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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6日，詩人汪國真去世。今天的文藝青年人可能對這個名字很陌生，但在三十年前，這個飽受爭議的詩人受到的熱烈追捧，是今天的「流量明星」們都不敢想像的——從中國有新詩以來，沒有哪一個人詩人的個人詩集發行量超過汪國真。
據說，三四十年前，文藝青年們有三大時髦：讀汪國真的詩，練龐中華的字，讀許國璋的英語。他們各自的風靡一時，折射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路徑與特徵，今天依然啟人深思。
01
汪國真是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巨大的異數，一方面，在九十年代初，他是真正堪稱「現象級」的寫作者，他的詩歌生命只有短短的五六年時間，卻創下了中國有新詩以來個人詩集的發行量記錄，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記錄恐怕也不會被打破；另一方面，他卻始終不曾被主流文學界，特別是詩歌界認可，在他們眼裡，汪國真的寫作不是「詩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是不是詩」的問題。
汪國真寫詩始於他在暨南大學求學期間，在此之前，從15歲初中畢業開始，他在北京一家工廠當了七年的銑工。汪國真公開發表的第一首詩，是1979年《中國青年報》從暨南大學的學生文學刊物上摘選的一組詩，題為《校園的一天》。
晨練
天將曉
同學醒來早
打拳做操練長跑
鍛鍊身體好
早讀
東方白
結伴讀書來
書聲琅琅傳天外
壯志在胸懷
聽課
講壇上
人人凝神望
園丁辛勤育棟樑
新苗看茁壯
賽球
籃球場
氣氛真緊張
龍騰虎躍傳球忙
個個身手強
燈下
星光間
同學坐桌前
今天燈下細描繪
明朝畫一卷
今天看起來，這實在稱不上「好詩」，而是更近似於後來人們調侃的所謂「老幹部體」——「老幹部體」的意思就是，這些文字只是在形式上排列得像一首詩，也符合一些詩歌基本形式要求（比如押韻），除此以外就跟詩歌沒什麼關係了。在《中國青年報》刊發，意味著這樣的文字更像是一種「青春口號」，而不是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體裁的「詩歌」。
在那以後，汪國真蹉跎了好幾年，直到一首《熱愛生命》一夜爆紅，徹底改變人生軌跡：
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既然鍾情於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誠。
我不去想，身後會不會襲來寒風冷雨，既然目標是地平線，留給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只要熱愛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幾年，手抄汪國真的詩，成了當時大中學校園裡最讓人激動的事。無數的學生在熄燈後打著手電筒，將他的詩篇反覆抄錄謄寫，甚至自己配樂朗誦錄進磁帶里。
到了1990年春天，學苑出版社編輯孟光，因為偶然的原因接觸到汪國真的作品，從街談巷議中敏銳觸碰到潛在的巨大市場後，孟光僅僅用了23天，就為汪國真印出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年輕的潮》，在接下來的一年內，這股「年輕的潮」在出版界掀起驚濤巨浪：首印15萬冊，兩周之內被搶購一空，當年五次加印，總銷售量超過60萬冊。甚至有人說，1990年是中國詩歌的「汪國真年」。在此後短短五六年里，汪國真的各種詩集總銷售量超過1000萬冊，中國有新詩以來，從沒有一個詩人能夠令讀者如此瘋狂！
與盛名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文學界卻從來沒有拿正眼瞧過汪國真，在評論家和詩人們眼中，汪國真的作品，只能算是「格言警句的分行」，「把詩的礦石附上說明書」，是「思想的快餐」，「哲理的炒賣」。抨擊最厲害的，是作家侯虹斌，她說：
汪國真是在詩歌與文學的真空期內，用詩歌真誠地向時代撒嬌、向社會獻媚；那種誠懇，因為智力和技巧的不足，令人無法直視。他的詩歌是空降到那個時代的一頭怪獸，與背景不搭，也沒有更深瓜葛。那汪國真真的在中國詩壇中沒有價值麼？並非如此。汪國真曾經以一人之力，大大地拉低了詩歌的門檻，令詩歌以一種庸俗、油滑的姿態被銘刻下來，它們令人們對文字不再敬畏，令詩歌這個行當蒙羞。
平心而論，這種以「後見之明」厚誣前人的文字，多少顯得有點立場先行，在汪國真的時代，無論他的寫作旨趣和他的讀者審美，都不是一句「庸俗、油滑」可以蓋棺定論的，我們毋寧相信，汪國真的內心和文字是真誠的，這也是他能夠打動讀者的主要原因——沒有一種庸俗或者油滑，可以真正引起一代年輕人的熱愛。
