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的一篇舊文章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在這裡：梁啓超：古書的真偽之辨和年代考證，前面談到歷史上有哪些偽書，這部分就主要分析都有哪些偽書和他們的來歷。
文章很長，但值得仔細閱讀。
偽書的種類很多，各家的分類法亦不同。按照性質，用不十分科學的方法，大概講起來，可以分為十種。現在依次討論如下：
一、全部偽此類書，子部很多。如《鬼谷子》《關尹子》之類皆是。經部書亦不少，如《尚書孔氏傳》《子貢詩傳》《孔子家語》皆是。
二、一部偽這類書，古籍中多極了，幾乎每部都有可疑的地方。如《管子》《莊子》之類，其中一部分為後人竄附，先輩多已經論及了。即極真之書，如《論語》如《左傳》如《史記》尚不免有一部分非其原本，他更何論？有的同在一書，若干篇真，若干篇偽；有的同在一篇，大部分真，參幾句偽。
三、本無其書而偽。如《亢倉子》《子華子》之類。《亢倉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因《史記•莊周傳》稱其為書《畏屢虛》《元桑子》皆空言無事實，故後人據以作假。《子華子》，《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因《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後人從此附會出來。
四、曾有其書，因佚而偽。如《列子》，昔稱列禦寇撰，劉向所校定，共分八篇，《漢志》曾有其目，早亡，今本為魏晉間張湛所偽托，全非劉向、班固之舊。如《竹書紀年》，晉時出河南汲冢，當系戰國時人所撰，至唐中葉而沒。今通行本為宋後人所假造，惟王國維所輯則真，可以證通行本之偽。
五、內容不盡偽而書名偽。如《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相同，本為創作，今名《春秋左氏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相同，不過《春秋經》三註解之一而已。原書本真，經劉歆之改竄，大非本來面目，名字改，內容改，體例亦改。其中內容百分之九十可靠，然因書名假，精神亦全變了。
六、內容不盡偽，而書名人名皆偽。《管子》及《商君書》皆先秦作品，非後人偽造者可比，很可以用作研究春秋戰國時事的資料，惟兩書皆非原名。《管子》為無名氏的叢抄，《商君書》亦戰國時的法家雜著，其中講管仲、商鞅死後之事甚多，當然非管仲、商鞅所作。
七、內容及書名皆不偽，而人名偽。如《孫子》十三篇，為戰國時書，非漢人撰。《史記》稱孫武、孫臏皆作書，則此書也許為孫臏作，或另一個姓孫的人所作。今本稱孫武所作，非是。又如《西京雜記》分明為晉時葛洪所撰，述東晉時事甚詳，然後人以為劉歆所作，則大謬。
八、盜襲割裂舊書而偽。如郭象《莊子注》偷自向秀，王鴻緒《明史稿》偷自萬斯同。此種偷書賊最可惡。《莊子注》十之八九為向秀作，十之一二為郭象作，然研究時頗難分別，雖知有偽而無可如何。《明史稿》為一代大事跡，萬斯同為二千年大史家，內容極可富貴。王為《明史》館總裁，盜竊萬稿，大加改竄，題曰橫雲山人所著書，這無異殺人滅屍，令後人毫無根據，居心尤為險毒！
九、偽後出偽。如《今文尚書》本只二十八篇屬真，武帝時孔壁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後人已疑其偽，不久旋佚。東晉時，重出十六篇，又非孔壁尚書之舊，當然沒有可信的價值。又如《孟子》，《漢志》有十一篇，七內篇，四外篇，武帝時趙歧作《孟子注》判定外篇為偽，不久遂佚，本無可惜。明人姚士粦又假造《孟子外書》四篇，更非武帝時舊物，這真是畫蛇添足了。
再如《慎子》，《漢志》有之，後佚，《百子全書》本乃宋以後人零湊而成，其中一部偽托，一部由古書中輯出。近《四部叢刊》有足本《慎子》，系繆荃蓀家藏書，說是明人慎懋賞傳下，顯系慎懋賞偽造，為同姓人張目。繆氏是專門目錄學者，居然相信這種偽書，我們看見之後，大大失望。
十、偽中益偽。此類書，讖緯最多。如《干鑿度》本戰國陰陽家及西漢方士的作，恐後人不置信，偽托為孔子於刪定群經之後為之，當然全部皆假。今本《干鑿度》又非漢時舊物，乃後人陸續增加補綴而成，這豈不是偽中益偽嗎？如果研究此書，應以辨別《左傳》的方法，下一番抓梳剔校的工夫。
