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對淮陰侯韓信早年經歷的記載很單薄，就那麼幾個有限的故事，一般人的「父母」、「求學」、「婚姻」、「子女」，一概付諸闕如，說得直白點，韓信的個人成長經歷近似於空白，那麼，他「身世」到底如何？是不是很多人想像的「平民逆襲」？
值得注意的是，從歷史紀錄的角度來看，《史記·淮陰侯列傳》的記載，實際上是從韓信「從項梁」之後開始的，他的早年經歷故事，絕大多數是對他為「楚王」之後還鄉的「快意恩仇」的舉動的追述拆分。
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對應則是《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記錄的幾個故事：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除此之外，再來看韓信的早年故事，就只剩下《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太史公曰」：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說，這幾個故事實際上應該是從韓信的「報仇報恩」之後追述的故事，被切成了兩半，前面放了前因，後面寫了後果，加上「韓信葬母」的信息，就是韓信全部的早年經歷信息了，當然，這些故事很見「人物性格」，符合司馬遷的敘事視角，卻並不能給予我們關於韓信更多的身份信息。
萬幸的是，在故事細節之中，有一樣東西出現了兩次：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劍」，是先秦「士人」身份的象徵，哪怕是僻處西陲的秦國，也逐漸學習了這個傳統，見《史記·六國年表》：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
「吏」帶劍好解釋，「百姓」帶劍，是不是說秦人無分「士庶」，都開始「帶劍」呢？
答案應該是否。
因為先秦的「百姓」，實則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寬泛的「血統貴族階層」，而非今天的「全民」，一個旁證就是秦簡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項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類似於魯國的「初稅畝」，也就是說，秦國在春秋戰國之交，由於魏國對其持續的軍事壓力，完全丟失「西河」後，開始了對關東諸國的先進位度文化的學習，而從史籍的記載來看，關東諸侯一樣是要「分別士庶」。
待到秦並六國，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新黔首挾兵令》指明了秦朝的「新制」：
新黔首公乘以上挾毋過三劍，公大夫、官大夫得帶劍者，挾毋過各二劍，大夫以下得帶劍者，毋過一劍，皆毋得挾它兵，過令者，以新黔首挾兵令論之。十一。
翻譯過來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擁有劍不得超過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許佩劍者，擁有劍不得超過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許佩劍的，不能超過一把，並不允許持有任何其他兵器，違反令文規定者，將用「新黔首挾兵令」問罪。
被征服地區的「新黔首」按照「爵位」高低擁有「劍」，他們中間又有「公乘以上」的「高爵」，也就是「五大夫」—「卿爵」，這就說明，關東六國被征服地區的「新黔首」之前的爵位得到了「保留」，代之以標識名稱的「秦爵名」，如「荊大夫」、「荊不更」（見考古發現告訴你：秦始皇統一後根本沒有剝奪六國舊貴族的身份特權）。
而韓信有「劍」，說明他的家族在秦統一之前應為「士」以上的「血統貴族身份」。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漢高祖的功臣團隊之中，史書記載有「表字」的只有——楚元王劉交和張良，乃至於《史記·高祖本紀》中的「字季」和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中的「諱邦，字季」，也就是說，至少兩漢之際的人們是認為劉邦有「表字」的，也就是「仨人」。
當然《史記》中也存在應有「表字」而未記的情況，如項羽的叔叔項梁，作為大貴族後人，也應有「表字」，但是，他並非如項羽一樣享受「單獨立傳」待遇的人物，重視程度較低，也可以理解，一般來說重要人物往往會附上「表字」，如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吳廣字叔。
而《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彭英盧吳傳》中，都沒有記錄韓信的「表字」，這種情況，與蕭何、曹參、陳平、樊噲、周勃、張耳、陳余等人類似。
也就是說，這些「有氏」的名人，應該都屬於「氏」，而有無「表字」本身又標識了他們「三代以內」的社會地位，比如項羽的祖父是楚將項燕，張良的祖父、父親相韓，而楚元王劉交在秦焚書前就學於荀子弟子「浮丘伯」，也就是李斯、韓非子的師兄弟，師長應該會為其「取字」。
再進一步說，就是「有氏」、「帶劍」基本可以代表「血統貴族身份」，是社會認可的「士、大夫」階層中人，而政治、政府認可的則是「權位」，這就需要近親的「家世」和「教育」來背書，能夠跨越式發展的，應該是「世襲權貴」與「顯學門徒」，這種「入仕」路徑其實與秦、漢的「官吏任子」和「博士弟子」路線差相仿佛，本就是一脈相承的東西，而「士、大夫」階層中無從躍居「朝廷」的，則只能蝸居「縣廷」，成為「吏」，具體來說就是「諸官」和「史」，比如劉邦的「亭校長」和蕭何、曹參的「令史」。
而其中更不幸的，沒有家族之助的人物，如韓信，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過往的關注點，常在「無行」，其實最重要的是其「葬母」所體現出的「無父」，也就是沒有「宗族昆弟」的幫助，「家貧」，而只能將母親「獨自」葬在「高敞地」，如有其父之墓，則不會單言「母冢」。
綜上所述，唯有將史書中對於韓信的有限記載，放置在「戰國秦漢之際」的大的宏觀社會背景下討論，才能夠對韓信的「布衣」身份有所理解，漢高祖的「布衣將相」，並非是說出自於「社會底層」，或者說「勞動人民」，恰恰相反，他們只是屬於統治者的「邊緣群體」，也就是距離「富貴」、「權力核心」較遠的「社會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