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提出、經濟非國家化和私有化的推行，標誌著原體制模式的徹底瓦解,其根由在於，幾十年來，原體制模式的總體特徵沒有根本改變，而其矛盾和弊端卻日益加深，最終導致社會經濟全面危機和蘇聯解體。
原蘇聯經濟的衰落突出表現在該國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上。70年代起，蘇聯和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經濟差距明顯拉開,80年代中後期，兩種經濟體系的差距逐漸懸殊。
一．為什麼蘇聯國民經濟會發生崩潰
1.經濟危機實質是體制危機
蘇聯經濟由盛至衰的歷史說明，蘇聯經濟體制及其機能的作用逐漸喪失殆盡，體制功能減退導致體制模式瓦解，因此，必須深刻剖析原經濟體制的性質特徵及其實際運行。被統稱為史達林模式經濟體制的弊端，國內外學術界曾有過詳盡的評述與概說。
我國學術界多以所有制結構、指令性計劃、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概括.西方學者則認為它是一種共產主義模式，主要有行政命令、軍事經濟、集權體制、軍事共產主義模式等若干種界說。今天看來,上述結論似不能涵蓋蘇聯經濟體制的實質及其運行目的，它們只是實現該體制最終目標的方式和手段。
確切地講，蘇聯型經濟體制是一種「准國家化」的經濟體制，即指經濟體制的設置，結構、管理、運行及其目標。都服從於國家特定的政治目的，用國家政權——行政機制的強制力、而非經濟競爭的壓力推動經濟運轉;國家政權在經濟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
政治權力取代或排斥了經濟權力的獨立性，是追求國家政治利益而非經濟效益;整個社會經濟關係國家化使國家能夠實現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的壟斷，導致社會喪失前進動力和體制效率，這乃是蘇聯經濟瓦解的根源所在。
國家政治目標始終主導經濟社會發展。蘇聯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目的在經濟發展和體制運行中起著導向作用。這種政治和軍事目的的核心可以歸結為:史達林時期的「趕超戰略」和赫勃時期的「爭奪世界」。
史達林從蘇聯速度落後得出「趕超資本主義」的論點，提出要在10年內跑完已開發國家50-100年的距離赫魯雪夫把經濟上的趕超曲解為軍事上的對抗、競賽和爭薪.這樣，蘇聯發展軍事工業的目的已從防禦變為稱霸。
2.個經濟關係國家化是「准國家化」經濟體制的檳心和運行基礎
述國家政治目的主導經濟發展、國家用政權行政力量推動經濟運轉，都依賴於社會經濟關係的國家化，它是蘇聯經濟體制的癥結之所在。因此,「國家化經濟」是這種體制的本質特徵：
其一，經濟關係國家化的核心是生產資料幾乎全部國有化，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實質是國家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壟斷。儘管蘇聯有國家所有制與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的所謂兩種不同。所有制形式,但國家卻始終作為工人農民的代表，對它們擁有同樣的占有權和支配權,集體農 莊並不享有比國有制企業大的經濟自主權。因而，國家才能壟斷從宏觀到微觀、從生產到分配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
其二，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目的在於實現經濟利益國家化。經濟利益國家化指國家通過政權、尤其是所有權的壟斷占有社會財富，便於集中支配和使用。這一目的在蘇聯實現工業化時期具有其合理性。但60年代後，國家經濟利益逐漸扭曲，使經濟利益讓位於政治軍事利益，擠壓和限制了人民的消費利益，嚴重侵害了消費者權利。
其三，生產資料國有化和經濟利益國家化必然造成社會經濟和再生產過程國家化。國家作為社會政治經濟的「中心」起作用,不僅控制了經濟和生產過程，而且包攬了從社會發展到每個公民的生活。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把傳統社會主義中國家與企業關係喻為父子關係，或稱 「父愛主義」。
而在蘇聯，這種「父愛主義」遠不只表現在經濟領域，而是囊括了整個社會生活，國家不僅負責投資項目和資金分配，而且具體到勞動力就業安置、產品銷售與價格、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待遇。
二．體制危機的根由在於體制積養與改革失敗
綜上所述，「准國家化」體制運行的主體要素是:以黨的權威為支柱的政權行政體系， 以全盤國家化為基礎的經濟關係體系和機能、以國家利益（主要是政治和軍事利益）為核心的利益關係和以精神鼓勵與刺激為主體的精神動因。這種在特殊時期和特定環境下形成的體制 要素，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例如市場要素、價值規律、競爭與破產機制完全相悖。
