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印度。
有著莊嚴肅穆之聖山（喜馬拉雅）、奔流不息之聖河（恆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為宗教大國。因為那裡有太多西方聞所未聞，中國絕不會有，其他民族也完全無法想像的東西。
比如「種姓制度」。
種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產」。簡單地說，就是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婆羅門（祭司）、剎帝利（國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羅（奴隸）。這就叫「種姓」，梵語叫「瓦爾那」，意思是「顏色」。因為雅利安人的皮膚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則是深色。此外，還有「旃荼羅」（賤民），是「不可接觸者」，比首陀羅地位還低。種姓與生俱來，世襲不變；種姓之間則壁壘森嚴，嚴禁通婚。制度最嚴的時候，一個「賤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級種姓的人看見，就得躲起來自殺謝罪。
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為這種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羅門教。唱對台戲的，則是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佛，就是「覺悟者」；耆那，就是「勝利者」；錫克，就是「學習者」。他們也都是種姓制度和婆羅門教的「反對者」。是啊，佛性常在，眾生平等，每個人的血都是紅的，為什麼要分等級？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覺悟」、你的「勝利」、你的「學習」，而不是你的「出身」。
佛教和耆那教的創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是凈飯國王子，耆那教創始人筏陀摩那是貝那勒斯王子。二千多年後創立錫克教的納那克，雖然不是王子，卻也是「剎帝利」。這就說明，獨立、自由、平等，確實是人類的共同價值和共同追求。
自由平等的旗幟，終於被高高舉起。
佛教和耆那教創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講仁愛之時。但到中國的西晉變成東晉那會兒，改革後的新婆羅門教（印度教），卻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復興，以壓倒性優勢捲土重來，最後變成印度共和國的第一宗教。
這，又是為什麼？
道理也很簡單：孔雀王朝滅亡後一千多年間，印度半島北部飽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躪。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催生了雅利安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為懷的佛教，苦行主義的耆那，顯然不合時宜。能夠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濃厚鮮明的婆羅門。
身份認同，同樣重要。
比如猶太。
如果說印度人面對的是「苦惱」，那麼猶太人面對的就是「苦難」。沒有哪個民族像他們那樣災難深重，一次次妻離子散，一次次國破家亡。也許，只有耶路撒冷第二聖殿遺址上的那座「哭牆」，才知道他們流過多少淚水。
哭牆又稱西牆，是耶路撒冷舊城古代猶太國第二聖殿護牆的僅存遺址。猶太教把該牆看作是第一聖地。千百年來，流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回到聖城耶路撒冷時，便會來到這面石牆前低聲禱告，哭訴流亡之苦。
事實上，猶太教的真正創立，就在他們集體受難之時。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釋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國春秋的楚共王討伐鄭國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夷平。從國王、貴族、祭司到工匠，上萬猶太人被戴上手銬腳鐐擄往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
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認同感」了。《舊約》的前五篇，即所謂「摩西五書」，就是在這個時候由他們的「先知」整理編寫出來的。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奇蹟：不可勝數的弱小民族一旦國家滅亡、人員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唯獨猶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會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
現在，我們知道宗教能給人們什麼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為有神的保佑和庇護。第二是「自由感」，因為真正的信仰只能發自內心。第三就是「身份認同」。對於宗教徒而言，說「我是佛教徒」，就跟說「我是泰國人」沒什麼兩樣，甚至還更親切。
宗教，是沒有國界的國家。
那麼，我們民族為什麼沒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