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讓他人來討論一位作家，還不如讓作家自己談論自己。」《巴黎評論》在1953年創刊之時就立下了這一宗旨。
生活在一個「批評的時代」，《巴黎評論》不願意像當時所流行的其他雜誌那樣讓評論處於核心位置，更希望突出創意寫作作品，即小說和詩歌。代替文學批評欄目的是作家訪談，另有一些藝術作品。四部分構成的內容定位迄今基本沒有改變。
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1》中譯本於2015年11月出版以來，這個系列已引進四部「作家訪談」和一部《巴黎評論·短篇小說課堂》，大致都是「小說家言」。那麼，詩歌的聲音呢？
《巴黎評論·詩人訪談》中譯本近期來啦。這部集子總共十八位受訪者，包括：瑪麗安·摩爾、約翰·阿什貝利、W.S.默溫、伊夫·博納富瓦、傑克·吉爾伯特等人。無一不是二十世紀中葉首屈一指的大詩人，個體的展示，也是時代群像的一次集體展示。
在愉悅、自由的氛圍里敞開自我
很多作家不太情願接受訪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過，那是「偽造的、非正式的」採訪。J.M.庫切說，他「反對與完全的陌生人交流，尤其反對在採訪文體慣例允許下，一個陌生人跨越陌生人對話的合理界限，與另一個陌生人的交流」。
在本書里，菲利普·拉金也表現得疏離，《泰晤士報文學副刊》這樣評論拉金，「他幾乎拒絕了所有請他當評委、做朗誦、寫書評、講課、宣講的邀請，也不接受採訪。」可想而知，拉金願意謹慎答應《巴黎評論》，就算書信的方式，已是突破，是難得的極大信任。
菲利普·拉金
可見，訪談若想成功，首先要消除受訪者的心理障礙，讓他樂於在愉悅、自由的氛圍里敞開自我。《巴黎評論》採取的主要方式，是讓採訪者前去拜訪受訪者，在受訪者的住所或花園裡促膝長談，在繚繞的咖啡香氣里，或者啜飲暖暖的茶水，時而傾聽鳥鳴，窗外枝頭還有松鼠和其他小動物，在熟悉的環境裡，人們容易放下戒心，輕鬆自如。
《巴黎評論》的採訪者也是有名望的業界人士或作家。比如，唐納德·霍爾是《巴黎評論》的第一位詩歌編輯，後來在2006年成為美國的第十四任桂冠詩人。霍爾在1961年採訪了瑪麗安·摩爾。霍爾開口就問摩爾小時候是否就認識T.S.艾略特，因為摩爾家和艾略特家住得很近。這樣一來，摩爾很快就簡介了家世，然後就轉入了寫作生涯、小時候的文學啟蒙與求學時期的經歷，接著談到摩爾受到哪些作家的影響、摩爾在紐約的編輯職業生涯，後來話題又轉回到摩爾對艾略特等作家的看法。流程順暢，氣氛融洽，雙方都放得開。
唐納德·霍爾
好的訪談不會刻意生硬，也不是簡單呈現作家的經歷。這篇訪談可以作為典範。入口很重要，過程也很重要，整個引導不著痕跡，採訪者表面上是次要的，把談話主動權交付在受訪者手裡，但實際上每個問題都是方向的引導而又要讓對方在不感覺冒犯的情況下適度袒露，如何尋找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顯然事先就要做足準備，臨場則要及時調整。
全書的訪談基本上都很成功，不過，其中也有部分不那麼讓人滿意。比如，採訪耶胡達·阿米亥的那篇，多數提問圍繞阿米亥的個人經歷展開，回答看上去也像交出詳細的履歷表，整體顯得細碎且枯燥。怎麼切入，怎麼引導，在何時打斷、轉換話題，對於採訪者，這些是必須掌握的技巧。當然，這跟受訪者的性格也有關，有些人外向，有些人木訥，還有些人，比如謝默斯·希尼經常受訪，早就習慣了，駕輕就熟；另外也有些人有點表演欲，比如安妮·塞克斯頓，芭芭拉·凱夫利斯在採訪筆記里說，「她的回答常常如咒語一般，就是那種一經刪減便會黯然失色的重複的念禱」，塞克斯頓的許多回答是從提前寫好的筆記里念取的，用她自己的話說，「一個演出自傳戲的女演員」。
耶胡達·阿米亥
這些受訪者已經功成名就，大多時候都表現得端莊凝重，表現自己對於人生、工作、族群、世界形勢的觀察與思考。他們談論往昔的歲月，沉澱的積累賦予他們足夠的資本讓他們成為引領者，詩人往往是孤獨的，現在他們走出了孤獨的斗室，與公眾分享思想，不論他們接受採訪的初衷是什麼，也許僅僅是享受被關注，這些聲音都是作品之外另一種方式的傳達。
美國精神與法國精神的融合
