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是將世界和人類事務領域從通常的"自然"毀滅中拯救出來的奇蹟。 ——漢娜·阿倫特
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美東時間4月22日凌晨，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為805772例，死亡40316例，而其中紐約州又是疫情重鎮，超過14萬確診，近1.5萬人死亡 。從某種程度來說，當前的紐約州就像是2月初的武漢，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向身處紐約的朋友 Yanhan 詢問近況，她告訴我，自己已經獨自在紐約公寓中隔離有一月多餘。在國內美術館工作幾年以後，為了進一步探索有關東亞思想史、藝術史以及身份認同的相關議題，2014年，Yanhan 選擇進入美國巴德學院策展研究中心深造，畢業後則為中美兩地的文化項目進行策劃工作。
近幾年，Yanhan 作為《藝術商業》的特約作者為我們發回了諸多紐約文化界的前沿報導，讓我們得以了解當代藝術之都紐約的文化動向。而今，面臨人類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作為一個獨自在紐約打拚的年輕人，她針對種族、現代性和地緣政治等問題，又有了更多新的反思，按她的話說，該如何「像一個負責任的人類那樣思考」，於是便有了這期內容。
我們希望通過 Yanhan 的講述能呈現一個相對客觀的紐約，並且與大家分享她在疫情期間的思考。
以下，來自於 Yanhan 在紐約隔離期間的自述：
疫情下的紐約
紐約的隔離對我來說有一個很清晰的時間點， 3月13日大都會博物館宣布從14日開始閉館，它是第一家閉館的公共文化機構，緊接著MoMA、古根海姆等都宣布閉館。可以說，以大都會博物館為首的文博機構還是反應很迅速的，紐約市政府也是一周之後才建議非必需工作者（non-essential workers）採取在家辦公的措施。在這期間，公共服務和交通系統還照常運行，人們都可以自由出入紐約。
紐約州約有1950萬人口。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避免了（Shelter-in-place）「就地避難」的措辭，認為用「待在家裡」（Stay-at-Home）的命令更適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雖然政府聲稱違背指令將可能受到民事處罰，但直到中後期，紐約人才比較自覺嚴格地執行隔離政策。總體來說，人們是否保持社交隔離和拒絕公共聚集，主要出於自覺。關於戴口罩，最近的兩周以來，公共場所中所有人都會佩戴口罩。不過我也理解政府一開始不呼籲全民戴口罩，因為醫療物資仍然短缺，政府呼籲把專業口罩留給需要的人，鼓勵大家自行製作口罩。
從3月18日左右至今，我有一個多月完全沒有外出，最直觀的感受是超市的送貨越來越難搶到位置了。物資的供應其實是很充足的，只是訂單爆增，沒有足夠的送貨人員。
Yanhan 告訴我們，隔離的這段時間，外界的唯一景觀就是窗前的這棵樹，看著它從光禿禿到發出綠葉，每天，都綠得多一點
對於疫情，我的印象是美國的華人群體都展現出了更多的鎮定。這種定力是因為國內已經經歷過了一次（所謂已經打過上半場），心理和物資上都有準備，讓我沒想到的反而是來自國內媒體和親友的激烈反應。因為這段時間有很多遠房親戚，或者父母的朋友都會通過他們來問我的情況，比如關心我要不要趕緊回國。這與他們日常在媒體上所看到的關於美國的報導，不無關係。
我上一次回國是16年底，參加當時的集美阿爾勒攝影節。我更感激父母對當下形式的寬容和理解，我的爸爸建議我不要立即回國，因為在飛機和途中的感染風險可能遠大於在家避險。我的媽媽則會和我分享她是如何仔細傾聽了紐約州長的演講。她所掌握的一些「前沿動態」有的連我都不知道，比如比爾·蓋茨基金會研發疫苗的故事。
一方面，我感受到家人的愛是超越國界的，另一方面，我也驚訝於父母對於媒體信息的篩選和辨別能力，他們對當下局勢的認知大概比很多公知還要更加具有遠見。我相信國內的強烈反應還是基於不了解，以及雙方的輿論戰所帶來的恐懼和想像。
這次紐約州州長 Andrew Cumo 和市長的出色表現，為紐約人、甚至全美國人，帶來了更多的信心。從某個角度來看，紐約的情況的確非常糟糕，確診人數已經超過25萬。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紐約州的數據遠遠高於別的州，部分也是因為紐約在早期的時候就爭取到了最多的檢測設備，檢測率是非常高的。
州長每天都會有公開的新聞發布會，這種與公眾之間的高效溝通和交流的意圖是非常好的。政府市的一些紓困政策，比如全紐約市民都可領取一日三餐，對老年人生活和購物的各種協助，對每個家庭實行資金補助，還有放寬了政府對於醫療保險的支持，這些都是人道關懷的體現。
對於疫情本身，我相信大家在情緒上都會有一些比較脆弱的地方，所以疫情相關的新聞，我是刻意讓自己不要去過多關注。我希望越是在艱難的時候，越應該回到一個工作和思考的正軌。
關於歧視
我這段時間接觸的人有限，不過3月中旬隔離前的一周，還冒著「風險」去看了一年一度的紐約古籍書展。展會上有歐美各地來的參展商，並沒有對亞洲面孔有什麼不同態度。
在書展上，我還發現了一張很有趣的地圖，它的角上有12個頭像在拖著地球，這是那個時期人們對於地球的想像，而且還有些神話色彩。諷刺的是，在今年，我們對地球的想像已經變了，而這種改變無關於地理的精確，而是關於文化的對抗。
關於對亞裔的歧視，我個人還沒有太多的體驗，這也許和我的工作圈子比較狹窄和理想化有關。紐約是一個自由思想非常盛行的地方，紐約客一般來說是奉行平等與政治正確的觀念，當然，「White Trash」也會做為少數存在。
美國中南部地區可能還是會更趨於保守一些。但是就我這幾年的經歷來看，太明顯的種族歧視是沒有的。這也緣於亞裔群體一般都比較謹慎，受教育水平和經濟情況比其他少數族裔要高。