由上面看來，中國的偽書真是多極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偽書，其來歷怎樣，依我看來有下列四種：
一、好古好古本為人類通性。中國人固為受儒家的影響，好古性質尤為發達。孔子嘗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多聞闕疑……多聞闕殆……』孔子如此，其門下亦復如此，所以好古成為儒家的特別精神。
儒家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極其大，儒家好古，因此後來的人每見一部古書都是非常珍重，書愈古愈寶貴，若是後人所作反而沒有價值。有許多書，年代不確，想抬高它的價值，只得往上推。有許多書，分明是後人所作，又往往假託古人名字以自重。
二、含有秘密性。從前印刷術尚未發明，讀書專靠抄寫，抄寫是極費事的。中國地方又大，交通不便，流通很感困難。又沒有公共藏書機關，如今日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因此每得一種佳本，不肯輕易示人，書籍變成為含有秘密性的東西了。
要是印刷發明，流通容易，收藏方便，書籍人人能見，不易隨便造假，即造假亦會讓人發見的。凡事愈公開，愈是本來面目；愈秘密，愈有造假的餘地。書籍亦當然不能例外。
三、散亂及購求。中國內亂太多而藏書的人太少，所有書籍大半聚在京城或者藏之天府。古書的收藏傳播，靠皇帝之力為多。既然好書都在天府，每經一次內亂，焚毀散失，一掃而空，再要收集恢復，異常費事。
隋牛弘請開獻書表，稱書有五厄『……秦皇馭宇……始下焚書之令……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起兵，宮室圖書並從焚毀……二厄也。孝獻移都，西京大亂，一時燔盪……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四厄也。蕭繹據有江陵……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五厄也……』在隋以前，書已有此五厄，牛弘以後，為厄更多。
隋焬帝在江都，把內府藏書攜去，焬帝死，書亦散失無遺，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亂，長安殘破，唐代藏書焚毀一空，這可以算是一厄。及黃巢作亂，到處焚殺，所過之處幾於寸草不留，天下文獻，喪失大半，這亦算是一厄。以下歷宋元明到清，每代都有內亂，而且每經一次內亂，天府藏書必遭一次浩劫，費了許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掃蕩得乾乾淨淨。
書籍散亡之後，就有稽古右文的君主或宰相設法恢復補充，願出高價，收買私家書籍，寶之天府，把歷史打開，大致翻一翻，這類事情不少。如漢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一面找人搜集一面找人抄寫。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廣求遺書於天下。隋開皇時，因宰相牛弘的條陳，分頭使人訪求異本，每書一卷，賞縜一匹。唐貞觀中，魏徵及令狐德棻請購募亡逸書籍，酬報從厚。肅宗、代宗當安史之亂後，皆相繼購求典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亂之後，書籍亡佚得很多，政府急於補充，因之不能嚴格。從重賞賜，從寬取錄，以廣招徠，遂與人以作偽的機會。有的改頭換面，有的割裂雜湊，有的偽造重抄，許多人出來作這種投機事業，以圖弋取厚利，偽書所以重見疊出以此。一方面因為散亡太多，真本失傳；一方面因為購求太急，贗品充斥。四個原因中，要算這個最重。
四、因秘本偶然發現而附會。古代書籍中經散佚，時常有偶然的意外發現，如晉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地方有人偷掘古冢，得著許多竹簡。經後人的考證，知道古冢是魏襄王（從前人以為是安厘王）的葬地，竹簡是戰國時的東西。襄王死時，以書殉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皆從其中得來。