蓋伊·特立斯《被仰望與被遺忘的》里有篇文章，叫《尋找海明威》，講述1950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六位美國年輕人以海明威為偶像，融入巴黎的文學氛圍，創立知名期刊的故事。這個期刊就是《巴黎評論》。正如它的logo所顯示的，一隻美國禿鷹，戴著一頂法國傳統式樣的帽子，抓著一支筆（代表寫作）。這個形象既有文化氣質的表現，也有進取開拓的野心，還體現對公眾事務的關注。誕生之時，它就是美國精神與法國精神交融的產物。
詩人相對其他作家之不同，我以為，在於他們面對現實時生成的格外的敏感，寫人性的、自在的東西，寫人的本能、人的知覺、人的道德感，以及用詞語將這些感受最大程度地留存並轉化發散的能力，以及能力之外的不可知、不可說、難以言明的困惑與永恆的哲理的追索。
在工業文明社會，詩人仍然描摹、吟誦悠久的自然頌歌。「我的父親是那種來自古老世界的生命。」希尼詩歌最早的胎動伴隨著父輩挖掘的身影，愛爾蘭鄉村農耕生活是其文學土壤的根系所在。
加里·斯奈德
自然書寫在現代的語境裡發生了一些變化。採訪者稱加里·斯奈德「很有可能是自梭羅以來第一位對應該如何生活投入了這麼多思考並且使自己的生活成為一種可能的樣板的美國詩人」。斯奈德直接從中國詩歌里學到了表意法，他翻譯了包括白居易《長恨歌》在內的許多中國詩詞，他對詩僧寒山極感興趣，中國的田園山水給予他無法解釋的「業力共情」。
斯奈德的詩歌有禪宗的意味。W.S.默溫也談到了禪宗帶來的創作影響。默溫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並不需要通過西方意義上的祈禱來建立，它已經存在，詩歌承認那種聯繫的相關，當我們摧毀周圍的自然世界的時候，也就是在摧毀我們自身。
在詩人們承襲或吸收的傳統里，宗教與信仰是一道流脈。德里克·沃爾科特的出生之地聖露西亞島的主流是天主教，而他卻從小生長在一個衛理公會教派的家庭里，教義的衝突無可避免地帶給他強烈的內心糾葛，他在詩歌里描述：「四十年過去了，在我島嶼的童年裡，我感到/詩歌的天分讓我成了那個被選中的人，/所有的經驗都在朝向繆斯的火焰燃燒。」
W.S.默溫
寫作與現實的關係是一個根本問題，它古老而常新，無法迴避，時時處處面臨挑戰。詩人們需要處理他們的生活經驗，這些經驗包括不同文化的衝撞與融合，也包括家庭日常里那些微小細緻的體驗。大多數訪談都選擇從詩人們的童年生活入手，回憶的過程本身就是自我感覺的重生，從記憶的深處提取尚未死去的自我。詩人的主要題材很多取自於自己的生活。
讓我感興趣的還有一點，即缺席者的在場。這些缺席者包括惠特曼、T.S.艾略特、聶魯達等知名詩人，也包括受訪者所接受的本土詩歌傳統，比如中世紀的英國詩歌、愛爾蘭的民間傳說等，當然還包括來自異域的風氣。另外，舉一例，本書沒有羅伯特·洛威爾的訪談，然而洛威爾在很多場合都現身。塞克斯頓、沃爾科特、特德·休斯等六七位受訪者都談到了對洛威爾的崇仰。自白派的詩風是向著內心的自我挖掘，採取弗洛伊德分析法來做「生活研究」。這些詩歌與當時美國的社會思潮相結合，反映了戰後中產階層的藝術觀和生活觀，那麼多詩人都受到自白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政治與文學的相互滲透。
米沃什
二十世紀的文學不可能置身於政治之外，二十世紀的詩歌很大程度上是對政治環境的回應。在有些訪談里，甚至政治話題壓倒了文學的一面。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阿米亥的訪談，之所以有缺陷，就是因為採訪者過於關注政治而忽視了創作的理念探討。當然，因為作家的生活背景，這些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帕斯、米沃什等詩人，他們的詩歌索取的很多就是他們代表人民所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正如訪談面對他們，必須進入命運、離散、鄉愁、抗爭、身份認同、跨語境交流等話語系統。現當代詩人在世俗生活、政治處境和道德選擇等方面，都必須有意識地讓自己處於異見者的位置。
在此意義上，這些受訪的詩人，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提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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