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房價最大的隱患?人口

濟南樓市觀察 發佈 2019-12-31T05:03:08+00:00

昨天我們寫了一篇文章,核心觀點是:濟南作為山東的省會城市,對它的房價我們不能一味唱空。長期看,濟南房價依然是有潛力的。

昨天我們寫了一篇文章,核心觀點是:濟南作為山東的省會城市,對它的房價我們不能一味唱空。長期看,濟南房價依然是有潛力的。

今天反過來說。有什麼能威脅到濟南房價長期走勢?我們最擔心的是:中國的人口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宏觀經濟風險。

我們給大家分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摘自新京報的一片長文——《再辯保「6」:6位經濟學家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部分地方有細微改動。

生個孩子獎10萬,能扭轉人口頹勢嗎?

摘自《新京報》

圍繞著保「6」這一主題,中國經濟學界近日展開了大討論。新京報邀請多位經濟學家展開探討。其中,人口問題成為專家們探討的一大焦點。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

我們應認真考慮未來十年年輕人口占比快速下行這個事實

在人口和就業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最大的變量首先是農民工群體的變化。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00年時中國農民工數量為7849萬人,而到2010年為25278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1.9%,而此後的8年年均增長率僅有2.2%,2015-2018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更是下降到了1.3%。

這中間道理很簡單,中國在高速工業化前有一個巨大的剩餘勞動力人群,但這個人群的數量是較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並非取之不盡的。

農民工數量是一個快變量,中國的老齡化是一個慢變量。但即使老齡化作為慢變量,和其他國家相比,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21年間有些也有較大變化,未來十年變化會更大。

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和經濟發展,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說0-14歲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82年的33.6%被腰斬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時間。

這個數字說明什麼呢?同2002年相比,中國20-34歲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們難道不應該認真考慮未來十年年輕人口占比快速下行這個事實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劍峰:

財政支出需投向與「人」尤其是「年輕人」相關的領域,最簡單比如生育一個孩子獎勵10萬元

2010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跌破10%,2012年之後繼續下滑。為什麼經濟增速持續下滑?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很大,增速自然會下滑,這是經濟學外行的「規模論」。

決定經濟增速收斂的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經濟增速越慢。比較日本、韓國經濟增速進入「6時代」時,兩個國家的人均GDP分別為19328美元、12652美元,而中國這一數據是7755美元

從城市化率的數據看,韓國、日本在經濟進入「6時代」時,城市化率的數據分別為73%、79%,而中國這一數據是59%。

為什麼中國在人均GDP這麼低、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時候就進入「6時代」,甚至很快進入「5時代」?

從老年撫養比來看,韓國、日本在經濟進入「6時代」時的數據分別為10%、9%,而中國這一數據是15%。

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個熱門的話題——長期停滯(潛在增長率下滑),而長期停滯這一現象的核心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

1938年,美國經濟研究會(AEA)主席Alvin Hansen指出,大蕭條開啟了一個持久失業和經濟停滯的時代。2013年,美國財政部原部長Lawrence Summers提出,2008年全球危機是長期停滯的開端,持久高失業、總需求不足、零利率甚至負利率。2015年,Barry Eichengreen提出長期停滯的幾個因素:第一,意願儲蓄上升,意願投資下降;第二,人口老齡化;第三,技術進步停滯。

其中,日本是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停滯的代表國家。2019年,Lawrence Summers表示,發達經濟體都在面臨日本當年面臨的問題——長期停滯。

日本經濟增速從1964年跌到10%以下,僅用7年(1971年)就進入「6時代」,然後迅速進入「5時代」、「4時代」和「3時代」。1990年泡沫危機後,增速降低到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之下,陷入「長期停滯」。

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關鍵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投資需求不足的關鍵因素在於MPK:經濟增長=MPK×投資率。決定MPK的因素:第一,人口結構,勞動力占總人口比重;第二,技術進步;第三,存量資本的配置效率。其中,人口結構對後兩者又有內生性的影響,老齡化是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關鍵因素。

回到中國,為什麼2010年後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跌破10%,2012年後繼續快速下滑?這是因為與日本當年一樣,因為影響中國經濟的MPK和投資率同時下滑。也是在2010年,中國迎來了人口拐點——在人口紅利時期,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三高」增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在2010年後,隨著老齡化時代的來臨,儲蓄率、投資率、潛在經濟增長率均開始下降。

如果把日本1960-2018年的老年撫養比與中國1992-2018年的老年撫養比做一個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的數據與日本1960-1986年的數據高度吻合。如果根據日本1986年以後的數據預測中國2019年後的情形,恐怕未來中國的老年撫養比會迅速上升。也就是說,人口老齡化這一慢變量正在變成快變量,其直接和突出的表現就是2010年後MPK和投資率的快速、持續下滑。

應對老齡化需要採取「三支箭」的政策組合:

其一,基於中央財政、而非地方財政的擴張財政政策,通過國債發行增加財政支出,而財政支出需要投向與「人」尤其是「年輕人」相關的領域,包括提高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和鼓勵生育的措施——最簡單比如說就是生育一個孩子獎勵10萬元,而不是用財政支出去搞大規模基建、甚至浪費財力的各種運動會展覽會;

其二,配合財政擴張的貨幣政策,以國債作為吞吐基礎貨幣的主要工具,增加央行的國債持有量;

其三是加快結構改革,真正讓市場發揮決定作用。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

生育率應馬上徹底放開,一胎化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強

我個人認為生育率應該馬上立刻徹底放開,一胎化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強。

我看不到任何一條站得住的理由在現在還要控制我國的生育率。如果非要進行歧視性的人口政策,我也認為只是要在貧困地區,尤其是重男輕女思想比較嚴重的貧窮地區,重點宣傳一下養孩子的客觀成本以及對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陪同孩子的重要性,不要不負責任地亂生。

城市化、民工、留守兒童的問題需要特別關注。

放開生育率以後,還將會有利於提升短期與長期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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