美國社會的分裂，我認為更多的還是貧窮和思想陣營的分裂，種族、性少數族群等議題，自1960年代以來，已經在各種風起雲湧的平權運動中普及得比較成功，不會被當成奇聞異事來談。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還是要先反觀自身，就我的經驗來看，當我給予別人足夠的尊重，也並沒有覺得別人會輕視我。
相信理性思考的力量
作為一個在紐約生活和工作的外來人來說，在這邊的生活是不太容易的，會遇到很多艱難和挑戰。我最近一段時間，發現閱讀到一本好書，或者說一個好的哲學論述，會對整個人產生很大的鼓舞，所以我現在非常相信閱讀的力量。
比如經典一些的有尼采：「像我一樣，把流走的美德帶回到塵世——是的，帶回到身體和生命；讓它賦予大地以意義，賦予人類以意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通過閱讀，我發現自己可以將對於疫情當下境況的迷茫、無助和挫敗，得到一種理性的轉化，並從這種轉化之中，獲取到更加深遠的力量。
最近對我有很多幫助的是三本書：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David Lowenthal 《往昔乃是異鄉》；Keith Tester《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漢娜·阿倫特是我最喜歡的學者之一，在《人的境況》這本書中，阿倫特寫道：職業者社會，要求它的成員成為一種純粹的自動化機能，似乎個人生命已經真正融入了物種整體的生命過程，此時唯一需要個人作出的積極決定就是隨波逐流，也即，放棄他的個性，忘記他個人仍然感覺著的生活的痛苦與艱辛，默認一種昏昏沉沉的，「讓人麻醉的」功能化行為類型。
面對全球性的公共危機，人的生命權利是被剝奪的，是被權力關係下的世界體系所掌握的。這也讓我得以重新審視有關「生命政治」的理論，以理性主導我們的情緒、思考，以及下一步行動的走向。
阿倫特討論勞動與生命的關係，「當現代人喪失了彼岸世界的時候….唯一潛在的不朽的東西——像古代的政治國家和中世紀的個體生命一樣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類種群生生不息的生命過程」。（《人的境況》）
此外，她對於「沉思生活」與「積極生活」的關係也啟發了我。阿倫特解讀了希臘傳統中「積極生活」與「沉思生活」的關係，她認為「積極生活」是為了追求「沉思生活」，並在沉思中臻至完美和終結。
在居家隔離的當下，其實是我們以沉思代替行動的一個很好的契機。當我們陷於庸庸碌碌的、瑣碎的工作的時候，人們無法進入沉思。現在，是時候重視反思了。
在全球範圍中，印度、非洲的情況也非常令人擔憂，但毫無意外的是，大家關心的還是第一世界。這裡發生了一件對我有所觸動的事，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和印度 raqs media 小組（他們也是 2016 上海雙年展的主策展團隊）的藝術家 Shuddha 先生之間的簡短交談。2015年我在巴德學院的時候，他是當時的客座教授。他對於疫情之後的人文世界重建，也呈現出理性的態度。
他說：我相信危機之後，我們將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對於什麼才是對人類而言重要的事務，會有更清醒的認識。（My sense is that we will come out of this into a transformed world and with a clearer sense of human priorities.）
縱觀現代世界的歷史，在重大危機之後，往往會伴隨著人文世界的重建。如果由我來理解 Shuddha 先生所說的，對於什麼才是對人類而言重要的事務，就是指對當代社會對於經濟與科學的絕對追求的質疑。
疫情讓全球化、現代性這輛超速奔跑的龐然大物，有了戛然而止的一個警鐘。
疫情之後，大家會更加珍惜與環境的關係（比如不會再去捕食野生動物），並有更多機會對自身、族群乃至整個人類的境遇發出自省。從人文主義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積極的信息。我相信這有利於人文世界的重建。大災大難過後，經過一定時間的洗禮，人文、藝術和政治等領域往往會結出新的果實。
英文里有句話：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每朵雲都鑲著一條銀邊），即否極泰來，我一直在嘗試尋找那個 silver lining，而不去看烏雲本身。
我相信並深切地期望著，唯有回歸理性和思考，才能遠離網絡的占領高地式的輿論戰，才是真正的行動。
編者後記：
疫情發生後，我從未像現在感受到現代性的脆弱，一場瘟疫演變成全球性的災難，更讓人憤懣的是，國與國之間心態和環境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的落差尚且可以彌補，但可怕的是信任的鴻溝無法修復。我相信，在這樣的狀況下，唯有展開更多有效且理性的溝通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正如約翰·多恩在詩里寫道：
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
無論誰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里。
因此，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喪鐘為你而鳴。
自述 | Yanhan
採訪、編輯 | 凡琳
圖 | Yanhan、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