時八日。之前都只說「暫閣」或「暫閣筆」，此番與前不同，用了「暫停」二字，足見忙碌，以致後來再沒能續成全篇了。
清華講義鉛排本一冊，書衣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存第一至十二講（於毛西河條「後來惠定宇之易」下殘缺），正文第一頁第一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行「新會梁啓超講」，第三行「第一講 反動與先驅」，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概略」，餘內容同講義稿本。
通過上述四種版本的比較，我們可以確定：
（一）任公一九二三年六七月間為南開大學暑期學校編的講義，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編成七講。任公七月三十一日致張元濟高夢旦函有「頃南開講義將完」一句，則可知此部分講義可能至八月初完成。有稿本，有鉛排本。
（二）同年九月任公講學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編成十二講。其第一講文字即直接調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第一講之稿本，第二、三、四講為全新補作，第五至十二講實亦據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之第二至七講內容調整、增補、擴充而成。其中第二至十講，九月至十二月作於清華；第十一與十二講，未見寫作時間與地點，但可以肯定的是：完成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前。有稿本，有鉛排本。
（三）任公自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除入京公幹之外，前後用時三十五日完成「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講，入睡常在凌晨兩三點。此四講規模宏偉，材料充牣，任公信手拈出，取精用弘，綱舉目張，儼然「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之勢，誠如伍莊《梁任公先生行狀》所謂「條理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擇之精確，疏釋之發皇，能使學者讀其書，省精力而獲益多」。其中前三講，同年六月至九月連載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號。有稿本，有雜誌排印本。
至於清華學校講義稿本中為什麼沒有第十三講，我們推測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為作「章實齋之史學」而預留的（任公稱章實齋為「清代唯一之史學大師」，又雲「實齋學說，別為專篇」）；另一種可能是回津撰寫「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時，偶忘了前一講之序號。
一九二三年暑期，任公在南開講學，九月即赴清華授課，因為這一年的暑期，原在南開擔任教授的張彭春（張伯苓胞弟）受聘為清華學校教務長，同時兼任校課程委員會主任。張彭春到任伊始即延聘任公為國學部顧問，並於當年秋季開設兩門課：一「近三百年學術史」，授課時間為每周三晚七點半至九點半；二「群學概要」，授課時間為隔周四晚七點半至九點半。
今有研究者謂任公一九二四年春講學南開，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據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張元濟函「頃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本清華講義中一部分」，以及六月十三日《清華周刊》引任公自言「我這學年擔任講『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這兩句文字，可知「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實為清華學校講義之一部分，與南開大學固無涉也。
二
南開大學暑期學校講義與清華學校講義之鉛排本，另外還有輔仁大學鉛排本，都只是發與上課的學生使用，算不得正式的出版。《學術史》這十幾講文字，起初大都是陸續刊發在不同的報紙、雜誌上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刊載《反動與先驅》，即《學術史》第一講，為《學術史》最早公開發表之一篇。此後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刊載第二、三、四講，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連載第六講。題後附編者按：「第五講因寄時遺失，故先登第六講，容將來再補罷！」一九二四年一月四、八、九日連載第十講。其餘諸講，未見刊出。
《學燈》本（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刊載《清代政治之影響於學術者》一篇，即《學術史》第二、三、四講「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之上中下三篇。是年十一月，任公在北京師範大學國文學會講演四次，其記錄筆記名《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刊載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北京師範大學國文學會編輯出版《國文學會叢刊》第一卷第二號，亦即《學術史》第二、三、四講，文字稍有增補，內容亦偶有引申發揮。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至六日，《晨報副鐫》刊載《清學開山祖師之顧亭林》一篇，即《學術史》第六講「清代經學之建設」中有關顧炎武之一部分。
