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在旅遊活動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頗有文藝素養的文人士大夫。他們非常自覺地繼承了前人以文載游的傳統。遊記散文和旅遊詩詞因此得到了長足發展。如果說漢魏六朝是遊記文學的開創期，唐代是遊記文學的成熟期，那麼宋代就是遊記文學的興盛期。這一時期，遊記作家輩出不窮，其中不僅有蘇舜欽、歐陽修、范仲淹、蘇軾、秦觀、陸遊、范成大等詩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陸九淵等著名學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們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傳誦的遊記作品。
一、記游詩文：主理尚意，長於議論
就風格而言，宋代遊記有受理學影響，以記游為輔而重在說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蘇軾的《石鐘山記》；有側重抒情寫景，描繪自然風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記》、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記》；有清新簡潔，流暢明麗的，如秦觀的《龍井題名記》；也有縱橫恣肆，氣魄宏大的，如蘇軾的《前後赤壁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更有陸遊的《入蜀記》，以日記體形式狀景物，記古蹟，敘風俗，作考證，抒情感，內容豐富，筆法自如，從而開創了一種日記體遊記。總之，宋代遊記數量眾多，形式多樣，風格各異，從而為後代遊記文學的繁榮和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強烈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因此常常意氣風發地大發宏論，「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他們熱衷於講道論學，而理學也開始成熟盛行，因此，長於議論成為宋代旅遊文學也是遊記散文的一個鮮明特點。宋代許多遊記，寫景只是全文的鋪墊，其中心則是闡明一個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就是宋代遊記散文具有議論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該文不以記游為重點，而是把記敘與議論巧妙地結合起來，藉以闡發治學的見解。學習是沒有止境的，「問其深，則好游者不能窮也」；學習愈深入，遇到的困難就愈大，而所得的收穫也就愈多，所以說「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但一般人學習淺嘗輒止，半途而廢，而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又必須堅持不懈刻苦鑽研才能獲得，所以作者又說：「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全文借景說理，即景言志，說明做學問要達到高深的造詣，就必須具有不畏艱險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精神。
當然，借景說理抒情的遊記散文名篇，還有蘇軾的《前後赤壁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這些遊記作品氣魄宏大，文筆恣肆，議論縱橫，是古代遊記散文中不可多見的璀璨明珠。
宋代遊記散文名篇薈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還有王禹偁的《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曾鞏的《墨池記》、蘇舜欽的《滄浪亭記》、晁補之的《新城游北山記》、呂祖謙的《游蘭亭記》、程端明的《游金華三洞記》、王質的《游東林山記》以及與南宋對峙的金朝文學家元好問的《濟南行記》等。
以詩記游，始於先秦，盛於唐宋。唐旅遊詩主情，重審美，韻味悠揚；宋旅遊詩主理，尚意趣，議論風發。王禹偁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閒泛》，梅堯臣的《魯山山行》和《東溪》，歐陽修的《伊川獨游》，蘇舜欽的《初游滄浪亭》，王安石的《登飛來峰》和《泊船瓜州》，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和《題西林壁》、陳師道的《十七日觀潮》以及陸遊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乳交融的優秀旅遊詩作。
二、記游宋詞：市井氣象，黍離之悲
以詞記游，始於唐，盛於宋。宋代旅遊詞可大致分為歌詠市井風情、抒發羈旅愁緒、描繪自然風光和憑弔歷史古蹟等幾類。
宋代的商品經濟繁榮，城市富庶繁華，市井文化勃興，眾多的文人流連忘返以詞唱和。這類表現市井風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詞從自然形勝和經濟繁華兩個角度真實地交錯描繪出杭州的美景和民眾的樂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現出當時社會的太平氣象和都市風情，深為文人士大夫所激賞。
特定的社會環境，使宋人旅遊不再有唐人那樣豪邁雄闊的氣概。文人士大夫在旅遊詞中流露出更多的羈旅惆悵、離愁別緒和隱藏於內心深處的家國之憂。秦觀、周邦彥、朱敦儒等著名的詞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觀的《踏莎行》可視為表現羈旅之愁的典範之作。
描繪自然風光的宋詞較多。較為突出的有潘閬的10首《酒泉子》，詠杭州十景；歐陽修泛舟穎州（今安徽阜陽）西湖所作的《採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以及吳潛的《水調歌頭・焦山》、汪莘的《沁園春・憶黃山》、張孝祥的《念奴嬌・過洞庭》和吳文英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歐陽修的《採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清麗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韻。
詠嘆歷史古蹟的宋詞，以辛棄疾的最為突出，他登建康賞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時所作的詞，將寫景抒情融為一體，筆調沉雄淒婉，意境蒼涼悲壯，堪稱宋詞中詠嘆歷史古蹟的代表作。而孫浩然的《離亭燕・一帶江山如畫》、康與之的《訴衷情令・長安懷古》、張孝樣的《水調歌頭・過岳陽樓作》、吳潛的《滿江紅・豫章滕王閣》、方岳的《水調歌頭・平山堂用東坡韻》、汪元量的《鶯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這類詞中的優秀之作。其中康與之的《訴衷情令・長安懷古》作於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長安遊覽秦漢宮闕遺蹟的所見所思。深長悽愴的黍離之悲浸透紙背，無從排遣的的憂國之愁洋溢於字裡行間。這種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動盪的社會現實在旅遊詞作中的真實反映。
三、最後想說的話
兩宋時期，國勢遠不及漢唐強盛。在外，與遼、西夏、金的戰爭敗多勝少，一再屈辱地簽訂和約輸銀納絹以求一時之苟安。在內，機構臃腫冗官冗費，財政時有困難。這些內憂外患，不僅嚴重刺激了宋人特別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創傷，而且使得他們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日益強烈。社會憂患意識可以說是中國文人士子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孟子・離婁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以世俗地主經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趙宋政權在立國之初就明確表示：「（本朝）與士大夫治天下」，並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孫。在崇文抑武的國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們往往以國家棟樑自居，以國家天下為己任，密切關注國計民生，具有較前人更深廣的社會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正是他們特有心態的真實寫照。這種社會憂患意識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極大的普遍性，並且深深地滲透到他們的旅遊文學之中。
自中唐以來的由向外轉為向內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強大以及兩宋理學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內省，造微於心性之間，把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養的外在表現而已，這也就是以「內聖」控「外王」的人生路線。由於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禪宗的影響，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也發生了改變。他們認為，審美活動中的雅俗之辨，關鍵在於主體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質和情趣，而不在於審美客體是高雅還是凡俗。蘇軾說：「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黃庭堅說：「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便是這種新的審美情趣的體現。因此，宋人旅遊理趣盎然，注重通過欣賞實在具體的景物去追求和領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種種，正是宋代遊記文學特點形成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