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二百年的承平，造就了都城洛陽的繁榮。
洛陽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都市。秦漢時期，城市都是按照里坊進行劃分的，商業活動被限制在規定的里坊中進行，這樣的特殊里坊就是市。洛陽城按行業分為三市，宮西大城中為金市，城東有一個馬市，城南有一個陽市（南市）。每個市都建有市門，市門的開啟和鎖閉都有固定的時間，出入由「市門卒」負責監管。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在白天進行，當時沒有夜市。市中修建的供商人進行商貿活動的成排房屋，稱為「列肆」。漢靈帝時，漢桓帝竇皇后去世後，靈柩被宦官們放在南市的房屋中，好幾天沒有殯葬。在市中還建有高樓，官吏在樓上對整個市場進行監控。東漢洛陽市場的結構，可以從出土的畫像石和畫像磚中得到驗證。東漢洛陽的商人們，都是居住在市裡的。
洛陽城中的市歸河南尹管轄，專門設有市長一職來負責市的管理。《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中引《漢官》記載，洛陽的市長級別為四百石。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批評皇帝，漢桓帝震怒之餘將李雲下獄，洛陽市長沐茂上書營救，非但沒有救出李雲，反而受到懲處，被以大不敬的罪名「貶秩二等」。（《後漢書》第1852頁）見於記載的洛陽市長還有陳瑀（yǔ）。洛陽市長的佐官有一二百石級別的市丞，所屬吏員有三十六人。另外，還有三百石的楫棹丞負責水路的貨物貿易。如果有人在市場中出售違禁物品，市長有權進行查處。漢桓帝延熹年間（158-167），有人在洛陽市中出售漢順帝陵墓中的陪葬品，洛陽市長追查多天沒有結果，最後才由司隸校尉將案犯抓獲。市場的稅收工作也是由市長來負責的。必要的時候，市長也對物價進行干預。
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早年曾經販賣過糧食。東漢王朝建立後，並沒有延續前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基本沒有給商業以太多的限制。秦漢時期商人建有專門的戶籍，稱為「市籍」。在東漢，朝廷並沒有出台專門針對商人的歧視性政策。雖說不斷有人向朝廷建議對商業進行限制，但整個東漢王朝始終沒有出台限制商業的措施。比如東漢初年，桓譚向光武帝劉秀建議：「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谷入多而地力盡矣。」然而「書奏，不省」。（《後漢書》第958-959頁）光武帝根本沒有理會。不僅如此，西漢和王莽時期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東漢往往予以廢除。比如各種專賣制度在東漢都被廢除，整個東漢基本沒有官營商業。而且一旦遇到水旱災害，政府往往通過減免稅收來鼓勵商業。比如漢和帝時，「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後漢書》第178頁）為了滿足商業活動的需要，東漢政府在建武十六年（40年）開始重新鑄造五銖錢。同時在整個東漢，布帛和穀物也都充當貨幣。
沒有了政府的限制，東漢的商人往往比較活躍，很多商人富可敵國。仲長統在《昌言》中描繪當時大商人的豪富狀況，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後漢書》第1648頁）
除了專門的商人，社會各階層也參與商業活動。一些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到市場上出售他們莊園的產品。根據崔寔《四民月令》的記載，糧食是漢代市場中最重要的商品。著名外戚竇憲曾憑藉其政治權勢染指商業，多次指使手下人前往西域購買各種內地所沒有的稀缺奢侈品，以牟取暴利。其次，一些不願意與統治者合作的士大夫，也隱藏於市井之間，或是往來販賣，或是為人傭賃。再次，一些普通農民到市場上出售一些農產品或家庭手工業產品，以換取油鹽等生活必須品或生產工具。不僅如此，班超再次打通絲綢之路後，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吸引了大量的西域胡商。比如梁冀飛揚跋扈之際，一個遠來的胡商不慎殺了梁冀家的兔子，結果三十多人被害。不僅西域商人，其他地區的人們也絡繹不絕，雲集洛陽。張衡《東京賦》中曾經說過：「北燮（xiè，調和）丁令（貝加爾湖一帶的敕勒族），南諧越裳（我國西南方及相連域外的民族）。西包大秦（羅馬帝國），東過樂浪（朝鮮半島），重舌之人九譯（多重輾轉翻譯），僉（全、都）稽（qǐ）首而來王（wànɡ）。」
洛陽城早在戰國時期就是一個著名的商業都市。伴隨著東漢經濟的發展，洛陽城也逐漸走向繁榮。班固的《東都賦》和張衡的《東京賦》，以生動傳神的筆觸描寫了東漢洛陽城的繁盛壯觀。
天下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斷地匯聚到洛陽城中，種類豐富，琳琅滿目。首先是農產品，各種穀物、蔬菜都運到洛陽的市場上。其次是手工業產品。從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可以看到，絲綢、布匹、衣物、薪炭等生活日用品，都在市場上出售。東漢冶鐵業比較發達，市場上充斥著鐵制生產生活工具，甚至有百鍊鋼的寶刀。造紙業的發展，使紙成了價格低廉的商品，相關的筆、墨、硯、手抄書籍也有大量出售。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漢書》第1629頁）雖說我們尚不清楚王充在書店裡所看的是紙本書還是簡本書，但大量文化商品在洛陽市場上出售則是事實。王符的《潛夫論》中提到洛陽的市場上還有兒童玩具出售，「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後漢書》第1634頁）雖說在王符看起來這與欺詐無異，其實這是洛陽民眾生活安逸的表現。當時的市場上，醫藥商品也可以經常看到。除了日常生活用品，製作精巧的奢侈品也充盈市場。王符《潛夫論·務本篇》寫道：「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這些奢侈品，只是為了滿足貴族們窮奢極欲的生活。
隨著商業的發展，高利貸的經營活躍起來。東漢初年，桓譚就指出：「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後漢書》第958頁）高利貸是暴利行業，息錢可高達數十萬，《後漢書·陳重列傳》記載，在洛陽做官的時候，有一個郎官欠了數十萬的利息，「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後漢書》第2687頁）
在商業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官商勾結，壟斷經營的情況，辜榷是典型的表現。所謂「辜榷」，是在商業中包攬政府項目的行為，西漢末年就已出現，東漢時期更加突出。豪強勢力往往與官府勾結，向官府包攬某一商品的買賣，形成壟斷，從而獲得高額利潤。如漢靈帝時，豪右辜榷馬，一匹馬至二百萬錢。一般從事辜榷商業活動的，都是與權貴官僚有勾結的富商大賈，他們往往在商業往來中從事不法勾當。尤其是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勢力往往參與其中。漢靈帝光和年間（178-184年），黃門令王甫曾指使手下「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後漢書》第1786頁），遭到楊彪揭發，結果王甫被司隸校尉陽球所殺。東漢末年宦官飛揚跋扈，更是公開強買強賣，禍害百姓。大宦官張讓就通過「辜榷財利，侵掠百姓」（《後漢書》第2535頁），而聚斂大量不義之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