一九二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學術史》前十二講於《山東教育月刊》第三卷第三號、第五六號、第七八號、第九號、第十號、第十一十二號上連載，且在第一講前註明：「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講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張元濟函曰：「頃著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本清華講義中一部分。……但原文太長，大約全篇在十萬字以外，不審與《東方》編輯體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門類：一經學、二小學及音韻學、三校注古籍、四辨偽書、五輯佚書、六史學、七方誌、八譜牒、九目錄學、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樂、十三金石、十四佛學、十五編類書、十六刻叢書、十七筆記、十八文集、十九官書、二十譯書。……今先寄上經學、小學、音韻學之一部分。若謂可登，請即復書，當別為『小序』一篇冠於首也。」得《東方雜誌》同意，任公即以五月七日寫出「小序」，後即以《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為題，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九月連載於《東方雜誌》之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號，內容包括成書時的第十三講（經學、小學及音韻學）、第十四講（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第十五講（史學、方誌學、傳記譜牒學）。此部分內容，同題收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東方文庫續編》本單行，「小序」前冠以「緒言」二字。可惜任公擬的二十個門類，其中目錄學、佛學、編類書、刻叢書、筆記、文集、官書、譯書等八個門類並未撰寫；金石學也只是起了個頭而已；佛學只寫了一行，又用墨筆畫去。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任公回復史地學會同學函曰：「現在因預備別項講義，甚忙，未能詳校。清華曾有印本，雖不備，亦可少供參考，今寄上一份，請斟酌校定便得。」據此可知，任公此前曾將《學術史》前十二講付《史地學報》刊發，待他們請任公審定校樣時，由於任公忙於其他講義之編寫，無暇顧及，即將清華學校講義鉛排本一冊與之參考，且謂「斟酌校定便得」。此部分後於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連載於《史地學報》第三卷第一、二合期、第三至八期，但第三卷第一、二合期實際刊出的時間，應該是在本年八月之後矣。
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民志書店正式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全本，一冊。版權頁署「民國拾五年七月出版，民國拾八年十月四版」，然查檢各大圖書館，皆只有一九二九年之第四版，未見前三版；且不惟如此，該出版社名下出版之圖書，也僅見此一種而已。惜此本排校錯訛稍多。
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群學社出版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四集，其中第二集收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至四講，署名後注「在清華學校講」，系據清華（或輔仁）講義本收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之「文集」十六冊出版；三月，「專集」二十四冊出版。此即任公著作後來最為通行之版本也。此版《學術史》據民志書店本排校收入，雖改正了一小部分錯訛，同時卻又新增了一小部分錯訛。且一改之前全式標點為簡單句讀，雖引號保留，但刪去書名、人名、地名等專名號，反而增加了閱讀理解之難度；又刪去著重號，且改嘆號、問號為句讀符，盡失任公行文之情感。但這種版式以及標點符號，較之十年前乙丑重編本之聚珍仿宋版《飲冰室文集》，去之遠矣！至為可惜！此本一九三七年六月再版，一九四一年一月三版。台北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六月據《合集》本影印，末附錄《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稱台二版，一九七八年九月九版，至今聞已有十數版矣。
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一九三六年）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東京人文閣出版了岩田貞雄的日譯本，書名作「支那近世學術史」。譯者序曰：「本書是梁啓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全譯本。……作為當時唯一最高的清代學術研究家，他傾其所學為此著述，明快把握時代思潮的動向及主流的同時，還列舉學界各方面狀況及成果等等，且毫無缺憾。……在世界動亂之下，本書作為真摯的、為了中國研究者而輯錄的文化叢書中的一冊，絕非無益。」評價洵可謂貼切矣。
一九四三年八月，重慶中華書局重排任公專著六種單行，《學術史》列第一。金兆梓《梁著六種重版序》曰：「夫近三百年來之學者，誠已本科學方法將我國數千年來之文化遺產為澈底之整理矣。國人不欲享受此無盡藏之遺產則已，苟欲之，則任公先生是書實其唯一之橐鑰。……今日者借史學，振民氣，已定為國是。余之此舉，其或亦不無涓埃之效乎！」此本據《飲冰室合集》本重排重校，於原書明顯之錯訛略有校改，然終因未能據原稿校正，所改固亦不免有任臆之失。此本一九四四年四月再版。
