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松浦友久指出：「誇張一點說，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或在國境或在國外，隨時隨地，接連不斷地進行著某種戰爭的戰亂史。而《詩經》以後文學史中所留下的這些軍旅戰爭的詩歌，正是這種戰亂的反映。」
唐王朝，雖是以軍事立國的封建帝制的強國，然邊犯戰爭依然是此起彼伏，西方的吐蕃，東北的契丹，北部的突厥等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央漢政權的衝突異常激烈，這為唐代邊塞詩的創造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此外，盛唐邊塞詩興盛的重要原因還在於民族性格和時代心理的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決定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到生產力狀況和它的生產關係制約的」。
到了盛唐時期，其詩人的精神境界、審美品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了不同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我們在王維的邊塞詩中可以管中窺豹。
儒學自建立之初，就立於百家學說之上，成為統治階級奉行的「正統」思想，而儒家所奉行的積極用事精神更是為歷代士子所推崇，這種精神在詩聖杜甫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他一向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治世理想，而在以莊禪思想為主的王維的詩中，我們仍舊可以看到這種用事精神的彰顯。這不僅僅表現在他早期的邊塞詩里，如《從軍行》《燕支行》《老將行》等，他在政治上受挫後，其哀怨詩如《濟上四賢詠》《隴頭吟》等，也通過憤世不平的情緒而傳達出他的用事渴望。
在唐代邊塞詩中，沒有誰像王維一樣熱衷於此。他大量使事用典，而表現超人的神勇威猛，藉以表達詩人建立功名的理想。如在《燕支行》中，詩人以淋漓盡致之筆。極盡誇張渲染之能事．從不同角度和方向刻畫出「老將」的藝術形象，理想化成一個既才且雄的「漢家天將」，一開始，詩歌描繪了將軍出征時「萬乘推轂，千官餞送」的盛大場面。一出場就給人以氣概非凡的印象。接著，描寫將軍為國而忘家的崇高品德和殺敵報仇的決心。以後，作者以誇張的手法，具體、生動地敘寫了將軍率領部下行軍、戰鬥、獲勝等情景。
結語中，又點出將軍善於練兵、用兵，智勇雙全．老將曾有「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的輝煌過去，就連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將帥，也只能作其偏將；而李廣雖屢建奇功，可和他比起來，也微不足道，但是這樣英勇善戰的大將，也逃脫不掉「路傍時賣古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的悲劇命運，然而當「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少年，詔書五道出將軍」時，他不計恩怨，壯心復起，仍又請纓報國，使人物形象更加光輝耀彩。
高度繁榮的盛唐文化，使世人高度自信，大漠獵火和邊關戰爭的時勢，助長和強化了盛唐一代新型知識分子豪俠節義的人格和人性，使漢民族的剛烈氣質和俠義血性得以超強度的張揚，形成了「男兒本自重橫行」的盛唐文士的審美人格。
因為時代的強盛，時代的審美心理，便趨向了崇尚武俠的價值取向，俠義風氣在唐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滲透於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初盛唐一些權貴子弟與士族中人，往往通過任俠活動，諸如勇決任氣，輕財好施，結納豪俠等，以博取聲名，為晉身之階。
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之平唐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冶其中。時人謂此風流藪澤。」像李白《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榮。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孟浩然《涼州詞》「坐看今夜關山月，思殺邊城遊俠兒」等等，無不表現出崇尚武俠的英雄氣概。
盛唐那不可叫避的戰爭事實，那極具魅力的沙場征戰，使唐代詩人幾乎無一人沒有邊塞遊俠的經歷，沒有一人沒有邊塞詩創造。王維加入到崇武尚俠的時代大合唱之中，順應了時代的意志，也影響著時代的風尚。
唐代是中華民族最為驕傲的時代，它的一統天下，顯示出一種向外開放、融匯中外而奮發有為的旺盛生命力，整個社會從高門大戶到寒門庶族，從統治階層到平民百姓，都瀰漫著一種為國立功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精神，尤其是玄宗時代，將盛唐文化推向高峰。時代與文化的氛圍給予詩人以極大的影響，王維身上及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遊俠精神，正是時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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