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年）有七位傑出詩賦大家：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人們稱之為「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皆是詩文大咖，文壇俊傑，他們是除了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之外，建安時期的文學成就的最佳代表。
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喜抨議時政」，一貫和曹操對著幹，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殺外，其餘六人都是先後投入曹操麾下，因才華受到曹操的器重，與曹丕曹植兄弟友善。
後來，被蔡邕稱為「奇才」阮瑀於建安十七年（212年）病逝。
除了孔融被曹操所殺、阮瑀早逝外，建安七子中其餘五人都被同一場瘟疫奪走了性命。
《後漢書·獻帝本紀》記載：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歲大疫。」
這場疫情極為嚴重，亡者無數，事後曹植曾撰寫《說疫氣》一文，其中說道：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yì），或覆族而喪。」
在這場流行的大疫病中，每家每戶都有有人染病而亡，有的甚至是全家乃至整個宗族死絕。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瘟疫在奪走千萬人的性命，包括建安七子中剩餘的五人。
建安二十二春，曹操正在南下「征孫權」的路上。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這是《三國志·武帝紀》的記載。這裡沒有記載曹操為何退兵。
而根據《三國志》其他的史料記載，導致曹操退兵的正是這場空前的大疫。
《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記載道：「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曹操軍中士兵染上瘟疫，大量死亡。
「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
司馬家族著名的「司馬八達」之一的司馬朗本人也未能倖免「遇疾卒」，可見疫情的兇猛程度超出預料。
曹操不得已「引軍還」。
東吳的魯肅也在這一年病逝，很大程度也是受這場瘟疫所致。
七子之首的王粲隨曹操大軍南征，也染上了瘟疫，「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而陳琳、徐幹、應瑒、劉楨，雖然留在後方大本營鄴城，也都染病而死。
「干、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五人都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特大瘟疫。
當時還是魏王世子的曹丕與這五人經常詩文唱和，相互切磋，感情很深。
在王粲葬禮上，曹丕還帶著其他悼客每人學了一聲驢叫送別王粲。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王粲善屬文，詩賦為建安七子之冠，與曹植並稱「曹王」。 葬禮之後，曹植也親自寫了一篇《王仲宣誄》悼念好友。
一場大疫奪走了建安七子中剩餘的五人性命，從此世上再無建安七子。
曹丕無比哀傷，在給好友吳質的信中表達了對五子逝去的哀輓之情：
「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也讓曹丕對生死看得更加透徹。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嘆，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士人彫落，死後不過一具棺材，終是一捧土而已。只有立德揚名才能不朽，或者是寫文章著書留名後世。
在這樣的想法下，曹丕「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曹丕開始提前整理自己的詩文著作，「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同時還召集儒者「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
曹丕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的名字被後人銘記。
曹丕的弟弟曹植撰寫《說疫氣》一文，除了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慘狀之外，也對瘟疫的病因有所分析。
「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難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可能知道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他認為這場瘟疫不是「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導致的，懸符驅鬼是愚蠢之舉。
曹植的認識無疑是先進的，但是受限於時代局限和醫學的落後，歷代大疫爆發時的愚民仍舊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