不過，汪國真被迅速熱捧，又被迅速拋棄，也是不爭的事實。據說，1993年的一次講座中，一位大學生給汪國真遞來這樣的紙條：「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歡你，大一時很少看你，大二以後就不再讀你。」從1990年一夜成名，到1994年基本離開大眾視野，汪國真被世人遺忘，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時間。問題不是出在汪國真身上，而是我們的時代變遷太快。今天看來，汪國真的出現，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能嶄露頭角，靠的是80年代末「大眾文學」與「純文學」開始分道揚鑣的風口。
實際上，文學史上大部分時候，通俗文學（或者說文學的「小傳統」）和純文學（文學的「大傳統」）是涇渭分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大作家們，「魯郭茅巴老曹」之類，在20世紀上半葉以前固然早已聲名顯赫，但是在更廣大的市民階層中，他們的影響力和傳播度是遠遠不如「鴛蝴派」的，魯迅的母親就從來不看自己兒子的文字，對她來說，最有吸引力的是張恨水。在1949年之後，這兩種傳統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某種程度的合流。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迅速騰飛，文化的市場需求開始細分，真正符合普通市民階層的通俗文化產品，開始了井噴式的增長——一個社會最大多數群體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永遠是通俗易懂的、不費腦子的，讓人愉快的（哪怕是「傻樂」）——所有這些，是汪國真能夠脫穎而出的深厚土壤。
然而，成也蕭何敗蕭何，汪國真受益於90年代大眾文化需求的強烈釋放，這也註定了他的「短命」，因為市場一旦放開，會有更多、更新穎、更「有意思」，也更成熟的大眾文化產品噴涌而出，讀者拋棄汪國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1994年，電視劇《我愛我家》熱播，其中有一集講保姆小張談戀愛，身為機關幹部的男主人賈志國說：「還不是那本《汪國真抒情詩選》給鬧的！」——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信號，同樣是通俗文學、大眾文化，室內肥皂劇也已經把汪國真視為調侃的對象了。
02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同樣製造了一種「文化現象」的，還有一位龐中華。
龐中華比汪國真大十幾歲，小時候的夢想卻也是當一名詩人，卻陰差陽錯進了工科大學念地質，他跟汪國真一樣，也是念大學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習作，但是卻立刻受到來自老師和家人兩方面的阻力——老師的理由是，工科生寫詩，屬於不務正業；家人則擔心，寫詩容易招來無妄之災。
畢業後，成了翻山越嶺的地質隊員，龐中華卻從來沒有放棄他的文藝青年之夢，即便在崇山峻岭中紮營，他也有三樣東西不離身：鋼筆、筆記本（常常是自製的）、手風琴——所以很多年以後，龐中華是把音樂旋律和節奏滲入到硬筆書法教學中去的，也算是古今一人。
在深山裡呆了十五年後，龐中華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書稿《談談學寫鋼筆字》，夢想著出版，但被現實無情地嘲諷了一把：「出版社給我一堆退稿信。一個地質隊員，談什麼寫鋼筆字啊？」1980年，在學者文懷沙的幫助下，龐中華的終於得以出版，整個八十年代，這本書發行超過1000萬冊，是那十年間印數最多的圖書。而龐中華所有作品的總印數，據估計超過1.3億冊。在整個八十年代，龐中華是中國硬筆書法界一時無兩的風雲人物。
跟汪國真一樣，龐中華受到質疑也不少，普遍認為他的字結構嚴謹有餘而靈動不足，工整有餘而變化不足，更重要的是龐中華有先天不足：他的字屬於自學成才，早年的苦練都是在勘測工作之餘完成，收條件限制，他只能練硬筆而無法從毛筆中汲取養分……
就書法藝術本身而言，這樣的批評當然中肯，但龐中華的時代意義，顯然是遠遠超出書法本身的，而這種意義要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才能清晰觀照：
其一，龐中華的爆紅，體現國人人文修養的歷史欠帳在改革開放後的「報復性補課」。中國自古崇文重教，能不能寫一筆好字是一個人身份、形象很重要的標誌。進入20世紀，雖然軟筆被硬筆取代，但這種價值觀還在——六十年代有段相聲，說中山裝上衣衣兜里別的鋼筆越多，表示越有文化：別一支鋼筆是中學生，別兩支是大學生，別三隻是大學教授，別四隻就是修鋼筆的了。這當然是笑話，但是表達的意思很明顯。會寫字是文化人的標誌。可惜進入瘋狂年代，國家板蕩，文化之劫，百倍秦火，更談不上有多少年輕人能好好練一筆字了。改革開放之後，人們意識到，把中國字寫好，不僅是中國人基本的人文素養，甚至寫字本身也可以名利雙收，成為通向成功的橋樑——龐中華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成就龐中華的，可以說是特殊歷史境遇下的特殊機緣，今天看來，實在無法複製。
