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廖仲愷先生經歷了由一名愛國海外赤子變為追隨孫中山革命之同盟會骨幹，再進而逐步成長為職業革命家的人生道路，並在鬥爭中為這場革命運動的勃興、發展和高漲，作出過重要貢獻。
廖仲愷
舊金山知名僑商之子 走上西學救國之路
愛國是廖仲愷最核心的政治品質。廖先生於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舊金山），取譜名恩熙，字夷白。其父廖竹賓時任滙豐銀行舊金山分行的副經理，是位在當地頗有社會地位的知名僑商。良好家庭教育和儒家文化的薰陶，無疑為廖仲愷愛國思想之萌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營養。廖竹賓是一位愛國愛鄉的僑領，在教育子女方面主張以國學為先。他常對孩子們說：「不要忘記我們是個中國人」，「愛護祖國，第一條就是不要忘記祖國的文字……應該學習讀通。」正是基於此，廖竹賓在1885年仲愷8歲時，除讓兒子每天上午修讀英語外，還要他下午到華僑辦的「國學專館」去攻讀唐詩和古文。從古書和父親平時之愛國愛鄉言行中，少年時的仲愷銘記著「我是個中國人」。
舊金山廣大華僑屢受美國政府及白人種族主義者排華迫害的悲慘境遇，是廖仲愷愛國主義思想產生形成的現實社會土壤。美國當局為了開發舊金山地區之金礦和修建加州鐵路，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瘋狂掠奪「華工」充當奴隸苦力。到廖仲愷出生的前一年，美國加州約有華僑16萬人，其中居舊金山市者約4萬餘；他們曾對該地的發展繁榮作出過巨大貢獻。可美國當局者卻對「華工」恩將仇報，自1873年發生經濟危機後即煽動白人實行排華。此後，隨著美國聯邦政府和加州地區排華法案的出籠，迫害華僑的腥風血雨一直籠罩著舊金山。廖仲愷少年時代就從父母口中得知許許多多關於「華工」慘遭迫害的事，他還看到過舊金山白人流氓以石塊、木棒等兇器襲擊中國人，及大批警察以毆打、拘禁、驅逐等手段逼迫華僑遷往別處的情景。面對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的野蠻行徑，年輕的廖仲愷把鞭炮機智地甩往白人警察身上。隨著年齡的增長，廖仲愷懂得了華僑所以在舊金山備受凌辱，是因為怯懦腐敗之清政府無力保護生活在異邦的炎黃子孫。廖仲愷這時的民族與愛國思想增長了，心中湧現出了長大後定要報效祖國的憧憬。
就在儒家傳統文化薰陶催生及嚴重民族危機刺激助長著廖仲愷愛國愛鄉思想之際，廖竹賓因積勞成疾於1893年突然病逝，這使16歲的仲愷失去了父親。整個家庭也缺失了重要支柱。孤兒寡母一家人不久就登上了由舊金山開回香港的輪船，從此結束了多年僑居美國之生活。廖仲愷在歸國途中「路過香港時，見到中國人遭受殖民者的欺凌，愛國思想進一步滋長」。他從此立志將來一定要為拯救祖國而奮鬥。廖仲愷返至廣東省歸善（惠陽）縣之故鄉後，他開始新的生活，日益追求進步，不斷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而進行奮鬥。
起初，在回鄉不久後又經歷了喪母之痛的廖仲愷，一切只都仰仗和服從叔叔廖志崗的安排。這位叔父曾擔任過香港招商局總辦和電報局總辦等職務，在省港社會上頗著聲望。他在為侄兒選擇人生道路時，恪守歸善縣客家人「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的習俗，期望並要求他走科考入仕為官之路，以耀祖光宗。於是，廖仲愷在叔父安排下拜家鄉之碩儒家梁緝嘏為師，開始了刻苦攻讀儒家「四書」、「五經」的生活。就在他孜孜研讀經史策略之學、準備步入科考仕途之際，北京和廣州先後發生了兩件令人震驚的事：一是清政府於1895年4月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時在北京應試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發起「公車上書」，裡面提出拒和、遷都、變法三大救亡之策。維新變法之風很快就吹到了廣州。二是同年10月，孫中山等領導興中會策動的乙未重九武裝反清暴動，更轟動了五羊城。廖仲愷面對祖國備受外人侵凌、百孔千瘡的現實，很快省悟到從儒家經典中根本找不到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要救國就必須學習仿效外國；其原來欲在科場中占有一席的熱情，因此而很快地就消失了。廖仲愷為此向叔父提出了赴香港轉攻西學的請求，並獲得其支持與資助，於1896年進入香港皇仁書院學習。由此可知，廖早在清廷廢止科考前10年，就毅然作出了棄儒學就西學的明智抉擇。此後，他在皇仁書院這所師資和教學設備一流、以培養社會精英為目標的學校里，一學就是6年，思想與學業上都大有進步。應該說，此舉是其人生奮鬥中的一大轉折，他從此開始尋求新的救國路。