古冢中發現書籍本來是可能的，因此後代有許多人造假附會，所以歷史上紀載某處老房子、某處古冢發現古書的事情很多。或者發現是真的，書卻是假的；或者發現是假的，書亦是假的。於是偽書流傳，日甚一日了。
又如前清光緒末年，在河南殷墟發現許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東西，孔子所不曾見過的。本來極可寶貴，不過發現以後二十年來至於今，琉璃廠的假甲骨就很多，因為從前不貴，現在很貴，小者數元，大者數十元，自然有人偽造牟利了。書契典籍亡佚，後有再出的可能，開後人作偽之路。偽書之多，這亦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第三個原因重要而已。
前面講偽書的種類，以書的性質分，大概有十種；若以作偽的動機分，又可另外別為二類，這種分類法比頭一種分類法還重要些。
甲有意作偽的
有意作偽，其動機可歸納為六項：
一、托古這項動機比較上最純潔，我們還可以相當的原諒。
為什麼要托古？因為中國人喜歡古董，以古為貴，所以有許多人雖然有很好的見解，但恐旁人不信他，只得引古人以為重。要說古人如此主張才可以博得一般人的信仰，作者心理不為名不為利，為的是擁護自己的見解，依附古人以便推行。
手段雖然不對，動機尚為清白。這種現象，春秋戰國時最多，如《史記•五帝本紀》贊稱『百家言皇帝，其文不雅馴。』可見春秋戰國時人皆篤信文化甚古說，以為皇帝時代，各學術思想已經很發達了。《孟子•滕文公》上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是無政府黨，與馬克斯派的唯物主義氣味有點相近，他因為理想特別，恐大家不相信，所以托為神農以自重。神農去得很遠，其時社會如何不得而知，亦許許行理想中的神農時代，真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所以他才去模仿。
不特諸子百家托古，即孔孟亦復托古。孔子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又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更厲害，《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儒家如此，墨家亦然。《尚賢》中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矣』而尤崇拜大禹。《莊子•天下篇》說『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親自操槖耜……禹，大聖也，而形式天下如此。』
大凡春秋戰國的開宗大師，莫不挾古人以為重，《韓非子•顯學篇》批評他們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始定儒墨之誠乎？』這真痛快極了！堯舜死了，沒有生口對證，誰知你是真是假呢。孟子可以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有可以說「有為堯舜之言者孟軻」儒家可以說「有為大禹之言者墨翟」墨家亦可以說「有為黃帝之言者老聃」每一家引古代著名人物以自重其學說，動機不甚壞，不過先生一種主張，學生變本加厲的鼓吹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則流弊就不堪設想了。
即如許行並耕之說，本來是他自創的唯物主義、無政府主義，偏要說神農時代如此，後來愈說愈像，便就弄假成真了。
《漢書•藝文志》中有《神農》十二篇、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全部是附會的。最著名的《神農本草》一書 ，相傳為神農口嘗百草，辨別苦辛，然後編著成書。其實此書與神農絲毫無關，乃漢末以後漸漸湊成，至梁淘弘景才完全寫定。