其二，龐中華的爆紅，也和他能及時跟上「媒介革命」的步伐，充分利用電視這個八十年代最時髦的媒體大有關係，用今天的話來說，龐中華是中國第一代「直播帶貨」的「網紅」（更準確的應該說是「電紅」——電視機紅人）。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電視逐漸在中國城市普通家庭普及開來，這是當時最重要的媒介更新，也是龐中華事業生涯的轉折點。1984年，龐中華應邀登上央視的講壇，那個時候電視頻道少的出奇，人們幾乎一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到一個穿著地質工作服的中年人用一口四川普通話講解硬筆書法。
再以後，龐中華的音樂才能和表演天賦在鏡頭前得到了充分釋放，一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中年人回味他邊拉小提琴邊教書法的情景，而通過網際網路第一次見到這種「跨界奇觀」的年輕人則笑稱龐老師是「被書法耽誤的音樂家」。說句實話，今天做直播帶貨的網紅們，跟三十五年前的龐老師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了。
龐中華的走紅，得益於電視機的興起，而他的落寞，則來源於計算機和手機的興起——日常生活的無紙化，使得寫字不再是人們日常生活必要的組成部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即便靠文字吃飯的人（作家、學者、教師之類），理論上離開紙筆也完全沒有問題。
龐中華的潮起潮落，是時代變遷非常明顯的表征。只是我們有點難過，如果我們的生活完全脫離了書寫，總讓人覺得少了點什麼。
03
跟龐中華、汪國真這樣「草根逆襲」的文化名人不同的是，許國璋先生是系出名門的一代宗師。
許先生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在西南聯大，他聽羅常培先生講語言學，聽吳宓先生講歐洲古典文獻、聽錢鍾書先生講文藝復興，聽燕卜蓀（William Empson）先生講英文散文，也聽錢穆先生講中國史，聽金岳霖先生講邏輯。許先生與他的同班同學王佐良、李賦寧、周珏良、查良錚等人，成為20世紀中期中國英美文學最重要學者群體。
大學畢業以後，許先生負笈英倫，先後在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深造，專攻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
編寫大學《英語》教材是許國璋回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60年代初期，外語教育改革提上日程，英語自然是重中之重，在當時沒有教材、沒有計劃、沒有先例的情況下，許國璋按照「既懂自己專門業務，又會使用外語處理自己業務」這一實用性需求，開始著手大學《英語》教材的編撰工作。
196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許國璋先生主編的《英語》，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套成熟的英語教材，從此風行數十年，不僅國內學英語者人手一冊，改革開放後大量出國人員也視作必備教材。在整個20世紀，「許國璋英語」幾乎是英語教學的代名詞，從這套教材獲益的中國人，數以百萬計。七八十年代，自稱許國璋學生的人比比皆是，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見過許國璋，但都是靠許國璋的教材自學的英語。
許國璋先生的英語教材，初版於1963年，到了八十年代，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加受到歡迎，很重要的一點源自許先生對學英語的基本立場：第一，英語是工具，會用最重要；第二，要大力提倡自學英語。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如此迫切地渴望與西方世界接軌，對學英語的熱情是如此高漲。許國璋的教材，從一開始就著眼於為這些人服務，它在中國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不僅僅在於它是一部專業英語教材，更重要的它是可供普通人自學的英語讀本。在許國璋先生心目中，自學原則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如果你自己不學，沒有人可以教你學，即使有人教你，能不能學成也靠自己。某種程度上，這種務實的態度和自強的品格，正是中國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動力。
1994年，79歲的許國璋去世；2015年，59歲的汪國真去世。如今，75歲的龐中華，儘管早已淡出大眾的視野，卻依然活力充沛，用各種方式呼應時代——據說，他也開通了抖音號，利用最新的媒介傳播自己的書法理念。
潮起潮落，後浪前浪，任何聞人總有謝幕的一天，但是他們留在歷史沙灘上的那些難以磨滅的印記，值得我們一次次關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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