此後四十年間，大陸再無印本。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朱維錚先生校注的《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內收《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先生以《飲冰室合集》作底本，校正原書不少訛誤，對全書提及之人物而原書內未有小傳者作了注釋，並就原書內史實、概念等有疑問處，詳加考案，用力甚深。只可惜條件所限，朱先生當年未能見到清華學校講義本，更無法看到稿本，所以對其中的一些錯訛進行了較為嚴厲的批評，所言雖是，但實非任公之失；再者，有些校改未曾出校說明，且亦偶有隨意改變任公所處時代用語習慣之現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夏曉虹、陸胤的新校本。其校訂說明曰：「本次校訂，遵循早出講義本、報刊本為先的原則：（一）第一講至第十二講，見於『清華學校講義』的部分，以講義本為底本，參校報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國圖藏講義本有缺頁，補以《史地學報》轉載本。（二）第十三講至第十五講，見於《東方雜誌》的部分，以報刊本為底本，參校民志、《合集》二本。（三）其餘部分，則以較為完整的《合集》本為底本，參校民志本。」後列「校訂凡例」五條。《學術史》的各章節，分別採用不同的文獻作底本，感覺有點「百衲本」的味道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各版本
三
《學術史》版本情況具如前述。任公寄與報紙、雜誌的稿件，或是書傭的鈔件，或是排印的講義。鈔錄與排校造成的脫訛衍倒，確實不少。但由於稿本中有些內容並不完善，如有引文用省略號代替，眉批鈔某書某幾頁；又如某書之卷數或某人之生卒、字號空闕，眉批查之；等等。所以，此番校訂，仍然選擇最為通行的《飲冰室合集》本為底本，而以其他眾本為校本或參校本。其標點符號包括段意間之隔行符「﹡」以及字旁之雙圈「◎」、單圈「○」、著重符「·」等，大體依從稿本，亦偶作調整。至於稿本中之眉批，多為待查之內容，或某書之卷數，或某人之字號，體現撰寫之過程；後四講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撰寫於天津飲冰室，稿內多有批註，大多為何時寫完某部分，亦有記當時來訪或出行事宜者，具有日記之性質；此二部分頗有史料價值，茲以校記形式收入，俾研究者參考。
當年聽講的學生張蔭麟，曾作《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謂任公關於「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闢新領土，抑且饒於新收穫，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近二十餘年來，《學術史》又出現了幾十種不同的排印本，足見任公此書學術價值與永恆魅力之所在。——然魯魚帝虎，以訛傳訛，其幸歟？其不幸歟？今茲整理，對《合集》本之脫訛衍倒，一一校訂：脫者補之，訛者正之，衍者刪之，倒者乙之。區區之志，冀為任公此一巨帙，多掃去一些「落葉」耳。
校訂工作，瑣碎而細緻，然由於未得連續之時間，雖雲「盡心焉耳」，亦不免顧此而失彼。校書異於校史，蓋任公論述三百年間人事學理，直陳其大醇，未究其細節，容有與史乖互之處。凡百小疵，多仍舊貫，殆非校訂之主旨也。數年心力，萃此一編；盡善盡美，俟諸來者。
（本文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校訂前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校訂本）》
梁啓超 著 俞國林 校訂
繁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139402
68.00元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啓超的代表作之一。原是梁啓超1923年夏至1924年春夏間，在南開大學、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之講義。作者從「時代思潮」「復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論述了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清初各學派建設及主要學者成就、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三大問題。其目的「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縱橫並立，經緯互持，將清代學術置於十七、十八、十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發展中，對經學、小學、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誌學、地理學、譜牒學、歷算學、樂曲學、金石學及其他科學等二十個學術門類的成就及各學科概貌做了整體評述和清晰勾劃，第一次完整、系統地將其啟蒙、發展與流變展示在人們面前。
本次整理以最為通行的1936年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為底本，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稿本、清華學校講義本、《史地學報》刊載本、《東方雜誌》刊載本、民志書店第四版單行本、《東方文庫續編》本為通校本，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稿本、南開大學暑期講義本、輔仁大學鉛排本、重慶中華書局重排重校單行本以及《學燈》《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晨報副鐫》等報刊所刊載者為參校本，舉凡脫、訛、衍、倒者一千數百處，一一校訂，使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文本，更為完善。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