又如莊子著書，明白聲明寓言十九，因為要發表自己主張，最好用小說體裁，容易暢達。天地篇說『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這本是莊子的理想，借名字以點染文章的，好像曹雪芹作《紅樓夢》 ，借寶玉、黛玉的口脗，以發舒他的牢騷一樣，後人卻因為莊周說黃帝，平空附會許多關於黃帝的事實及黃帝所著的書籍。
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那許多偽書，大半由於引古人以自重的動機而出，書之著成亦多半在戰國時代，因為戰國末年，社會變動很大，思想極其自由。有人借寓言發表，有借神話發表，開宗大師都引一個古人作護身符才足使人動聽，他們的學生變本加厲，於是大造偽書，學術所以隆盛在此，偽書所以充斥亦在此。始皇焚書以前，春秋戰國間的偽書大概都只有這一個動機。
二、邀賞。方才講每經喪亂以後，出重價求書，免不了有人造假。
普通的如漢武、唐太稽古右文，懸賞徵集，當然有許多無聊的人專做投機事業，所以每失一回，每收一回，偽書愈多一回。
還有幾次特別一點的，如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他以親王的力量親賢下士，訪求典籍，得書異常之多，他尤喜歡秦漢以前古文字，搜羅不遺餘力，所以古文各經俱從河間獻王而出。漢朝經師有今文、古文的爭辯，其來源也在此。他所得的遺書真的固然很多，假的亦頗不少，因為造一部偽書既可賣錢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偽書就層出不窮了。
漢代除偽古文的經書以外，還有所謂緯書，前回所說的《干鑿度》就是緯書之一種。緯書，古代有無，殊不可知，戰國末年，陰陽家造作五行神仙之說，這可以說是緯書一大根源。至西漢中葉以後，作品極多，流傳亦盛，尤以宣帝一朝為數特伙。宣帝是武帝的曾孫，戾太子之孫，戾太子被讒而死，宣帝自獄中輾轉流落民間。當他年輕的時候，常聽見《燒餅歌》一類的寓言，偶有幾次巧合使他深信不疑，後來他作皇帝，極力推崇獎勵，當然以皇帝的威權臨之，不愁全國人不從風而靡。其時「《燒餅歌》式」的著作——即讖緯——極為流行，西漢東漢這類東西都是十分的發達。
漢成帝時有一宗特別的事情，就是成帝特別喜歡《尚書》，可是《尚書》百篇，自經秦火後，十喪其七，只餘二十八篇。成帝因為酷好這部書，打盡了主意，以求得足本為快。於是張霸出來，作投機的事業，造出了一部百兩尚書，比足本還多兩篇，稱為春秋以前舊物。書上，成帝大喜，立刻賜他一個博士的官職，等於現今的國立大學教授。後來仔細研究才知道，除原有二十篇外，盡都是假的。有人主張殺他，成帝深愛其才，又憐他造假不易，僅革博士職，饒他一命。
到了東漢時代，不特偽書充斥，《燒餅歌》亦很流行。漢光武一代中興之主，雄才大略，不愧中國史上第一流皇帝，但是他亦很迷信。光武名劉秀，王莽時，民間有「劉秀作天子」的謠言。時劉歆作國師，欲符合流傳的歌謠，改稱劉秀。光武正在南陽耕田，有人把這個話傳到他耳朵里，說『國師欲作天子啦』光武投鋤而起，答道『安知非我 。』後來他居然以一匹夫起兵，打倒王莽，自為皇帝。他覺得《燒餅歌》很靈驗，十分的相信。一般人民欲投人主之好，於是矯揉造作，故作隱語以欺世，雖然不是直接假造偽書，但於假造偽書有極大的影響。
降至隋代，又有一宗特別的事情。文帝酷愛古書，尤愛易經。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劉炫，聲望學問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為北方大經師，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學教授。因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連山》《歸藏》兩部易經。他說《連山》是夏朝的易經，《歸藏》是商朝的易經，《周易》是周朝的易經。我們年輕時讀三字經，中間有幾句『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就從這裡生出來的。《連山》《歸藏》，《周禮》中提到過，乃假造周禮的人隨便亂說，本來沒有這兩部書，劉炫因《周易》而想及《連山》《歸藏》 。書初上時，文帝大喜，後來知道是假的，以為大逆不道，就把劉炫殺了。一代大學者，因為造假書砍頭，太不值得。但須知獎勵過分，無異明白教人作假，這也不能單怪劉炫啊。