廖仲愷和孫中山
結伴何香凝 共同追隨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
1897年，20歲的廖仲愷已到了談婚娶妻的年齡。當叔父廖志崗促其成家時，仲愷即說出了父親的臨終囑咐：「小腳女人在外國被人看不起，你必須遵照客家人的習慣，將來娶一個大腳媳婦」。廖家經過打聽，很快就得知香港地產大亨何戴家19歲的九小姐就留有一雙「天足」——原來何香凝年幼時性格倔強，因受太平天國女兵的影響堅決不纏小腳，一次又一次將母親給她纏的裹足布剪成了「花蝴蝶」；其父親最後對妻子說：「算了，由她去吧！」於是她就保留住了一雙大腳。結果，在時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廖仲愷同何香凝沒有來得及自由戀愛，即於1897年10月在廣州舉行了婚禮，巧合天成地結為風雨同舟之終身伴侶。
廖仲愷與何香凝結婚後，將新房設於住在三官廟的兄長廖恩燾家。他們為了避免侄兒們的嬉鬧，在廖公館二樓左側屋頂的曬台上搭了一間小屋為臥室。每當皓月當室，這對促膝談心的年輕夫婦常有「人月雙清」之感——他們遂寓此意將這樓台斗室名為「雙清樓」。後來，廖仲愷將其詩集名為《雙清詞草》，何香凝別號 「雙清樓主」，並將其詩畫集命名為《雙清詩畫集》，及後人在編輯出版他們夫婦的文集時取名《雙清文集》，皆是由此而來。廖仲愷與何香凝夫婦在「雙清樓」上一同度過了四五個春秋。此間，這兩位愛國青年心懷遠大志向和抱負，密切關注著民族前途和國家命運。
20世紀初，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許多士子都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學外國，將留學看成是「今日救國的唯一方針」，成群結隊前往日本留學。何香凝毅然將陪嫁的珠寶翡翠、金銀首飾和部分家俬變賣，連同做女兒時攢下的私房錢在內共「湊得三千餘金」，作為兩人赴日留學的初期費用。1903年1月，廖仲愷先行抵達東京，4月間何香凝也來到丈夫身邊。他們夫婦希望藉助於西學特別是日本的經驗來救國與強國。正是基於此認識，廖仲愷牢記學問乃立國之本，堅持抓緊時間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學習。他先後考入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攻讀政治經濟科，於1909年於中央大學順利畢業。這為其成為民國初期之傑出理財專家與能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留日期間，廖仲愷又於學習之餘，經常參加留學生會館組織的各種活動，並在4-5月間的「拒俄」運動中為「拒俄義勇隊」（後改稱學生軍）捐款。由於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集會，他有一次終於獲得了面見孫中山之良機，並因此而決志追隨孫先生進行救國鬥爭。因此可以說，廖仲愷的留日之舉，實是邁出了由愛國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一生追隨孫中山革命到底
廖仲愷赴日留學之際，正值東京留學界及國內的民主革命風潮日益高漲之時。自1903年後，「東京留學界之思想實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他們所出版的革命報刊，有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留學生中傾向共和革命的人數，也在一天天地增多起來。當時已正確地選擇了革命人生道路的廖仲愷，急切地渴望著能早日拜見到革命領袖孫中山。這一天終於來到了——9月的一天晚上，廖仲愷夫婦在東京神田區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集會上，喜出望外地初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孫先生當時只發表了簡短的演說，略謂「中國積弱太甚了。