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白天想敦煌 晚上夢敦煌

莫高窟參觀預約網 發佈 2020-05-09T10:56:58+00:00

採訪前,她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寫在紙上:常書鴻、賀世哲、孫紀元、段文杰…樊錦詩:我是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來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現在80多歲了,能為敦煌做事,無怨無悔。

80歲後,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迎來了高光時刻。

2018年,她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她又被授予「國家榮譽稱號」,成為共和國歷史上耀眼的名字。「擇一事、終一生。」這句話正是樊錦詩一生與敦煌結下深厚因緣的寫照。

「苦都讓老先生們吃了,表彰全給了樊錦詩。我沒什麼了不起,我只是在前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榮譽等身時,她總是想起自己的前輩和同仁。採訪前,她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寫在紙上:常書鴻、賀世哲、孫紀元、段文杰……

樊錦詩:我是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來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現在80多歲了,能為敦煌做事,無怨無悔。我想先說說之前的事。

莫高窟是誕生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無價之寶,是公元4世紀至14世紀的古人用智慧創造出的文化藝術寶庫,見證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結束了莫高窟自明代400多年無人管理的命運。新中國成立後,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研究院起點高,開始就來了常書鴻、段文杰這樣的大專家。他們都是名校畢業,捨棄大城市的生活,自願來到戈壁沙漠中,一待就是一輩子。那時候,莫高窟幾乎是廢墟,洞子裡堆滿沙,有的根本進不去。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住土房子、睡土炕,沒有交通工具,信息又特別閉塞。他們治流沙、搞臨摹、做研究,為研究院打下了堅實基礎。

樊錦詩來到敦煌後,參加了莫高窟南區窟前遺址、敦煌七里鎮漢墓等發掘清理工作。1977年,她被任命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

樊錦詩:1985年至1986年,國家文物局讓敦煌莫高窟等5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展申遺工作。我是莫高窟申遺的負責人。

開始我也不知道為啥要申遺,親自填寫了大量材料,比如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歷史文獻、文物價值、研究成果等。

填寫過程給了我莫大刺激,世界遺產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國際上有關文化遺產的公約、憲章,文化遺產完整性、真實性等理念,文物保護和旅遊開放的關係,文物保護與法律等,給我很大啟發。這促使我不再限於考古的一點點天地,在實踐中學習法律、管理學等。我認為這對研究院的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

1987年,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有六項標準,只要符合一項即可。我想,一定要讓莫高窟的保護和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

讓千年莫高窟以數字化的方式「永葆青春」,是樊錦詩力推的一件大事。從提出設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數字檔案,他們花了整整20年。

樊錦詩:我在做檔案的過程中發現,1908年外國人拍攝莫高窟照片中的內容,到我1978年去拍時,有的沒有了,有的模糊了。再發展下去,慢慢全部沒有了怎麼辦?照片會變黃、膠片會變質、錄像會消磁,有沒有什麼好辦法讓壁畫保留下來,芳華永駐?

我開始關心科技。有人問我,想沒想過用電腦?他說,我帶你去看看,只要把圖像數字化,就能永久保存。

這話我可愛聽了,天底下還有這種好事?我馬上去跟甘肅省科技廳提了這個想法。甘肅省科技廳很支持,給了30萬元。我們試了,但不行。

快到上世紀90年代,我們和外國專家聯繫。他們教我們,就像拍電影一樣架設軌道,讓照相機正投影移動拍攝,然後把照片拼接起來。開始是用柯達膠捲拍,拿去美國洗照片,後來變成了高保真的數字相機。我們自己也在改進,把笨重的軌道改得更輕、更狹窄,將自動拍照和手動拍照結合,花了20年時間,才真正做成了高保真的數字檔案。

比如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圖,長13米多,高3米多。我們拍攝了6000多張照片,再把它們拼合校正。在洞窟里需要爬上梯子才能看清的畫面,成為數字壁畫後,就能拿到世界各地去展覽。

在莫高窟15公里外,有一個似流沙又似流水的土黃色流線型建築——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遊客先在這裡觀看數字電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窟區領略它歷史的風姿。

樊錦詩:莫高窟1979年開放時,一年遊客不到2萬人。遊客從10萬人增長到20萬人,用了15年。從20萬人增長到30萬人,僅僅用了3年。2001年,莫高窟的遊客達到31萬人。西部大開發、旅遊大發展,遊客只會越來越多,怎麼辦?莫高窟的洞子都不大,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洞子就算中等洞窟了。一天進入成千上萬人,那是什麼概念?

洞子看壞了絕對不行,不讓遊客看也不行。我花了兩年時間想這個事,把人愁死了。後來,我們開始做遊客承載量研究,做很細的調查——洞窟溫度、相對濕度、遊客數量、洞窟病害等統統要調查研究。還要做模擬實驗,比如遊客進入洞子後,溫度濕度變化與病害的相關性。

人數肯定要控制。無限制進人,不僅文物受破壞,觀眾也看不好。到了黃金周,我擠到200人的大洞子裡,就只能看到男同志的後背和後腦勺,再就是抬頭看窟頂。

除了做承載量研究,我們還加上了網上預約、線上支付。遊客先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看電影,再統一乘坐大巴去看洞窟。

我們還有應急預案。人們在北京上海可以不看這個看那個,但人們到敦煌的第一目標就是莫高窟。暑期、長假時開放最多1.2萬人的應急參觀,遊客不看電影,看4個洞子(正常參觀是8個),還能看美術館、陳列館。

遊客不能再超了。我們提倡負責任的旅遊,不一味想著門票和鈔票,要為文物負責、對遊客負責。

保護、研究、弘揚,是從上世紀中葉起敦煌研究院確定的三大使命。樊錦詩也一以貫之,將其發揚光大。

樊錦詩:我們建立了搶救性保護體系和預防性保護體系,建立了我國唯一一個文物領域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一方面,從壁畫材料入手,科學分析它的構成,去研究它為啥生病,用什麼材料修復更好。文物保護必須遵守最小干預、不改變原狀的原則。不能拍腦袋就修,而是要評估價值和現狀,針對不同材料、不同病害、不同工藝來修復。另一方面,引入風險管理的理念。文物和人一樣,要健康就得預防。洞窟微環境、病害、洪水風沙、森林植被等都要監測。從監測數據看洞窟是否穩定,不穩定就得關注,必要時就得採取措施。

莫高窟的專業性很強,涉及藝術、歷史等眾多人文學科。研究院有一批歷史、文學、考古、宗教、民俗等領域的人文學者,他們通過對壁畫、文獻的深入研究,將莫高窟的內涵和價值挖掘出來。敦煌研究院現在已經出版四五百部專著、發表3000多篇文章,是全球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同時,我們還在做文化弘揚工作。我們得把講解員培養好。

2015年,樊錦詩從敦煌研究院院長一職卸任。她評價自己「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個過程」,遺產保護仍需一代代人推動。

樊錦詩:我白天想敦煌,晚上夢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但更多的事業還要靠年輕人去做,我希望年輕人能繼承老一輩「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就要陪伴它,不斷探索前進。接力棒總要一代代傳下去,我相信年輕人會做得更好。

文章來源:《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半月談記者 張玉潔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