三、爭勝。
中國人有好古的習氣，愈古愈好，以為今人的見解無論如何不如古人的高明，所以有許多學術上的爭辯引古人以自重，然絕不誣陷古人，亦未詆毀旁人。爭勝是不好的，只要可以達到目的，古人今人一概利用拭殺，未免過於刻薄。
為爭勝而作假，自西漢武劉歆起。其時經學上有今文古文之爭，歆父劉向為大經師，歆自己學問亦很淵博。《漢書•藝文志》即根據他的底稿。在學問上，我們應當敬禮，在人格上，我們就不敢贊同。他姓劉，但是為王莽作國師，又改名劉秀以應民謠，可謂不忠；他父親是今文家，詩宗魯詩，春秋宗穀梁，他自己推崇古文，詩宗毛詩，春秋宗左氏，可謂不孝。從前只有《左氏春秋》，後有《春秋左氏傳》，劉歆引傳改經，又添上許多話才有《左傳》出現，他說《公羊》、《穀梁》皆晚出，得出傳說，偽漏百出，惟左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論語》曾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當然最為可靠。他專門與今文家作對，春秋既用《左氏》以打倒《公羊》《穀梁》，詩經用《毛詩》以打倒齊、魯、韓三家，禮則用《周禮》以打倒《儀禮》，又恐怕徒恃口舌，不足以爭勝，就全部或一部的改竄古書，如《周禮》，全部由劉歆假造的。《左傳》一部是劉歆編定的，其餘各經，塗改亦多。
漢以後至魏晉間，有王肅出師劉歆的故智，以為要打倒當時大經師鄭康成，非假造偽書不可，所以有許多偽書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據說是他改竄的。主名雖未完全確定，十成之中總有九成可信。《孔子家語》《孔叢子》幾乎可以說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簡直沒有什麼問題。
此外歷代假造古書以求打倒對手方的人還很多，這裡只舉劉歆、王肅二人作為代表。儒家如此，道家亦然。道教與道家不同，道家是一種哲學思想，如老聃、莊周一派，道教是無聊的宗教，最初由黃巾賊張角以符咒煽惑人心，後來愈演愈厲，成為江西龍虎山張天師一派。道教自東漢末起，二千年來，在社會上有極大的勢力。直至去年，黨軍入江西，才把張天師趕走。道教初起的時候，符咒騙人，其中無甚奧義，其後愚民信之者眾，這才野心勃發，想樹立一大宗派。會佛教自印度輸入，道教與之爭勝，造出許多無聊的書，現在道藏中，黃帝著作幾達百種，老聃、莊周各亦數十種，諸如此類，偽書甚多，其目的在與佛教爭勝，或與儒家爭勝。年代愈久，書目愈增，到現代不可勝數了。
佛教本身偽書亦復不少。佛經從域外輸入，辭義艱深晦澀，不易理會，釋書比自己作書都難，大家都有這種經驗的。六朝隋唐之間，佛教盛行，真的佛典，正確翻譯通來，一般人看不懂，於是投機的人東拼西湊，用佛家的話雜以周秦諸子的話，看時易解，人人都喜歡誦，但不是佛經原樣了。佛徒為增進自己的勢力起見，為同大師爭名起見，一意迎合常人心理，不惜假造偽書的往往有之，如《楞嚴經》，直到現代，大家還以為佛教入門寶籍，就是因為其中思想與我國思想接近。然而《楞嚴經》便不可靠，其他無聊作品不如《楞嚴經》的還多得很哪。
四、炫名。
這種動機比邀賞好一點，不過還是卑劣，只是為外來的虛榮，不是為自己的主張。
假造《列子》的張湛學得當時學者對於老莊的註解甚多，若不別開生面，不能不出風頭，而列禦寇這個人，《莊子》中說及過，《漢書•藝文志》⼜有《列子》八篇之目，於是搜集前說，附以己見，作為《列子》一書，自編自注，果然因此大出風頭。在未曾認為假書之前，他的聲名，與王弼、向秀、何晏並稱。這算是走偏鋒以炫名，竟能如願以償。
⼜如楊慎生平喜歡吹淵炫博，一心要他人所未看之書。本來一個人講學，只問見地有無，不問學識之博否，但楊老先生則不然，專以博學為貴。《太平御覽》是中國很大的一部類書，根據《修文御覽》而出。《修文御覽》早佚，楊老先生偏他曾經看見過，後來的人因為知道他手腳不乾淨，所以對於他所說所寫的都不十分相信，否則以他的話作根據，一口說《修文御覽》明時尚有此書，豈非受愚？