我們應該發憤圖強，徹底革命，才可挽救祖國於危亡。」廖何兩人不但對孫之演講「聽得入了神」，而且還在散會時「打聽到孫先生寓所的地址，預備以後再去拜訪他多聽些革命道理」。後來，廖仲愷夫婦曾幾次專程到小石川的一間「下宿屋」（旅館）去拜訪孫中山，向他請教革命救國的諸問題；「話題馬上從中國的政治問題開始了。孫先生談得很多，從鴉片戰爭談到太平天國，談到戊戌政變，談到義和團運動，談到清政府腐敗無能，強調所以一定要進行反清革命」，「推倒清廷，建立民國」。孫中山的一席話，令廖何「十分佩服，十分贊成」，他倆當即「表示贊成革命」，願為愛國救亡和創建民國效力。孫中山對此格外讚賞，並委託廖在留學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廣為結交，以便日後結為團體，以任國事」。此後，廖仲愷照孫先生的囑咐辦事，為壯大留日學生中的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下，由於各省革命志士尤其是歸國留日學生骨幹們的努力宣傳與組織發動，國內各大城市的愛國革命運動在1904年間蓬勃地高漲起來。其標誌是該年相繼有黃興、宋教仁等在長沙創立的華興會，劉靜庵、呂大森等在武昌建立的科學補習所，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的光復會等。這些革命小團體的骨幹分子，因開展反清革命鬥爭受挫又被迫再度亡命日本留學，東京遂成為中國反清志士匯聚的地方。為了將全國分散的革命力量組織起來，以適應革命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商議後，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正式成立了領導辛亥革命的全國性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9月1日，事先返香港籌措學費與看望女兒的廖仲愷回到了東京。當晚他經黎仲實、何香凝兩人介紹，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會。從此後他在東京之「貸家」就成了同盟會的活動機關，而其本人則先後擔任過同盟會本部外務幹事、會計長及天津分會主盟人等職。廖作為孫中山麾下的一員虎將，為同盟會後來的立黨、宣傳和起義活動，皆做出重要貢獻。
首先，廖仲愷為吸收黨員和擴展同盟會會務，做了重要工作且收效頗大。他在1905年11月中國留日學生開展的反對日本文部省頒行取締清國留學生規程之鬥爭中，肩負著聯絡、組織與指導這場對日鬥爭之重任。廖當時充分利用自己結識人多又向為留學志士「所素仰」的有利條件，既說服大家特別是胡瑛等人要聽從孫中山關於「不贊成留學生全體回國」的電示，不可意氣用事退學歸國，同時其又注意在鬥爭中激發廣大留日學生的愛國熱情，力勸大家要加強團結和反對分裂。他還及時把鬥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介紹到「同盟會的組織中來」。
其次，廖仲愷積極宣傳同盟會的三民主義政綱，特別是在為孫中山之民生主義提供與補充思想材料方面貢獻尤多。孫中山在1905年11月26日創刊的《民報》「發刊詞」中，首次將同盟會員入會之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此後，該報比較系統地開展了對三民主義理論的宣傳鼓吹，並在同改良派的激烈論戰中捍衛了三民主義政綱。廖仲愷作為《民報》的主要撰搞人，先後用「屠富」、「淵實」、「無首」等筆名，在該報上發表了譯作《進步與貧困》、《社會主義史大綱》、《無政府主義之二派》、《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虛無黨小史》、《蘇非亞傳》、《巴枯寧傳》、《帝王暗殺之時代》，及論文《辟非民族主義者》（未署名）。這些文章的宣傳內容涉及同盟會的三大主義，而重在介紹和探索歐洲早期的廣義社會主義學理，以宣傳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及為之提供與增補思想材料。應該說，在同盟會內能像他那樣全面地宣傳三大革命主義，而又始終努力求其實現的人，是不太多的。這就說明廖已在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只有孫先生之三民主義政綱，才是救國治國的良方。