如果說商品經濟是任何社會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那麼，蘇聯「准國家化」體制的運行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機制必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隨著蘇聯向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體制其功能機制必然失靈。蘇聯經濟體制失靈和危機乃至最終瓦解，表明該體制積弊過深，使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扭曲和變形。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利益關係的變異。
二戰後和平建設時期，蘇聯仍沿襲國家利益向軍事利益的過渡傾斜 政策，用犧牲公民經濟利益換取稱霸世界的政治利益，使國家、地區、企業和個人之間利益矛盾交織和突岀，岀現經濟關係的變異。是由官僚階層形成的利益集團和團伙，它們把持了國家經濟和政治命脈部門。
掌管優質產品和短缺物資的分配，並利用手中職權謀取私利。形成蘇聯的為數約40萬人的百萬富翁階層，蘇聯一位研究社會結構的作者通過比較認為，如果統計個人非資本化的財產，蘇社會中的不平等比西方國家還要高，可見，所謂社會利益的一致性和國家利益的整體性等已受缺損，而廣大居民的經濟利益遭到侵占。
（二） 經濟權限的壟斷。
戰後，蘇聯經濟從高度集權」走向「國家壟斷」，即國家和政府部門 對經濟運行各個方面的排他性控制，它以特定的行政集權為前提，表現形式為：
（1）生產性壟斷，主要是大型企業和生產聯合公司對某種產品生產的壟斷化，例如在原機器製造業,壟斷性生產的比重達80%, 一個企業就可以生產從零部件到製成品的總價值達100億盧布以上的產品額。就某些具體產品品種而言，例如內燃機車等的生產，其壟斷化程度甚至達到90%。
（2）部門性壟斷，過去建立的所謂跨部門聯合公司、專業聯合公司等，都是按壟斷類型建立的;而各個部委,諸如國家計委、國家供委、商業部等,則壟斷了絕大部分物資和產品的調撥權。
（3）還有地區性壟斷、商品經營和銷售的壟斷等等。蘇聯的這種經濟壟斷，不僅是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壟斷，實際上是對企業自主權的壟斷;它不僅排斥了經濟競爭，而且使企業缺少其必要的獨立意識及其生產能動性。實踐證明，國有化程度越高，國家對經濟壟斷就越強，而企業的自主性及其生存條件就越小，而蘇聯經濟的國家壟斷必然導致經濟停滯的結果。
三．總結
筆者認為，蘇聯經濟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改革難以探化而其根源可以歸結為「准家化」這一體制長期構造的「障礙體系」，它使任何良好的改革方案都成為一紙空文。如前所述，蘇經濟運轉在相當程度上靠的是政權行政機制的推動，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已融為一體，由此形成國家化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
一直到1990年，蘇聯官方和有識之士才認識到這一體制弊端，例如蘇在提出經濟「非國家化」概念時認為，它的實質是「克服經濟、政治、社會和其它社會關係中的國家專制」，而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私有化氣這裡，由於經濟對政治的高度依附，以及長期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國家化社會關係，造成阻礙改革的「障礙體系」過於強大，它不僅僅來自於經濟和經濟體制,而且根源於社會體系的各方各面。
按照近年來蘇聯經濟改革的枸想，經濟改革的關鍵是使企業發揮主動精神和自主精神並在此基礎上恢復整個經濟活力，同時必須削弱中央計劃機關和各個部委對經濟和企業的控制權，也就是說，只有逐漸削弱國家對經濟的壟斷，才可能實施以注入市場機制為目的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蘇聯，由於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統一性，削弱經濟權限也就意味著縮小國家的政治權限，所以，在蘇的高層領導中，不願作根本性改革的勢力占據優勢。他們不僅對改革的各項政策抱消極態度,而且造成領導階層思想不一致。
使改革缺乏統一的意志和堅強的領導，在各個中層環節，地區領導人、國營大企業和軍工集團的頭頭，也不執行改革措施，他們更為習慣傳統經濟的命令方式。而在基層，廣大群眾缺少改革意識和緊迫感，又感受不到經濟改革所能帶來的實惠，使改革缺少來自社會的動力。