再如豐坊，為明代一大藏書家，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好書尤酷。他家裡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為未足，偏要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之類，真是可笑。豐坊又好書，又好名，他的喜歡造假書，許有點神經病作用。晚年，真的秘本固不足以滿他的欲望，似乎又趕造不及，結果竟得神經病而死。
五、誣善。造作偽書、誣毀旁人。
譬如前回所講《涑水紀聞》是後人假司馬光之名痛詆王安石，《倖存錄》是後人假夏允彝之名毀謗東林黨。其實皆本無此書，或有些書而無毀人的話，系後人假造或參雜進去的。
還有想害某人，故意栽贓，如宋魏泰欲害梅聖俞，故作《碧雲騢》一書，託名為梅聖俞撰。碧雲騢者，謂馬有旋毛，品格雖貴，不能掩其旋毛之丑。全書一卷，所載皆歷詆當時朝士的話，欲藉此引起公憤，不幸後來讓人發覺了。
有一種人，費了許多心血，作成一部書，想出自己的名字又覺得不方便，想拋棄了似乎又捨不得，於是造一個假名，拿去付印。如《香匲集》本為和凝所作，在文學界價值很高，惟其中講戀的話太多。和凝作宰相後，覺得與自己身份不稱，乃嫁名韓偓所作。其實和凝在當時有曲子相公之名，就說《香匲集》是他自己所作的艶體詩亦無不可，偏要故意規避，其動機雖非純粹出於誣善，然有點相近，終究是不正當。
六、掠美。
這類人在學術界很多，如前回所說郭象的《莊子注》是盜竊向秀的，王鴻緒的《明史稿》是盜竊萬斯同的。《莊子注》還好，沒有什麼大錯，《明史稿》就改得很不堪。所謂點金成鐵，令我們讀去，常有不睹原稿之憾。
又如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編制排比，詳略得中，允推佳制，但據邵念魯《思復堂文集•移民傳》稱為山陰張岱所撰，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得之。果爾，我們對於谷氏不能不說他有掠美的嫌疑了。
乙非有意作偽的
有許多書，作者不偽，後人胡猜瞎派，名稱內容遂亂。既然要辨別古書，這種著作也不能存而不論，以下分為子、丑兩部說明之。
子全書誤題或妄題者，這類作品又可分為四類：
一、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
如《素問》一書，最早是戰國末年的作品，稍晚則在西漢末葉始出，為中國一部頂古的醫書。其中雖然可議的地方很多，然亦至可寶貴。古代醫學知識，可考見的，多賴此書。原書作者，姓名不傳，今稱黃帝素問，或稱黃帝內經。還有一部《靈樞》，作者姓名亦不傳，今稱靈樞針經。作書的人本來不想作偽，然因為素問起首有『黃帝問於歧伯曰……』的話，乃屬作者假為黃帝、歧伯問答之詞以發抒其醫學上的見解。而後人不察，即以此誤會為黃帝所作，是以今人稱讚名醫，說他「術精歧黃」以此。
又如《周髀算經》一書，當屬漢人作品，為中國一部最古的數學書，價值亦極寶貴。原書作者，姓名不傳，後人因為起首有『周公問於商高曰……』的話，遂誤為周公所作。實則「周」是講圓，「髀」是講股，等於現在的幾何三角。其稱周公、商高，亦不過作者假古人的名字以發抒其數學上的見解。初非有意作偽，後人不察，硬派為周公所作，於是一圓一股的「周」「髀」便成為周公的一條腿了。許多古書，皆以有古人問答之詞，因而得名。
二、因書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論而得名。
這類書與前一類相近，亦以戰國、西漢時代為最多。
如《孝經》一書，不惟不是孔門著作，而且不是先秦遺書，乃漢儒抄襲《左傳》，益以己見，雜湊而成。後人因為裡邊講曾子的話及曾子所作的事很多，遂以為曾參所作，實大誤。此書若認為漢儒作品，有相當的價值；若認為孔門作品，則牴牾掛漏之處特多。
又如《管子》及《商君書》本為戰國末年著作，其中不過多載管仲商鞅的話及其行事而已，關於管仲商鞅死後的事情，記載亦復不少。若認為戰國末年法家作品，其價值極高，有許多很好的參考資料；若認為管商本人所作，則萬萬說不通。這種書，作者沒有標出姓名，大致是一種類書，雜記各項言語行事，起初並不是誠心作偽，乃後人看見書中多述某人言行，從而附會之，因此得名
三、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題。
許多很有價值的書籍，因為尋不著主名，就編派到一個闊人身上。