而尤難能可貴的是，他也為中國知識界最早接觸與介紹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之一人：廖仲愷在譯作《社會主義史大綱》一文中，敘述了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5個階段，並著重介紹了「麥喀士」（馬克思）和「英蓋爾」（恩格斯）所領導的「萬國勞力者同盟」（即第一國際）之活動情況。其還在一些譯文按語中強調說：譯者深喜研究歐洲社會主義之歷史及其運動與真相，為的是以之「導我先路」，即擬從它們之中找出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用於指導現實救國鬥爭。
再次，廖仲愷還為同盟會的武裝反清鬥爭出過力。他於1906年春奉孫中山之命隻身潛赴天津活動，為的是開展中法聯合調查中國內地革命實力，以便於將來法國援助孫中山進行反清鬥爭。何香凝當時題《贈別》詩一首為丈夫壯行：「國讎未復心難死，忍作尋常泣別聲。勸君莫惜頭顱貴，留得中華史上名。」其字裡間表達了他們伉儷捨身報國的壯志豪情。廖仲愷抵津與法國軍官布加卑取得聯繫後，駐天津法軍參謀部即派出軍官7人，與孫中山指派的黎仲實、胡毅生等人抵滬匯合後，出發前往江蘇、兩湖、兩廣和川黔等省進行考察聯絡工作。廖這期間則居津時與卑氏及考察團保持聯繫。此項聯合考察工作雖因卑氏去職回國而告夭折，但他為之所作出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廖仲愷返回東京後又於1907年初奉孫之命抵香港，協助同盟會員許雪秋等聯絡同志，策動了潮州黃岡起義。平時，廖仲愷夫婦還動員華僑中的眾多親友捐款，以贊助同盟會開展反清武裝鬥爭。
廖仲愷苦讀幾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經專科後，隨即返國開始了其從政之路。1909年秋，他赴北京參加了清政府舉行的留學生考試，中法政科舉人；不久後被清廷派往吉林巡撫陳昭常幕下任譯員。面對黨人好友關乾甫的非難質詢，廖仲愷坦然地回答說：赴京應試不是為了做清朝的官，而在「得此入清廷握其政權以成革命工作，更為易易。」在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他踐行了對友人許下的這一承諾。這期間，廖一方面積極協助身為清吉林邊務督辦、第六鎮統制的革命黨人吳祿貞，與日本當局交涉所謂「間島問題」，為清政府通過談判最後收回被日占據的「間島」地區出了一份力；另方面其又利用公開職業作掩護，盡力在吉、遼地區進行了一些秘密的宣傳、聯絡及策反工作。他於1910年冬曾觸景生情寫下詩一首，內有「松柏勵初志，風霜改素顏。遙知南嶺表，先見早春還。」等句。廖先生在此以松柏自況來抒懷明志：其表明決不因為鬥爭環境惡劣而改變革命初衷，仍保持了「身在曹營心在漢」之革命氣節；他面對同盟會西南起義屢起屢踣之頓挫，仍相信嚴冬過後即是春天——對民主革命事業終將必勝抱有堅定信念！
1911年10月10日，響起了武昌新軍起義的炮聲，在這勝利的鼓舞下，短短一個多月，全國即先後有14個省市宣告獨立。裡面也有廖仲愷的家鄉廣東省——廣州於11月9日「兵不血刃」地和平光復了，旋即成立以同盟會南方支部長胡漢民為都督的粵省軍政府。就在這民主共和的呼聲響徹了神州大地之時，廖仲愷離開吉林經香港回到了廣州，參加創建和鞏固新生地方共和革命政權的各項工作。他此間「常入都督府議事，至深夜而出」，幾乎參加「襄辦所有要政」。在軍政府時期，廖仲愷擔任過樞密院之樞密員，軍府財政部（司）副部（司）長、司長及省國稅廳長等職，始終是軍政府的重要成員之一。他就是從任職於粵軍政府起步，開始了其作為職業民主革命家的從政生涯。
由上述可知，廖仲愷辛亥革命時期所經歷的人生軌跡是：由金山華僑赤子，到惠州愛國青年，再到香港和與留日的學生，又再進而為同盟會之戰將，最後擔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等職；他放棄儒學而轉攻西學，及從愛國走向革命，直至追隨孫中山先生成為職業民主革命家。在以後的十幾年裡，他一直緊跟著孫先生，前後經歷了辛亥革命失敗，發動二次革命討袁，進行護國與護法鬥爭，促成與實現國共兩黨首次合作等重大歷史事件，並在這些鬥爭中愈挫愈奮，最後成為孫中山的重要助手與戰友、國民黨左派領袖。
（作者周興樑，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