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是書法藝術走向繁榮的時代，篆、隸、草、行、楷，諸體具備，尤其是隸書的發展達到了頂峰。東漢刻碑立石之風甚盛，多採用隸書，鐫刻精細，所留「豐碑」極多，琳琅滿目，隸書至此已經完全成熟。篆書受到隸書影響，產生了繆篆。從隸書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經開始更廣泛地使用。草書的興趣為書法藝術開拓了更大的領域。許多書法家和書法理論著作在漢末也大量湧現。
進入東漢中後期，特別是漢桓帝、漢靈帝之世，墓碑的發展達到成熟、鼎盛階段。「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銘等物。」（《宋書》第407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東漢盛行厚葬，這在客觀上促進了墓碑的發展成熟。至此，無論是形制，還是書體、文體、墓碑的發展都極盡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繩引棺的豐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變。該時期碑刻姿態萬千，各臻其妙，不只是結構、章法之變化，且有種種不同趣味和神韻，或方整厚重，或遒勁端麗，或縱橫奇肆，或疏宕飄逸，不一而足。不僅形式多樣，而且用筆的變化，漸為豐富和成熟，因此形成不同的風格。
東漢洛陽地區的碑刻，在書藝面貌上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碑刻較為古拙，字形輪廓取橫勢或縱勢的都有。後期碑刻在取勢上趨向於正方或扁方形態，極少有縱勢。在行筆方面，後期碑刻以含蓄柔美，代替了前期的質樸古拙，在流暢的筆法中透露出方正的形象，這意味著隸書形體的逐漸解散和楷書形體的興起。
漢代書法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漢隸書家，以蔡邕為代表；一類是草書家，以杜度、崔瑗、張芝為代表。張芝被後人稱為「草聖」。
洛陽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東漢碑刻文字資料，由蔡邕手書的熹平石經，代表了官定標準隸書，因此它集中體現了隸書法則，端莊穩重，筆法遒勁，極為工整嚴肅，但由於過於整齊拘束，自然風趣就少了。
草書的誕生，在書法藝術的發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標誌著書法開始成為一種能夠高度自由地抒發情感，表現書法家個性的藝術。草書的最初階段是草隸，到了東漢時期，草隸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章草，後由張芝創立了今草，即草書。
東漢時代還誕生了第一部書法理論專著，即崔瑗的《草書勢》。崔瑗（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縣）人。父親崔駰博學多才，與班固、傅毅齊名。崔瑗勤奮好學，繼承父業，十八歲時來到洛陽多方求學，精通天官曆教和《易傳》，與著名學者馬融、張衡是好朋友。崔瑗作為東漢著名書法家，尤其擅長章草和小篆。唐人張懷瓘《書斷》一書中，把他的章草列為神品，小篆列為妙品。他向章草名家杜度學習，與師父齊名，後人常常「崔杜」並稱。他的書法結字工巧，對後人有一定影響。張芝草書正是因學崔杜二人而發展成為一代「草聖」的。
除了碑刻文字，洛陽地區還出土了大量的磚刻文字，主要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模印、干刻和濕刻三類。洛陽、偃師刑徒墓磚於1956年和1962年出土。1962年發掘出五百二十二座刑徒墓，墓磚八百二十餘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二百二十九塊，始自永元十五年（103年），終於延光四年（125年）。由於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