如《山海經》是一總古代神話集成，最古的部分許是春秋戰國時人手筆，最晚的部分當出於西漢東漢之間。因為其中多荒誕之語，歷代皆認為一部異書。《史記》雖引其名，但未言為何人所作，惟列子曾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後人因為太史公都看見過，相信確有其書，列子又有這套話，遂編派為大禹伯益所作。實在書中多載春秋戰國地名，至早以春秋為止，絕不會出在三代以前。
又如《難經》，是中國醫學界最有名的古書，內中載八十一個醫學上的難題及其答案，當系東漢末、三國時時人所作，與《素問》、《靈樞》齊名。《素問》、《靈樞》要早點，就派給黃帝，《難經》稍晚點，就派給秦越人（扁鵲）是戰國最有名的醫生，非他似乎不能有此傑作。當初作《難經》的人何嘗有意造假，都是後人摸不著主名，無端編派到扁鵲名下。
古書如此，近代之書亦然，如坊間通行的《黃梨洲集》，中有《鄭成功傳》，作品雖然不壞，然絕非黃氏手筆。一則文筆不像，再則恭維滿清，有「聖朝」「大兵」等語，與黃氏身份不稱。黃為明室遺民，滿洲入關，抵死不肯屈節，安有恭維滿清之理？大抵當時有人作鄭成功傳，然因他種關係不敢自出主名，後人因為梨洲有《行朝錄》，言魯王、唐王之事甚詳，鄭成功為排滿中堅分子，為之作傳者必系梨洲無疑，遂把此傳收入黃氏集中，鑄此大錯。諸如此類，作者無心造假，後人瞎亂胡猜，遂致張冠李戴。
古書如此，字畫詩詞亦然，所以無名漢碑往往誤認為蔡邕所書，無名唐畫往往誤認為吳道子所作，《古詩十九首》後人多謂出自枚乘，《菩薩蠻》《憶秦娥》兩闕，後人多謂出自李白。事情雖不一樣，道理完全相同。我們從事研究的人，切忌不要為虛名所誤。
四、本有主名，不察而妄題。
如《越絕書》記江浙間事甚詳，為漢魏時人所作，作者滑稽好戲，不願明標主名，故意在書後作了四句隱語：『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我們這四句話，明明白白知道是袁康二字，作者姓袁名康，還有什麼問題？後人不察，偏要編派一個名人身上，以為書中多記吳越之事，細考孔門弟子中，惟子貢曾到越國，遂指為子貢所作，今《四庫全書》仍題為子貢撰，這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
佛經中有一部《牟子理惑論》，系中國最先批評佛教的著作，共三十七章，極有價值，自序云：『靈帝時，遭世亂離，避地交州，著書不仕。』把時代、經歷、地方都說得很明白。《隋書•經籍志》因為作者姓牟，而姓牟的人只有牟融最知名，遂題為牟融作，已大錯特錯了，《唐書•藝文志》更糊塗，又考出牟融官職，給他加上官銜，題漢太尉牟融作。本來是隱士，忽然變作達官；本來在安南，忽然跑到中原；本當桓靈時代，忽然提到光武，前後相差兩百年。書錯還是小事，後人根據作者姓名，用以推斷佛教，說佛教之輸入確在光武之前，牟融時已經很發達了，這樣一來，那真是受害不淺。
丑部分誤編或附入
這類作品又可分為五類：
一、類書誤作專書。
如《管子》全書，非一人一時所作，乃雜誌體，聚焦若干篇法家言，並未標明何人所作。其中《弟子職》、《內業》等篇，與全書體例不符，範圍、文體皆有出入，可見顯系雜抄之書無疑。若認為一部類書到還可以，若認為一種專書那就錯了。因為其中講管子的話很多，所以名之管子，實非管仲所作。
二、註解與正文同列，混入正⽂。
《莊子》一書，內篇是莊周所作，外篇乃後人註解莊周之書。抄書的人抄了內篇，又把註解一併抄下，統名之為莊子，但是內篇外篇內容文體俱不相同，一見可以瞭然，絕不能認為出自一人之手。如認內篇為正⽂，則外篇雜篇必為註解；如認外篇雜篇非註解，則外篇雜篇必為後人所偽托，總之不是莊周所作的東西。一部之中，有註解附入正文處；一篇之中，亦有註解附入正文處。因為古代用竹簡，正文是刀刻或者漆書，註解亦是刀刻或者漆書，沒有法子區別。
如《禮記•王制篇》最末一段：『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下面一段：『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這兩段皆與本文無關，當系註解。或者後人讀《周禮》讀到此處，作了一點考證的功夫，因而隨筆記下，所以與正文連接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